2007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任命案，其中55岁的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新的科技部部长，国内外好评如潮。埃菲社报道说：“这是毛泽东时代以后首次任命一位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长。”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题为《中国打破新部长的铸模》的文章，认为“任命万钢为中国新的科技部部长，对中国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我看来，万钢任职的开创性意义首先在于它的恢复性意义。因为在新中国历史上，党外人士任政府要职，包括任正部长，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8人中，有2位是民主党派人士，1位是无党派人士。委员56人中，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28人，占委员总数的50%。当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1人。政务委员中，有9人是党外人士。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非中共人士占14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民盟沈钧儒先生担任，还有2名无党派人士分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
　　当然，当时的情况与今天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时，明确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情况到了50年代后期发生了彻底变化，经过那场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之后，党外人士任政府职务的情况几乎灭迹。接踵而来的正是我国政治民主的大倒退时期，现在，痛定思痛，应该说这是一段令人齿寒的历史曲折，也给我们一次沉重的历史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的意义不仅仅是恢复，其中蕴藏着我们用历史代价换来的新的认识、新的机遇。
　　说万钢副主席“入阁”的“开创性”意义还有第二层意思，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新特点。正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走上了中兴之道，才会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其中包括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越做越好，越做越活跃，越做越思想解放。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新一届党中央对于人民政协理论空前重视，对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特点、任务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新时期统一战线特点时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万钢担任新部长就是这种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因为中国毕竟要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除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外，更要倚重我们自己发现和创造的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和前提下，我们还必须进行不间断的具体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万钢副主席担任科技部部长一职，确实反映出我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属于政治体制渐进改革过程中的新步骤、新举措。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相信随着中国政治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共领导下的政治改革进程还将出台许多老百姓喜闻乐见、深得人心的改革措施。科技部作为中国政府中一个与现代化发展举足轻重的关键部门需要栋梁之才掌舵，万钢先生的杰出技术和专业背景促使他能成功地走上这个关键性岗位，这是中国政通人和、政治清明的又一象征。
　　万钢出任正职部长的“开创性”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愚以为，目前外界的评论还有一些疑惑、观望的认识值得注意。例如本文开头引述的《金融时报》文章就认为：“他（指万钢）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阶层的扩大。因此，此次部长任命具有的象征意义，并不代表实质性改变。”西方新闻语言毕竟带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张自己任何举措的“划时代意义”。但我想，坚冰已经打破，最近中国政府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等，无不预示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朝着纵深方向稳步推进。需要思索的问题很多，比如万钢先生的任职究竟属于非中共优秀人士参政的个人行为，还是作为民主党派派出代表的政党行为；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入政府工作，并委以重任，究竟属于参政行为还是属于与中共共同执政的行为，都值得研究。如果把这些问题想透了，议透了，也许万钢任职的“开创性”意义更加意味深长！
　　（作者为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