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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本世纪的事实性命题，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呈现出明显的迟滞性，中国在亚太各方面的影响力俨然超过了美国，中美在亚太各项问题上必然性的存在分歧和竞争，亚太地区的战略意义决定了中美亚太共处之道的重要性。
关键词 “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国崛起 亚太区域合作路径
作者简介：陈姣，青岛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123-02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滞性
2012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推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d Asia）战略，希望借此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理想预期是：奥巴马政府妥善解决小布什遗留下的反恐事宜，迅速转向亚太战略部署，给中国增加压力。但时至今日，奥巴马任期已将近尾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未达到初步预期，甚至在有的地区更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
安全上，“反恐”战争所遗留的问题并未按预期思路妥善解决，反而很有可能将美国卷入“第三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已经完成了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计划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军。 然而，大中东地区局势复杂，2011年，大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美国鼓动“广场运动”，以意识形态外交为基本标准，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促进演变，但意识形态外交与现实主义外交的矛盾很快显现出来：2013年，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解除职务，美国因为民选总统代表穆尔西兄弟的“不合作”而与“非民主”的军方保持良好的沟通；2014年，原先由西方和中东国家资助的叙利亚反对派不断壮大，迅速占领伊拉克安巴尔省重镇费卢杰，公开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6月份宣布建立“伊斯兰国”（IS），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学生的摆布” ，中东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境遇。正是由于美國对大中东局势估计不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从现实主义外交的角度来看，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并未减少；从意识形态外交角度来看，中东并没有实现美国意义上的“人权、民主”，中东地区的安全阴影仍挥之不去。
军事上，首先，2013年至2014年春，乌克兰内部爆发冲突，其克里米亚地区通过自选加入俄罗斯联邦，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自北约东扩以来美俄之间的冲突，导致美国在欧洲地区必须的军事存在，成为其进军亚太的掣肘之一。其次，2014年美国国防开支仅占美国经济总值的3.4%，严重低于二战后该比率的平均值，同时，奥巴马推行的社保和医保改革，其预算都远远高于国防开支占整个预算的比例，这都无疑牵制了美国军力向亚太的部署。
经济政治上的“二元结构”。亚太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合作加深与政治安全严重分歧的“二元结构”，即经济合作上，出于经济结构同质性的考量，亚太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性远强于对美国的依赖性，形成经济发展靠中国的模式取向。奥巴马在亚太拉起来的所谓高标准的TPP，不仅进程缓慢，中国也没有按照上述标准行事；政治上，亚太国家兼顾考虑自身与中国领土纠纷以及对中国实力增强的恐惧，又在政治安全上投入美国阵营，但是，尽管美国妄图强化敌对中国势力，亚太国家鉴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并不愿意明确的选边站。鉴于此，2014年8月9日，在美国支持下的菲律宾在东盟地区会议上提出“三步行动计划”的遏华提案遭到东盟各国冷落。
当前，多方面的牵制使得战略迟滞性越来越明显，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其战略迟滞性并不代表完全停顿，更不能说明战略失败，只是延缓滞留，走走停停，不能短时间内实现奥巴马政府成功遏制中国的预期。
二、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首先反映在世界对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的认知理念上，实现中国角色的转换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化，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变。其次，中国崛起的另一层意义则体现在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继承性的提出“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经济方面，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度超过欧盟、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达到30%，未来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中国每年粗放式增长率也超过10%，如果中国保持该势头的增长速度，未来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可能赶超美国。军事方面，中国经济势头强劲，保证军费投入，伴随科技的发展，中国军事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军人素质，俨然已经步入世界前列。外交和文化软实力方面，习主席上任以来，出访足迹遍布四个大洲18个国家，2013年底建设性的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进一步完善互利互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区域安全合作，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将我们中华文化传递出去，形成稳定的周边战略，展现和平的发展姿态。中国的发展还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作出贡献，近年来，在反恐、防核扩散、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核问题谈判、南苏丹问题解决以及派遣维和部队（我国是世界上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等方面，都有我国的声音。
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特殊国情会有力的向世界证明，中国必然会为国际体系的变化注入新鲜的要素和动力，“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三、中美亚太共处之道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年）曾经得出基本结论，美国的实力并未出现根本的衰落，当前只是一定程度的衰弱。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要避免像过去的大国一样，新兴大国与现存国必经一战，才能奠定国际地位。我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中已然掉进了修昔厎德陷阱，但却不能像历史上那样通过战争、冲突解决问题，中美的规模决定中美不能冲突，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跳出修昔厎德陷阱。中美在亚太的未来既不是单纯的对抗，也不是全部的合作，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开放的，它存在多种可能性。正如习主席在2013年6月加州庄园会晤上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做出的正式定义，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1.中美要坚持底线避免正面冲突。首先是中美之间的短板问题——军事。当前阶段，中美关系的首要原则是避免冲突，在确保非对抗性的基础上，维护两军关系的基本稳定，探索能够有效规避重大冲突的危机规避与管理机制。2014年瀛台峰会，双方在军事达成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这两点共识，为中美两军的长远发展规划提供过了可能。长远来看，中美两军尤须强化“共同利益”认知，以合作累积互信。 中国异军突起，加之美国的不当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不足。中美增加在海上安全通道、海盗、防扩散、人道主义救援、网络空间、太空等共同利益领域探讨合作路径，减轻双方日益增大的安全困境。基于共同利益的两军关系将会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有助于增强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國关系。
其次是在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南海问题上，“努力为解决老问题寻找新答案，为应对新问题寻找好答案，不断破解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安全困境”。 美国在台湾具有重大的利益，两岸如果在未来就敏感的军事、政治议题进行协商谈判，走向和平统一，美国势必会高度关注，甚至采取相应的举措实施一定的干扰。但随着中国崛起，两岸实力差距拉大，相反中美力量博弈却在趋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功能下降。中国的和平统一有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两岸问题与中美关系，充分考量两岸协商谈判中的美国因素，使两岸融合过程顺利进行，消除中美的潜在冲突，避免直接战争的可能；朝核问题上，为促进中美关系，应从“两个双边”和“一个多边”入手，其中“两个双边”是指朝美关系、中美关系，“一个多边”则是指整个东北亚地区。中美之间应该加强战略层次上的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重启六方会谈，谋求建立多边对话机制，使“两个双边”实现良性互动，增强“一个多边”区域内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减少彼此之间的猜忌和误判；南海问题上，坦诚沟通，探索构建地区合作机制和对话机制，协商建立海上行为规范，共同维护南海稳定，实现共存共荣、合作共赢。
2.拓展亚太区域合作路径。探讨建立双边FTA的可能性。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要素。当前阶段，应允许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并行发展，相互借鉴，良性竞争。目前亚太地区主要存在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 X”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合作机制以及亚太诸国之间互建的FTA，中美应以开放的态度审视现有的、仍处于发展演变中的各种经济合作机制，不抱成见，鼓励发展，让市场力量自主决定经济合作平台的竞争。长远阶段，中美之间应在现有FTA的经验中，积极探讨建立双边FTA的可能性，构建两国之间协调渠道和机制，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均衡，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美国及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中美之间建立双边FTA，不仅可以实现中美经济上直接的双边对话，还能够综合考量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中美应当解放意识形态的禁锢，认真探讨双边FTA的可行之路。
另外，双方要尽量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美国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将有损美国经济复苏的机会”，“中国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因此会企图阻碍中国的崛起” ，在双边固有矛盾及战略互信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就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共担责任，展开合作不失为增强战略互信的一条路径。2014年瀛台峰会后，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1个共识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方要合作，这个案例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启示：在全球性议题，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当然，这个合作的起点就是亚太地区，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
四、结语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亚太地区避免冲突、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具有创新性、双边性。实践优先、理论滞后的构建模式，要求双方应该先做起来，通过意识形态互补、战略互信加强来不断充实这一概念，使中美在亚太地区共处的开放性模式中实现最好的可能。
注释：
郭振佳.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滞性及原因分析.新视野.2014（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6.
黄平、倪峰.美国问题研究报告：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8-55.
李岩.美国亚太军事战略调整与中美军事关系.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光明日报.2012-07-08.第4版.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关键词 “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国崛起 亚太区域合作路径
作者简介：陈姣，青岛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123-02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滞性
2012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推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d Asia）战略，希望借此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理想预期是：奥巴马政府妥善解决小布什遗留下的反恐事宜，迅速转向亚太战略部署，给中国增加压力。但时至今日，奥巴马任期已将近尾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未达到初步预期，甚至在有的地区更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
安全上，“反恐”战争所遗留的问题并未按预期思路妥善解决，反而很有可能将美国卷入“第三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已经完成了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计划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军。 然而，大中东地区局势复杂，2011年，大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美国鼓动“广场运动”，以意识形态外交为基本标准，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促进演变，但意识形态外交与现实主义外交的矛盾很快显现出来：2013年，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解除职务，美国因为民选总统代表穆尔西兄弟的“不合作”而与“非民主”的军方保持良好的沟通；2014年，原先由西方和中东国家资助的叙利亚反对派不断壮大，迅速占领伊拉克安巴尔省重镇费卢杰，公开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6月份宣布建立“伊斯兰国”（IS），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学生的摆布” ，中东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境遇。正是由于美國对大中东局势估计不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从现实主义外交的角度来看，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并未减少；从意识形态外交角度来看，中东并没有实现美国意义上的“人权、民主”，中东地区的安全阴影仍挥之不去。
军事上，首先，2013年至2014年春，乌克兰内部爆发冲突，其克里米亚地区通过自选加入俄罗斯联邦，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自北约东扩以来美俄之间的冲突，导致美国在欧洲地区必须的军事存在，成为其进军亚太的掣肘之一。其次，2014年美国国防开支仅占美国经济总值的3.4%，严重低于二战后该比率的平均值，同时，奥巴马推行的社保和医保改革，其预算都远远高于国防开支占整个预算的比例，这都无疑牵制了美国军力向亚太的部署。
经济政治上的“二元结构”。亚太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合作加深与政治安全严重分歧的“二元结构”，即经济合作上，出于经济结构同质性的考量，亚太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性远强于对美国的依赖性，形成经济发展靠中国的模式取向。奥巴马在亚太拉起来的所谓高标准的TPP，不仅进程缓慢，中国也没有按照上述标准行事；政治上，亚太国家兼顾考虑自身与中国领土纠纷以及对中国实力增强的恐惧，又在政治安全上投入美国阵营，但是，尽管美国妄图强化敌对中国势力，亚太国家鉴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并不愿意明确的选边站。鉴于此，2014年8月9日，在美国支持下的菲律宾在东盟地区会议上提出“三步行动计划”的遏华提案遭到东盟各国冷落。
当前，多方面的牵制使得战略迟滞性越来越明显，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其战略迟滞性并不代表完全停顿，更不能说明战略失败，只是延缓滞留，走走停停，不能短时间内实现奥巴马政府成功遏制中国的预期。
二、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首先反映在世界对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的认知理念上，实现中国角色的转换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化，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变。其次，中国崛起的另一层意义则体现在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继承性的提出“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经济方面，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度超过欧盟、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达到30%，未来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中国每年粗放式增长率也超过10%，如果中国保持该势头的增长速度，未来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可能赶超美国。军事方面，中国经济势头强劲，保证军费投入，伴随科技的发展，中国军事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军人素质，俨然已经步入世界前列。外交和文化软实力方面，习主席上任以来，出访足迹遍布四个大洲18个国家，2013年底建设性的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进一步完善互利互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区域安全合作，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将我们中华文化传递出去，形成稳定的周边战略，展现和平的发展姿态。中国的发展还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作出贡献，近年来，在反恐、防核扩散、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核问题谈判、南苏丹问题解决以及派遣维和部队（我国是世界上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等方面，都有我国的声音。
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特殊国情会有力的向世界证明，中国必然会为国际体系的变化注入新鲜的要素和动力，“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三、中美亚太共处之道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年）曾经得出基本结论，美国的实力并未出现根本的衰落，当前只是一定程度的衰弱。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要避免像过去的大国一样，新兴大国与现存国必经一战，才能奠定国际地位。我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中已然掉进了修昔厎德陷阱，但却不能像历史上那样通过战争、冲突解决问题，中美的规模决定中美不能冲突，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跳出修昔厎德陷阱。中美在亚太的未来既不是单纯的对抗，也不是全部的合作，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开放的，它存在多种可能性。正如习主席在2013年6月加州庄园会晤上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做出的正式定义，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1.中美要坚持底线避免正面冲突。首先是中美之间的短板问题——军事。当前阶段，中美关系的首要原则是避免冲突，在确保非对抗性的基础上，维护两军关系的基本稳定，探索能够有效规避重大冲突的危机规避与管理机制。2014年瀛台峰会，双方在军事达成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这两点共识，为中美两军的长远发展规划提供过了可能。长远来看，中美两军尤须强化“共同利益”认知，以合作累积互信。 中国异军突起，加之美国的不当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不足。中美增加在海上安全通道、海盗、防扩散、人道主义救援、网络空间、太空等共同利益领域探讨合作路径，减轻双方日益增大的安全困境。基于共同利益的两军关系将会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有助于增强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國关系。
其次是在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南海问题上，“努力为解决老问题寻找新答案，为应对新问题寻找好答案，不断破解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安全困境”。 美国在台湾具有重大的利益，两岸如果在未来就敏感的军事、政治议题进行协商谈判，走向和平统一，美国势必会高度关注，甚至采取相应的举措实施一定的干扰。但随着中国崛起，两岸实力差距拉大，相反中美力量博弈却在趋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功能下降。中国的和平统一有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两岸问题与中美关系，充分考量两岸协商谈判中的美国因素，使两岸融合过程顺利进行，消除中美的潜在冲突，避免直接战争的可能；朝核问题上，为促进中美关系，应从“两个双边”和“一个多边”入手，其中“两个双边”是指朝美关系、中美关系，“一个多边”则是指整个东北亚地区。中美之间应该加强战略层次上的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重启六方会谈，谋求建立多边对话机制，使“两个双边”实现良性互动，增强“一个多边”区域内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减少彼此之间的猜忌和误判；南海问题上，坦诚沟通，探索构建地区合作机制和对话机制，协商建立海上行为规范，共同维护南海稳定，实现共存共荣、合作共赢。
2.拓展亚太区域合作路径。探讨建立双边FTA的可能性。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要素。当前阶段，应允许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并行发展，相互借鉴，良性竞争。目前亚太地区主要存在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 X”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合作机制以及亚太诸国之间互建的FTA，中美应以开放的态度审视现有的、仍处于发展演变中的各种经济合作机制，不抱成见，鼓励发展，让市场力量自主决定经济合作平台的竞争。长远阶段，中美之间应在现有FTA的经验中，积极探讨建立双边FTA的可能性，构建两国之间协调渠道和机制，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均衡，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美国及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中美之间建立双边FTA，不仅可以实现中美经济上直接的双边对话，还能够综合考量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中美应当解放意识形态的禁锢，认真探讨双边FTA的可行之路。
另外，双方要尽量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美国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将有损美国经济复苏的机会”，“中国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因此会企图阻碍中国的崛起” ，在双边固有矛盾及战略互信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就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共担责任，展开合作不失为增强战略互信的一条路径。2014年瀛台峰会后，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1个共识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方要合作，这个案例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启示：在全球性议题，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当然，这个合作的起点就是亚太地区，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
四、结语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亚太地区避免冲突、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具有创新性、双边性。实践优先、理论滞后的构建模式，要求双方应该先做起来，通过意识形态互补、战略互信加强来不断充实这一概念，使中美在亚太地区共处的开放性模式中实现最好的可能。
注释：
郭振佳.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滞性及原因分析.新视野.2014（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6.
黄平、倪峰.美国问题研究报告：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8-55.
李岩.美国亚太军事战略调整与中美军事关系.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光明日报.2012-07-08.第4版.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