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富士康这类怪胎型工厂聚居区的形成,不受管制的资本的贪婪固为始作俑者,地方政府同样难辞其咎。富士康员工频繁自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宣告,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已然失败——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城市生活,几十万人口处于工厂化生存状态。
　　富士康之类的外资、合资企业,部分地复制了企业办社会、企业取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员工被安排居住在工厂建设的集体宿舍中,并在集体食堂中吃饭。他们似乎可以足不出企业,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可以享受到现代的种种便利。但在这些现代企业内部,紧张的工作却使得同宿舍的年轻人形同陌路。
　　外资企业复制国有企业的生态,可从两个方面解释。企业方面可能认为,切断员工的社会联系,将其封闭在厂区内,可以最高效率地榨取其血汗。比如,这些员工需要长时间地加班,每天工作时间十来个小时,居住在工厂似乎比较便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担心这些年轻员工走出厂区,进入专属于他们的社会,将会消耗本地公共品和公共管理资源;他们如果落根、生活,就会降低本地人口的福利等。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企业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一个默契,地方政府运用种种法规、政策,迫使年轻的外来人口依附于工厂。这些外来的年轻人甚至根本不敢幻想自己不光是个打工仔、打工妹,而是一个完整的人,公民。
　　这种政策导致了一个结果:在所有这类工业与外来人口聚集区,只有工厂,而没有城市;只有经济,而没有社会。
　　欲改变目前珠三角工业集中地区“社会”匮乏的现象,就必须逐渐消解现有的员工集中居住于厂区的形态,让年轻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居住在工厂之外,然后再以一个人的身份到工厂去上班。工作只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拥有更为有趣的社会、文化生活。如果存在这样的社会,年轻人即便工作压力较大,也可以找到疏解之方。
　　这样的变革对企业、对地方政府同样提出要求:企业应提高员工工资,以使他们可以正常生活。地方政府应把打工仔、打工妹们当成享有政治、法律权利的国民,让他们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入社会。从长远来说,这也合乎地方政府和当地人的利益:年轻人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城市生长的过程,这些员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地方完成城市化的过程。基于完整的人的幸福而展开的城市化,才是珠三角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