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异同志逝世整整三周年了。三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总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不幸的，却是令人敬佩的。在他生命的航程上，智慧之光，总是闪闪发亮；生命之火，总是燃烧不，息。克异就是靠坚强和自信，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压力，挺过来的。即使在最不幸的日子里，他也坚信祖国大地必然会芳草常青，春光融融。
　　不管他自己的命运有多么不幸，克异对党的伟大，始终坚信不移。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归心似箭》和《杨靖宇》，就是最好的佐证。
　　克异和人民，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人民，是心连心的。他常说：“人民是不朽的，永远要歌颂他们！”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最初的题名就叫《不朽的人民》。
　　对党的信赖和对人民的深爱，支持着克异，使他忍受住了林彪、“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强加给他的一切灾难。
　　克异是在三中全会的精神照耀下新生的。
　　一九七八年六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吴南生同志和宣传部的支持和关注下，克异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来京写作。克异是个病人，妻子姚绵恰被影协借调，一儿一女年纪又小，这一家人是分不开的，于是他们四口便都住进我社。尽管我们给克异提供的是一间最大的写作室，但也仅有十来平方米，我怀着十分的歉意，向克异解释这一切。出乎我的意料，克异对这间写作室却很满意，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还特意买了一盆绿意葱葱的花，摆在窗口，显得这间小房格外的有生气。他告诉我，这条件已经是很好了。说这话时，他那双诚实、憨厚的眼睛里充满了激动，“你知道，我过去的住宿条件吗？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住房前的甬道里，堆满了杂物，出出进进都不方便，对面是集体厨房，天一亮，鸡鸣鸭叫，烟薰火燎，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我每天都要在晚上十时以后，等左邻右舍、妻子儿女都睡下，才能开始写作。”克异告诉我，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写出了《历史的回声》的第一部，并且构思了第二部，翻译了巴尔扎克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农民》。显示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
　　《历史的回声》是克异计划要写的一部多部头的长篇小说。以一八九一年沙俄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背景，揭露和控诉了沙俄帝国主义对我东北人民实行欺骗和奴役、镇压和屠杀的侵略罪行。看过第一部初稿，我们已满怀信心和希望。记得克异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很兴奋，跟着他就干劲十足地投入了第一部的修改。结构虽有所调整变动，人物虽有所增补加强……但这一切，全都在克异的意料之中，他早已胸有成竹。当时，他着急的不是文思不能泉涌、文笔不能酣畅，而是时间紧迫！他有那么多宏深壮丽的生活要写，有那么多气势磅礴的场面要构思，有那么多有姿有彩的人物要描绘！时间对于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来说，实在太宝贵了！
　　就这样，克异不停地写，不停地想，经过半年的努力，又一次在他的修改稿中，再现了历史的烟尘，人民的风貌；再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山川草木；再现了沙俄的嘴脸和暴徒的眉眼……小说逼真但不原始，丰富但不缭乱，复杂但不纷繁，细致入微但不支离破碎，气魄之宏大，境界之辽阔，比预料的更令人满意。这固然与克异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克异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他青年时代历尽坎坷，以后又目睹东北人民沦亡之苦，亡国之恨，特别是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熟悉和了解，给他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生活素材，使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
　　对克异，我并不能说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很知心，特别是他的为人和才华，使我对他钦敬。克异来京后，考虑到他一家四口都要学习和写作，因此，我们除了给克异准备了一张特大号的写字台外，还放了一张两屉桌，专供他的儿女学习用。但我常常发现，克异不是坐在软椅上，舒舒展展地伏案写作，而是局缩在床头，利用书桌的一角，不停地写，那样子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是不是因为房子太小？还是桌子不够用？一次我问起了他，克异露出了憨厚难言的神色，温和地说道：“我不习惯！”说完，他怕我误会才告诉我，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伏案写作了。在广州时，他是坐在藤椅上，垫着一块木板写作的。住院期间，他在胸前放上一块木板，坐在病床上写……来北京以后，完全换了一个天地，安静的写作环境，舒舒服服的写作条件，思想可以自由骋驰，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食住不要自己去操心，但长期形成的习惯，却不能一下子就适应。“我那么坐着写，写不出来呀！”我听了一阵心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克异却完全没有觉察到，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的黄金时代，来得迟了一点，但还不算太晚，我要用三年时间，把《历史的回声》四部写完。”说这话时，那刚毅的表情，激动的神色，至今历历在目。克异对自己的才华一贯是估计不足的，但对他的体质又估计得过高。他毕竟太虚弱了，来京半年，只因为一次平常的感冒，便哮喘加剧，高烧不退，最后被送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也没有停止构思和写作，床头柜的里里外外，床上枕下，放满了书籍、稿纸和手稿，他又象过去住院时那样，打吊针时构思小说，打完吊针便伏在病床上写小说，医生护士只能被他感动，却无法说服他。
　　克异对自己的健康，从来是马马虎虎的，但他对别人却关心倍至。他认识一位老中医，知道我患有胆石症，几次动员我去，还给我讲了这位神医的一些故事，以致使我十分动心，我们相约在他给《收获》的稿子全部寄出后就去，谁能想到，他竟在几日之后脑干出血突然猝死，想起这件事，我就无比悲恸。
　　我和克异同志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他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呢？这是因为他的诚实和真挚，让人一接触就感到可亲可近，他总是诚心诚意地了解别人的艰难、困苦和需求，从而尽力去帮助。他热情而实在，没有一丝虚假和客套，但同时又有着鲜明的是非爱憎；他有着赤子一般的忠诚、和善和忍让精神，但从不随意滥用自己的感情。这一切不仅反映在亲人之间和同志之间的关系上，同样也反映在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和小说里，他把美学的感情和道德的感情，融成一体。
　　克异逝世的前两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五月二十五日的中午，我在大门口碰到他，他举着刚刚买来的茶叶，一脸笑容，对我说：“一块钱一两的，你不尝尝！”他刚理了发，神采奕奕，看得出当时他的心境是非常好的。晚上下班时，我又在院内羽毛球场上碰到他，他跑过来，一脸激动，“我刚接过电话，约我去谈平反问题，要把过去的档案拿给我看，还真有个结论，要当着我的面烧毁。”说这话时，他没有愤恨和不满，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是在谈起那份“结论”的时候，在那双诚实的眼睛里，闪出一丝迷茫的神色。过后我才知道，就是这个没有和本人见过面的“结论”，在已流逝的岁月中，使克异的才华倍受挫伤。
　　当时，我知道《收获》正催他的稿子，我怕他精力分散，影响小说修改的进度，便说：“先不忙，二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何在乎这几天，忙过这一阵再去吧！”克异点点头，表现出一种知心的赞许。
　　第二天上午工间操休息时，我又在报刊资料室碰上克异，他微红的脸色，显得精神格外的饱满。我说：“克异，你的气色真好！”他笑着说：“怎能不好，昨天接到《收获》的电报，刚才又打来长途电话，函电交加！他们要发表，你们要出版，电影(指《归心似箭》)要去看样片，对我来说，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我完全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是啊！克异的电影剧本被压了十多年，他的长篇小说从酝酿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现在政治上很快就要彻底平反，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他在事业上的宿愿，也都相继要实现了，这如何能不叫他激动、兴奋！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下午四时左右，姚雪垠同志当时的助手，给克异去传呼电话，才发现他已不省人事。我得知后赶忙跑上小楼，推开克异的房门，立时呆了，傻了。克异背靠着墙，斜坐在床上，脸色蜡黄，没一点血色，他的头深深低下，口边吐出的白沫，早已成为一片白迹，双腿搭拉在床下……看来他自知不适，想躺下休息，刚把笔放下，还没有来得及躺下，就过去了。我赶忙把同志们呼唤来，轻轻的把克异放平，把双腿抱上床去，我把手放在他的腕上，已经没有一点脉搏了，鼻口之间，也没有一丝气息。几分钟后，急救站的医生来了，方知克异已经死去多时，但我们不死心，苦苦哀求，定要他们抢救，医护人员连连打了几针，没有任何反应，立即决定，送往医院抢救。到医院时，已经完全无望了。
　　几小时前，克异还有说有笑；几小时后，他竟然和我们永诀了。疑真疑梦，不知如何适应。克异走得太匆忙，太急迫了，无论是他的亲人，还是他的挚友，都对他的早去感到茫然！
　　克异逝世整整三年了。这三年，他写的电影剧本《归心似箭》被拍成影片放映后，赢得了社会上的好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也已出版，引起了文学界、评论界的重视；克异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杨靖宇》已发表，可望拍摄。未足花甲人先去，回声阵阵寄衷情。对克异来说，生命之路是太短了！他无疑是一个早逝的作家；但他走过的艺术之路和留在人世间的艺术成果，却有很强的生命力，会长留人间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为纪念克异逝世三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