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打赌,写了中文互联网第一本悬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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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前不久您刚刚推出了最新长篇推理小说《宛如昨日:生存游戏》。可以说说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吗?
  蔡:我的短篇小说《宛如昨日的一夜》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我觉得里面的科幻VR设备很有意思,有很大的空间去拓展,便有了长篇小说《宛如昨日:生存游戏》。我在2016年3月完成了初稿,写完以后,感觉过多地强调了科幻性,于是做了巨大的调整,加入了一些社会性的元素。我在书中塑造了一个非常叛逆的女性人物形象,一个18岁的高中女孩。如果她真的存在,我一定会爱上她的。很多人说,“宛如昨日”听上去很文艺,其实我觉得记忆本身就是很文艺的,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青春,这些都是很文艺的主题。
  记:这距离您创作第一本小说《病毒》已经过去了16年。请问您当初是怎样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
  蔡:我是从2000年开始写作,那是网络文学第一次兴起的时候。我在“榕树下”网站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现在看起来还蛮像纯文学的。那年我还得过一个人民文学·贝塔斯曼杯文学新秀奖,获奖作品还发表在那一年的《当代文学》上。
  記:为什么后来开始写悬疑小说了呢?
  蔡: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悬疑小说。只是因为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和“榕树下”的一位网友聊天,说我也能写像《午夜凶铃》那样的小说。因为那时候看了《午夜凶铃》的小说和电影,对我触动很大,很有欲望去写那样的故事。而且之前我也积累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像打赌一样地写了起来。
  第二年,小说写完了,首发在“榕树下”网站上。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文互联网上第一本悬疑小说——《病毒》。正是这样一个很偶然的打赌,使我开始了这个类型的创作。
  记:您最初是写惊悚悬疑类小说,后来又写了心理悬疑类,再到现在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题材,促使您写作题材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蔡:我一直都挺关注社会现实的,时常会为了某些社会事件而内心激动。严格来说,我认为作家最好有社会责任感。但作家的本职还是表达自我。
  在我的作品里,我觉得社会责任与自我表达是融合在一起的。我自觉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我会为了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孩子流泪,我也知道有些事该做有些事不该做。比如我的小说里经常出现一个叫叶萧的警察,我把他塑造成嫉恶如仇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我自己。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国度里。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处处是素材。能够让我们感动的悲伤的,或者唏嘘不已的故事太多了。这样的故事很有力量,跟悬疑结合在一起更有力量。
  记:您的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中学时代。您自己的中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呢?
  蔡:跟许多人不太一样,初中毕业后,我接受的是职业教育,专业是民用电报。所以,我没怎么享受过那个年纪的青春期应有的无忧无虑,而是朦胧地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担心或许终生都要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
  十七八岁时,我把2000个民用电码背得滚瓜烂熟(四位数字代表一个汉字,没有规律可言,必须死记硬背),学会了如何使用电传打字机,练就了用右手操作数字小键盘打字如飞的技能,还对全世界各地城市的电报代码如数家珍。但我刚一毕业,还没踏上工作岗位,民用电报这个行业就消亡了,自然这个工种也被淘汰了,等于我的职业教育完全白费了。
  记:当时有想过未来会成为一名作家吗?
  蔡:并没有。小学时,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考古学家,中学时梦想变成画家,还痴心妄想地考过美院,最后才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个作家——至今我仍对“作家”两个字感到汗颜。可惜,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被漫长无情的时间和日益庸俗的世界共同谋杀了似水年华。
  记:有没有哪个人或者哪本书影响了您的一生?
  蔡:17岁那年,是我少年时最郁闷的时光,偶然借了一本《红与黑》,用了数个夜晚读完。也许,放到今天我已没有耐心读完《红与黑》全文,但司汤达已成为第一个影响我的经典作家。自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病毒》问世以来,我的名字似乎就和“悬疑小说”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我非常不愿看到的,但悬疑小说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必须感谢一个美国男人——斯蒂芬·金。他所有的作品,我都熟读于心。
  记:您起初并不是全职写手,是什么让您放弃了当初在国企的工作转而专心创作呢?
  蔡:我19岁就在上海邮政上班了,做着平凡而无聊的工作。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因为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同事,能谈一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但也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同事,我只遇到过一个,比我大十几岁,我在公用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古典诗词上去。
  2005年,我忽然发现通过写作足以养活自己:一年写小说挣来的版税,已经超过单位工资的几十倍。然而,当时我还是没有选择离开,继续维持了大约两年。对我来说,上班已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一种义务。或者说,上班是一种习惯,似乎我还不能适应每天待在家里做自由作家的生存状态。
  我既不觉得离开得早,也不觉得离开得晚,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各自恰当的时机:当你的内心真的无法再让自己停留下去的时候,那就不要再束缚自己吧。
  记:生活中有没有经历过比较“悬疑”的事?
  蔡:也许有的人认为有些事很悬疑,但我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其实,生活中我是不相信鬼神的,所以这方面也很难吓到我。
  记:能谈谈您的创作习惯吗?
  蔡:我一般是把整个小说都想好,再开始写。比如我写一部20万字的小说,可能光提纲就写好几万字,所以整个过程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规划。这样的一个规划需要耐心,也需要理智和理性。
  记:您已经有多部作品被翻拍成影视剧,现在也有许多作家都转行去当编剧。对于写作和编剧的关系,您怎么看?
  蔡: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向来是紧密相连的。比如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他的代表作品是《窥视者》 和《橡皮》。除了小说家之外,他还有个身份,就是电影大师。艾伦·雷奈的经典作品《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剧本就是他执笔的。我觉得文学作品可以给影视提供营养。影视可能会向文学提供一些故事的角度,提供一些技巧。但从精神的角度来说,一定是文学在影响着影视。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是一个职业记者,同时在墨西哥做电影编剧。他编剧的作品,没有一部是大家熟知的,我也没有看过,可能是很小众的西班牙语片子。我看过一个马尔克斯的小说集,他把自己写过的新闻报道和剧本改成小说,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不是一个成功的编剧。一些顶级的小说家,成为优秀的编剧以后,可能不再是顶级的小说家。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对文学的一种伤害,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记: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现在也有很多中学生成为出版作品的“小作者”,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蔡:我刚开始写作时,也只有十几二十岁。当时在“榕树下”网站,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年轻作者,他们的很多小说我都很喜欢,甚至很羡慕他们的才华。但是几年之后,这些人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了。所以我就非常感慨,可能他们觉得写作很辛苦,没有得到很多的认可,就放弃了。而我只是很幸运,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仍是有才华的年轻作者需要警惕的。
  记:对于想要从事写作的中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蔡:对于创作悬疑小说的建议:第一,千万不要抄袭。悬疑小说很多创意是我们的前辈大师都写过的,但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出自己的新思路、新创意,确实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突破和挑战。第二,学会阅读。学会阅读是写作成功的基础,普通读者只关注故事精彩与否,作者则要看到故事背后的东西。作者是怎么构思的?作者使用了哪些叙述技巧?把作者的思路琢磨透了,写作水平会得到迅速提升。第三,坚持。坚持很重要。就像前面说的,跟我同期写作的人很多,但最后坚持下去的人寥寥无几。坚持多写多练,水平一定会得到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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