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上的“软文”大王，一定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信文”。如果他一辈子只写言过其实、以夸大粉饰为目的的“软文”，这样的“软文”根本没有影响力。而如果他以写道德文章和真实报道著称，那么他的软文就容易流传，并让人相信。
　　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文坛领袖韩愈，就是一位既能写好“道德文章”，也能写好“软文”的人。
　　韩愈生前，在士林中是一副耿直的儒臣形象，加上文笔动天下，因此他活着的时候，其文字就被士林看重。可以说，对缙绅大夫来说，其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当然，韩愈这样的地位，是靠其才华和品行挣来的。
　　有这样的文坛地位和政坛影响，自然有人愿意出重金请韩愈为死去的父母写墓志铭或重大活动纪念文章。韩愈那支笔就金贵起来了。为了换得韩愈一篇墓志铭，许多大户人家的子弟不惜一掷千金。但对此也多有人非议。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人家出了大价钱，那么“广告文案”就得按照人家的意思写，不免在墓志铭中对墓主有违背事实的奉承和吹捧。因此在当时就有人嘲讽韩愈靠“谀墓”发财。
　　既然是拿钱写的软文，就很难保持公允、中立的态度，所能求者无非是软文的技巧——让人读起来不觉得肉麻，而是被文辞感染。韩愈最有名、也是润笔最高的一篇文章是《平淮西碑》，这篇文章不能简单地归为软文之列，但不脱软文的嫌疑。后来引起巨大的争议，几乎酿成一场政治风波。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韩愈担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大约相当于参谋，征伐以蔡州为中心、割据淮西一带的吴元济。裴度这支部队与叛军相持日久，僵局久久未打破。后来，忠于唐室的随唐邓三州节度使李愬趁着雪夜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带回长安斩首，叛乱平定。
　　陷入军阀割据之苦的唐王朝好不容易取得了这么一场大胜利，除了论功行赏外，当然要刻碑记功。撰写碑文的重任自然落到了随军征战的韩愈头上。
　　韩愈大笔如椽，文章写得故意盎然，气势恢宏。而且充分体现了“政治正确”。文章一开始拍皇帝的马屁，先歌颂开国初期高祖、太宗的英明，然后痛惜到了中期“相臣将臣，文恬武嬉”，造成藩镇割据之势，再笔锋一转，赞美当今皇上（即宪宗）的伟大，以坚定的意志调兵遣将平叛。
　　在这篇文章中，韩愈突出了裴度的功劳。他转述征战前皇帝对裴度的嘱托和信任。这其实也符合当时的政治规矩，首先裴度是韩愈的顶头上司，他拍了皇帝的马屁后，当然要接着拍老板的马屁；其次宰相代表皇帝出征，其他武将的功劳再大，也不能超过宰相。然后，韩愈一笔带过李愬的功劳：“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
　　这碑文一刻出来，就像炸了马蜂窝。李愬本人倒没有公开提出异议，但他的妻子和部将不干了。而另外一家子则十分高兴：韩弘、韩公武是父子俩，都参加这场平叛。碑文中既突出了父亲韩弘“责战益急”，儿子韩公武“合战亦用命”。事后，韩弘父子送给了韩愈500匹绢，后人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10万斤米，以2元一斤米计算，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
　　不知道是事前韩家父子向韩愈请托了，还是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韩”字，韩愈下笔时故意突出同姓父子的功劳？反正是韩家高兴李家怒。碑文立在蔡州（汝南）城北门外，立好后不久被李愬的部将石忠孝“长绳百尺拽碑倒”。这还不解气，石孝忠又挥锤将倒掉的碑砸断。
　　李愬的夫人是唐安公主的女儿，和宪宗是表兄妹，她进宫向皇帝诉说不平。唐宪宗既要安慰表妹，又不能得罪李愬这种拥兵自重的藩镇，于是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王室之衰，可见一斑。段文昌也是文章高手，但名气远不如韩愈，他的碑文后来很少被传颂。
　　韩愈能把最高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写成挣钱的“软文”，这本事大多数码字者难以望其项背吧。你想你的“软文”卖个大价钱么？得先学韩愈那样好好写道德文章，混出韩愈那样的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