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档案馆是永久保存清华史料和名人资料的机构，馆藏的珍贵档案真实反映了百年清华的沧桑历程和大师风采。为进一步大力丰富清华史料资源、传承和弘扬清华精神，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从2015年启动实施“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项目实施以来，已有百余位清华名人的档案从海内外捐赠到馆，不少是极具史料价值和意义的精品。2018年12月，清华校友徐乃明的亲属向档案馆捐赠了他生前的一批珍贵资料，共计74件。翻开一件件档案，这位清华校友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卓越功勋逐步展现在人民面前。

求学清华追求进步

　　1929年，徐乃明于父母留学期间出生在日本东京。1947年，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的他，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从昆明来到北平，入学清华。在74件档案中，距今最为久远的是一张初入清华园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证”，上面清晰记载着他的求学信息：院系——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学号——36742，前两个数字“36”表示他是民国36年即1947年入学的。
　　当时的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平复员不久，学校教学和研究逐步恢复，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爱国进步力量在校园里凝聚。那个时期入学的学子们先后经历了“第二条战线”革命斗争、清华园解放、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锤炼和洗礼，为他们树立崇高理想、听从党和国家召唤、满怀热情建设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徐乃明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在校期间不仅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还积极参加进步学生团体和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1948年秋，北平解放在即，他远在昆明的父母担忧新旧交替中的社会安全和教育质量，安排他转学香港，但他拒绝了父母的安排，选择留在清华大学，并于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清华园众多的学生团体中，他很早就加入了春泥团契。团契原是基督教在青年中进行传教活动的一种形式，党则借用这种形式从事学生工作。春泥团契的活动“无非是组织读书——当然是读进步的文艺书、历史书、哲学书和政治书；组织唱歌——当然是唱学运的歌、民间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之类的歌；组织跳舞——当然是跳集体的舞、民间的舞，组织游览——去圆明园、颐和园，去八达岭看万里长城……当然，少不了还有各种演讲会、座谈会”。到大二时徐乃明已成为团契里的骨干，他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对同学热情关心和帮助，秘密介绍其他学生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当时与他在同一个小组的电机系同学董贻正中学时年年考第一，但到清华后，几场十分钟课堂小测验就把他考得晕头转向。在团契小组会上，他坦诚地吐露了自己的苦恼。徐乃明亲切地对他说：“阿董，你能晾思想，暴露问题，这是好的，但不能只是解开包袱布，把各种东西拿出来晒一晒，又收起来了。你要下决心把该丢弃的东西丢弃掉，这样才能轻装前进。”这段話让董贻正茅塞顿开，他说：“此后我一直把乃明当成我的大哥、我的良师益友。”
　　1950年3月，徐乃明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年方二十就成为清华园中的佼佼者。一位1950年入学的校友曾回忆说：“当时学生会主席名字我很注意。我到校时是凌瑞骥，他是清华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任，前三届依次是：首任吕应中，二任林寿屏，三任徐乃明。”

任职学联履职尽责

　　清华园的时光，不仅给徐乃明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也使他在学生工作中得到锻炼成长。1950至1954年，他先后担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并当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委会委员。作为首都学生界代表，他频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出席许多重大典礼，履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学生代表大会，参与接待访华的外国青年学生代表等。在他的捐赠档案中，有近10次参加天安门国庆和“五一”活动的观礼证，有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旁听证，有1951年中南海“七一”晚会的入场券……在1952年召开的北京市人代会上，他当选为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的有梁思成、张奚若、费孝通、叶企孙等知名教授。
　　在这些重要岗位上，他代表广大学生认真履职尽责。1950年3月，北京市学生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当时的中法大学礼堂开幕，徐乃明作为主席团成员，与全体参会人员一起讨论解决北京市学生的业务学习、政治学习、课余生产、身体健康等问题。1953年8月5日，国际学生联合会委托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建的亚洲学生疗养院在北京西山动工，徐乃明作为北京市学联主席出席开工典礼，代表北京学生祝贺亚洲学生疗养院的建设。1953年，他还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办的国际学生联盟大会，向世界展现新中国青年学生的昂扬风貌。1954年8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北京会议举办，来自68个国家的200多名青年代表来华参会。徐乃明和同事们一起，为会议做了细致周密的筹备工作，确保了新中国这次国际会议的顺利举办。

航天报国威震长空

　　从清华学生会主席到北京市学联主席、全国学联执委……在很多人眼里，徐乃明应该会走上从政之路，成为治国安邦的栋梁。他怎么会有试飞通行证呢，又怎么会有导弹项目的获奖证书呢？原来，1954年北京市学联换届，按照组织安排，徐乃明可以选择到团中央工作。然而，这位清华毕业的工科学子心中念念不忘科学报国的理想，当时又恰逢党中央为加强“一五”国民经济建设号召技术干部“归队”，于是他毅然提出申请，请求到北京国营211厂工作。

　　211厂位于北京南苑，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在此开办的一个飞机修造厂，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援建，是国家专门从事航空航天研制生产的军工企业，被列为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之一。进入211厂后，徐乃明从基层一步步干起，先后担任工艺员、工艺科长、生产调度科生产长等职，这张“机场试飞通行证”就是他当时的工作通行证，也是他航天报国精彩人生开启的见证。

　　211厂最初主要承担米格15型等飞机修理任务，1957年又开始设计北京牌大轿车，1958年参与我国第一枚导弹研制（同年划归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徐乃明在清华园所学机械专业在这些工作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直接參与了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弹道式导弹的研制和试制生产，他提出的设计、工艺、生产工人密切配合的“平行作业/三结合”工作方法，在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新型号研制中取得明显成效后，被编入国防部五院型号研制程序，对保证之后导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工作出色，徐乃明逐步成长为车间主任、总工艺师、厂长兼总工程师，1980年调到230厂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1981年调入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任副院长兼总工艺师、总工程师等。这些单位都是我国航天战线的中坚力量。
　　不曾翱翔蓝天，却也威震长空。在他的珍贵实物档案中，一件件国家级重大表彰证书和奖章，展示着他的卓越功勋，述说着他对我国航天事业和国防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是多个液体与固体、地地与地空等重点型号导弹研制与开发的总指挥，因新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成功，荣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因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导弹武器系统仿真中心，荣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因新型地地导弹武器系统的成功研制，荣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工艺是航天产品的技术基础和质量保证，对航天发射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徐乃明对工艺工作一直十分重视，他受聘担任航天总公司工艺专家组组长时，提出航天工艺在批生产中具有主导作用的理念，并不遗余力亲自承担大量细致的业务领导工作，治理了很多航天工艺的“常见病、多发病”，保证导弹装备批生产的进行和诸多重大型号尤其是“杀手锏”的顺利研制。他从1983年起就一直担任《航天工艺》（后更名为《航天制造技术》）刊物编委会主任，直到去世那年，身体虽已十分虚弱，但他还是邀请一些专家定期碰头开会，总结航天工艺发展史，希望完成一部《航天工艺发展传奇》。刚从ICU抢救出来，他就念叨着“本来应该在这周开碰头会的”。弥留之际，他把身边的家人误认为同事，喃喃地说道：“会议结束了？”“我们下面的安排是什么？”

　　徐乃明在我国飞行器制造技术、工艺和大型工程管理方面具有高超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这得益于他在清华园所学的扎实知识和对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得益于他担任北京市学联主席期间积累的丰富领导经验。他亲历我国航天事业的诞生、成长、壮大，也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清华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诺言。2006年10月，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大会上，钱学森等5人被授予“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77岁的徐乃明等33人被授予“中国航天事业50年杰出贡献奖”，另有74人被授予“中国航天事业50年重大贡献奖”，162人被授予型号研制特等功、一等功。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徐乃明的成就令人震撼，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梳理这74件珍贵的档案，很难完整知晓他的“功与名”。鉴于工作领域的保密性质，他很少公开发表论文，在“中国知网”等学术资源上搜索他的名字，只有寥寥几篇工作讲话及《航天工艺》发刊词等。他的夫人、同为1947级清华校友的邹光华及女儿徐红、徐倩在捐赠档案时说，他默默无闻地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贡献，平时很少谈论自己的工作，直到他去世后才听闻别人谈起他的很多事迹。身边的同事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二十来岁就入党、还当过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老资格”。而徐乃明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这样说道：“几十年间，我和大家共享过我国第一枚弹道式导弹试射成功的喜悦和振奋，也一道经历过新型弹道式导弹试射失败的悲痛和反思；投身航天事业几十年，我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特殊成就，但自认为在我国航天事业达到今日之成就的努力中，有我微小的一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