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不应该与经济发生关系，但从佛教历史与发展来看，佛教与商业、僧团与商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提谓、波利、给孤独、大迦叶等商人都是佛祖的弟子或著名的居士，从佛祖所在的著名的道场“给孤独园、竹林精舍”，到办道修行居住的“阿兰若”都是商人提供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并不象儒教那样排斥商人，并将商人视为社会最低阶层，佛教认为穷困乃灾难，应该被消灭，人只有最基本的需求得到保障后才能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由此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济世救人，广播佛缘的新一代商人——“佛商”。
　　佛教沿着商路从印度传入中国，是商人打通了佛教的传播之路，没有商人也不会有佛教的传入。佛与商，并非简单的“出世”与“入世”的对立。佛教教义本身，也包含了某些商业伦理规范。即如佛陀教育弟子们必须遵循的“八正道”中的“正业”与“正命”，正业是指正思维后所产生的行为。例如不做杀生、偷盗等事。要从事爱护生命、布施与慈善等善行。正命则是指正确的生活，即以正当的职业过正当的生活，不应从事非法职业或为道德所禁戒之事。世间的事业不是最终的目的，需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积极主动地参与重建当今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佛教对信众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广种福田”，这就是佛教财富伦理的通俗表达。佛教出世解脱有二大资粮，即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佛教却主张众生平等，自度度人，以大智慧去利化群生，了脱生死，并没有把商业看作是一种最卑贱的职业。
　　拒斥现世、离弃家园、云游四方、整日陷入于沉思冥想的苦行托钵僧绝不是离苦得乐的真实觉道，释迦牟尼的苦行修炼之后，另有开悟，认为修习苦行，反而使心恼乱，希求快乐，心便会偏着于情。无论是苦是乐，这都不是成就大道的方法。佛教并没有反对私有财产，而是鼓励人们以正当的方式从事私有事业或公有事业，财富的积累要通过非暴力和合法的手段获取。但财富超出基本需求，便无意义，佛陀的最终目标是精神世界，撇开物质条件谈精神的发展，这不是佛教的主张。佛教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精神的发展，身体的健康、经济的保证等。以非贪求、非贫困的准则出发，才是佛教的商业伦理观。佛陀也在《法华经》明确指出：“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慈航法师认为幽居山林是修行初期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要想成就大乘极果，就必须走出山林，来到民间，弘法度众，自利利他。永嘉大师在《证道歌》中说，“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离欲修禅如同水中莲花，虽然表面上十分鲜艳，生命力却很脆弱，一离开水马上就枯干了。而在欲行禅如同火中莲花，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恶劣，永远不会变坏。由此，太虚大师，印顺法师，证严法师、星云大师、释永信法师等人积极推行“人间佛教”，尝试“佛教现代化”的改革道路。佛教的现代化，就是要兼容并蓄，在世俗化过程中使佛教信仰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工作与日常修行相结合，出家人不仅要学会人世的多种技能，更要有服务社会的能力，帮助政府和群众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承担社会责任，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满足群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将佛教现世化、世俗化，将社会导入健康、富足之路，让众生都能蒙沾甘露法味的滋润。
　　在佛商结合的实践过程中，佛商与其他商人的根本区别在“佛”上，也就是说，是否信佛，是一个显著标志。佛商无论在经营活动还是在生活中，始终应该遵循佛教的基本原则，对三宝具足正信。佛商必须遵守佛教的基本三皈依、五戒、在家菩萨戒等方面的要求，成为拥有高尚宗教道德伦理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商，自始至终都应该把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把众生的疾苦放在心问，必须保持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始终一致性。佛教徒选择一些与佛教相关的事业作为工作的规划，有的佛教机构或教徒不仅在世界各地开办银行、经营佛教素食馆、佛教文具行、佛教图书馆、佛教百货公司；还创办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设医院，报社、养老院，还将各种事业做大之后上市融资，扩大发展，以此推展利民、利生的各项服务。佛教的商业实践和放息生利与佛教伦理并不矛盾，这种做法与佛教所谓“财的四分法”观念有关，即：一分用于己身的衣食之需，二分以之为资本而求取利润，另一分储藏以备非常时救急之用，此项四分法的结论，意味着以利润的四分之三为生产而用，另外的四分之一才用之于生活费用，也就是说，以钱生钱的孳息法，在佛教自始这种行为即被允许，不过宣称是为了供养三宝，亦即为了公用而非私用才被允许。学佛修行不一定只局限在寺院内，还应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佛法要打开山门，走向社会，佛教要大众化、通俗化、文艺化，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将佛教伦理在世俗中找到依托，将佛教伦理寓于生活之中，推行人生的佛教、生活的佛教。怎样的功利追求具有伦理的善性，在经济活动中既能够保持正知正见又能造福群生、利国利民，使众生超离欲乐，而实现法乐，众多佛教界的人士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从小乘佛法求取个人涅架到大乘佛法普渡众生的有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