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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门罗·普莱斯（Monroe E.Price）素以媒介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著称，他的《电视、公共领域与国家认同》《媒介与主权：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挑战》《拥有奥运：新中国叙事》《言论自由、全球主义与新型战略传播》等著作在传媒学术领域影响广泛。作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研究中心（CGCS）创始人，他在推进全球传媒学界的联络交流等方面也是貢献卓著。因此当我看到龙耘翻译的门罗著作《记忆之弧——一位犹太难民的人生故事与历史反思》，产生的若干惊讶也就不足为奇了。的确，这部不知该如何定义的新书（随感？自传？回忆录？历史笔记？……），令我对门罗有了全新的认知，尤其是作者自己成长进程中的若干记忆以及对于这些记忆的独特表达，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无疑，所有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那《记忆之弧》中的记忆做了怎样的选择？尽管此书如作者所言，“写的是我的孩提及青少年时代，即一个生于维也纳，在婴儿期就为逃避纳粹迫害而随父母逃亡，然后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成人的男孩的经历”，但作者并没有按照一般传记体写法予以全景式展开，而更多将笔墨置放于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二代这一特定身份，其特殊经历与特殊心态的探寻与呈现上。
作者生于维也纳，他刚出生，奥地利就被德意志帝国武力吞并了，出生七个月即随父母逃到美国，于是，“我是谁”就成了作者反复追问的问题。尽管作者在离开维也纳六十个年头时获得了奥地利公民资格，并由奥地利政府核发了护照，但作者还是不断自我叩问着一个老问题：“我究竟算个什么样的奥地利人？”作者显然不同于那些大家熟知的“大屠杀幸运者”，虽然出生于奥地利，“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以怎样的方式与结果作为奥地利人”，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他的困惑。
作者对于自己特殊身世带来的特殊影响做了相当透辟的挖掘与剖析。作者给自己的心态概括出一个关键词：“不在乎！”这种不在乎在作者看来，“除了漠不关心和置身事外，还有一种距离感”。那些“高大上”的议题，诸如全球变暖、物种濒危、民权运动、越战等，他都会出人意料地“保持距离、袖手旁观”；至于日常状态中的随意性，“与事情缺乏联系，没有目标，因而表达一种放弃意愿，不主动去追求，没有就没有或者听之任之”。这种或躲避重大议题或听之任之的随意性，显然是一种消极状态。但同时作者的“不在乎”还有积极奋进的一面。“在那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上，我都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达成各种目标。”“自信自立的重要性深入我心，这是我不在乎的基础。一切靠自己，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我们不能依靠我们家以外的任何人。”作者又自比玩沙雕的孩子，“挖沙子、把沙子装进桶里或盒子里，用这些沙子堆出美丽而短暂的建筑，这一过程本身就让我非常愉悦”，“这个沙堡寓言褒扬的是一种精神品质，即只求过程的美好而不计较结果。这是一种境界：堆出一个沙堡，堆出很多沙堡，不断有所成就而又不计较名利得失”。“永恒的作品是空，不朽的功业也是空。”这些充满矛盾的“不在乎”让我联想起鲁迅的名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偏要向这黑暗与虚无做绝望的抗争。”作者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二代的身世，给了他的人生之路深刻的影响，或许就在于此：颠沛流离的父辈逃亡生活，使他们的第二代也烙印了更多的关于世界、人生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这就不免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虚妄、虚幻、虚无之感，一切都是瞬间可以化为虚无的，如同小孩子堆起的沙堡，不必计较、纠结眼前的一切；但同时他们又很难拥有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心态，因为要生存发展，必须靠自己奋斗进取。这种独特的犹太难民二代的心态描摹实在是精准到位。
如果仅从独特性上看取作者的“记忆”，那这种记忆的选择性显然太个人化了。本书对于“记忆”的选择没有止于个别、特殊、与众不同等“独特性”，而是尽量避开喋喋不休的自我叙述，避开特殊经历的絮絮叨叨，避开他人未必有兴趣的事情的啰唆陈表，将个体阅历予以更加开阔、普遍和共同性的凝练与提取。比如关于难民身份，作者一方面写道“在我成长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或许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看待他们自身）。我不把自己看作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来自欧洲的大批难民阶层中的一部分，而是将自己视为某个非常特别的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仅仅从自我视角来做这样的界定是远远不够、相当褊狭的，因为“到了后来，难民涵盖的领域扩张了，包括英国的科索沃人、明尼苏达的赫蒙人、澳大利亚的塞尔维亚人、密西西比的来自乌干达的印度难民、纽约的俄国犹太人，以及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等”，这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使得作者关于“难民”的记忆不再是自我的小悲欢小别离，而呈现为相当具有人类意义的解读。从这个高度观察，作者对于难民记忆的把握就不再像通常此类故事一样充满强烈的情绪色彩（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更加理性与冷峻。“即使面对永远的离散，也很难放弃自己是某个独特故事的一分子这样的意识。每一个流浪和漂泊的族群都有着本民族的剧本和生活方式，并由此转换为一些刻板印象、残存记忆或者对过往情形的夸张。”离散、被驱逐，不应是某个“难民”族群的特殊记忆，而是所有难民普遍的、共同的印记。
作者对于记忆的选择性有着相当小心、谨慎的态度。当他将自己选择的记忆内容展示出来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神圣化”“欺骗”与“偏见”或许是导致记忆出现问题的巨大陷阱，而这个陷阱又是常常不易被人觉察的。
许多记忆被留存或唤起一个族群强烈的认同，来源于这个族群“神圣化”自己历史传统的需要，作者发现了这一点，“许多神圣化的传统，其传承和神圣化，不在于可信，而在于可资利用。一个共同体如何对待其历史上的神圣化元素，并非必然取决于历史自身。而且，其精确的轮廓也是不断被重新创造、重新强调、重新制造，以适应那些庆祝或‘记得’它的人们的需要……事实上在所有地方，‘传统’的巨轮所到之处，都是为了情感动员和驱动公共舆论”。如果说一个族群“神圣化”自己的历史传统出于某种情感动员的需求，那么难民的记忆又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难民们也不可能幸免于这种传统的创造。他们肯定会用他们可以找到的那些历史碎片来拼凑他们的过去，同时拒斥他们想要抑制的东西……我们都有一种需要，即提供一个有关我们自己过往的故事。我们都在致力于自我发现，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改写过去，进行自我欺骗。” 为什么作者把这种难民记忆说成是“欺骗”呢？相信这绝非源于难民们主观的故意乃至恶意，甚至一切都基于“亲眼所见”的证据，如书中列举存于耶鲁大学的大屠杀幸存者录像项目，“收集了五十七个国家和三十二种语言中的五万多份亲眼所见的证词证据，以确保其档案资料可以广泛有效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设计中”，但作者认为尽管“事实”是存在的，但由于项目主办方出于“强调它而确保别人记住它”，难免“反复强调”“重复使用”相关事实，结果就很难成为完美的考古研究，“搞出来的只能是有偏见的自我民族志”。
为强化“被人记住”的效果，带着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偏见”，不经意地做着“欺骗”的事情，将某种历史“神圣化”，从而留下不可信的“记忆”，这就是作者对于自己难民身份与后续影响痛定思痛之后对于“记忆”的冷静反思。
既然记忆如此容易陷于“偏见”甚至“欺骗”与“神圣化”的陷阱，那怎样的记忆才有可能避免这样的陷阱呢？或者说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留存最可信的记忆呢？可以从本书中发现至少三种有效表达的路径：事实考辨，场景观察，细节体验。
比如，关于作者一家是如何逃离奥地利这一事实，作者并没有简单、常规地描摹当时的情形，而是对于自己父母为什么可以逃到美国，做了全新的事实考辨。从美国当年胡佛总统对于相关领事馆的指示，到美国方面亲属提供的“担保书”的内容，以及家人向德国占领军提出的申请书的复杂内容要求，一一做了精准的考辨，又对父母当时如何战战兢兢与德国占领军当局交涉，最后侥幸逃离的过程呈现，正是在详尽的事实考辨中，不带情绪色彩（对于美方、德方及家庭本身）的陈述，令难民大逃亡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想象得以更加自然地呈现。
至于场景观察和细节体验，作者也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实例。“每天早晨六点三十分，那些年长的男性以及少数年轻人都会拖着脚步走进这里做晨祷，在适当的日子里，他们还会戴上披巾（乳白色的陈旧的祷告披肩，许多是从欧洲带来的），并将其盖在经文护符匣上（依照正统的犹太教法典，在安息日和特别的假日里，每一位犹太男性都必须一大早就将其额头和手臂置放在这个经匣上来做祷告）……那些雷打不动的准确的嗡嗡祷告的声音，弥漫、浸透在艾琳和阿尔弗雷德住所的空间里”——这是关于犹太亲友在家庭教堂相会做犹太教传统祷告的场景观察。细节体验，给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书中关于犹太传统美食制作及享用的描述：“参与制作李子馅甜品是我最喜欢的一项工作。母亲会提前用酵母和好面，上面盖上毛巾（毛巾本身也是从维也纳带来的），然后放置一晚上使其发酵。她事先会购买一大罐的李子酱（如果没有买到的话，也可以用杏子酱来代替）。将发好的面揉匀、擀薄，然后用颠倒过来的喝水杯将其切成小圆饼状（我们用的是正式举行忌日或烛光纪念仪式时使用的那些杯子）。我或母亲，后来还有我妹妹，会将李子酱包入其中、揉好面饼，然后把这些面饼投进沸水中。我们不时地搅动，急切地等待其浮上水面，在沸水里煮到一定程度后，将其捞出，再卷上糖果和面包屑……”
这些记忆的表达是那样朴实无华，不论是事实考辨，还是场景观察抑或细节体验，作者都力图将概念性的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的情形、场景、细节的精准描摹、生动观察与鲜活体验之中，从而给人带来可信、可感、可接受的深刻印记。
关于记忆，有太多说法，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等等，这是关于记忆言之凿凿的表达，以此为标准，人们会对异己分子不承认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伤害的悲剧记忆的言行表示无比的愤慨与震怒。同时，关于记忆，关于历史，又有“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说法。同样一段历史，相关各方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版本各异，甚至令人产生鸡同鸭讲的无奈之感。
这不禁令人发问：为什么同样的历史各家会有如此不同的记忆？真相是否可以呈现？怎样的记忆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广泛的认同与接受？同样是“二战”，我们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遭受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出版了很多相关著作，拍摄了大量的影视剧，但迄今如南京大屠杀等依然不为灾难制造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承认，这自然令我们无法接受。而一部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却让全世界的人都对犹太民族的遭际难以忘怀！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从门罗这部书中关于记忆的选择以及表达的理念与路径上，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啟示，这就是：尽管记忆具有突出的主观选择性特征，但如果我们更多将个别性、特殊性记忆与人类普遍性、共同性记忆相对接，将宏大叙事融入可信、可感的事实考辨、场景观察与细节体验之中，我们的记忆呈现或许会更接近真相，也更容易为人们广泛接受。（《记忆之弧——一位犹太难民的人生故事与历史反思》，[美]门罗·E.普莱斯著，龙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
无疑，所有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那《记忆之弧》中的记忆做了怎样的选择？尽管此书如作者所言，“写的是我的孩提及青少年时代，即一个生于维也纳，在婴儿期就为逃避纳粹迫害而随父母逃亡，然后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成人的男孩的经历”，但作者并没有按照一般传记体写法予以全景式展开，而更多将笔墨置放于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二代这一特定身份，其特殊经历与特殊心态的探寻与呈现上。
作者生于维也纳，他刚出生，奥地利就被德意志帝国武力吞并了，出生七个月即随父母逃到美国，于是，“我是谁”就成了作者反复追问的问题。尽管作者在离开维也纳六十个年头时获得了奥地利公民资格，并由奥地利政府核发了护照，但作者还是不断自我叩问着一个老问题：“我究竟算个什么样的奥地利人？”作者显然不同于那些大家熟知的“大屠杀幸运者”，虽然出生于奥地利，“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以怎样的方式与结果作为奥地利人”，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他的困惑。
作者对于自己特殊身世带来的特殊影响做了相当透辟的挖掘与剖析。作者给自己的心态概括出一个关键词：“不在乎！”这种不在乎在作者看来，“除了漠不关心和置身事外，还有一种距离感”。那些“高大上”的议题，诸如全球变暖、物种濒危、民权运动、越战等，他都会出人意料地“保持距离、袖手旁观”；至于日常状态中的随意性，“与事情缺乏联系，没有目标，因而表达一种放弃意愿，不主动去追求，没有就没有或者听之任之”。这种或躲避重大议题或听之任之的随意性，显然是一种消极状态。但同时作者的“不在乎”还有积极奋进的一面。“在那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上，我都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达成各种目标。”“自信自立的重要性深入我心，这是我不在乎的基础。一切靠自己，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我们不能依靠我们家以外的任何人。”作者又自比玩沙雕的孩子，“挖沙子、把沙子装进桶里或盒子里，用这些沙子堆出美丽而短暂的建筑，这一过程本身就让我非常愉悦”，“这个沙堡寓言褒扬的是一种精神品质，即只求过程的美好而不计较结果。这是一种境界：堆出一个沙堡，堆出很多沙堡，不断有所成就而又不计较名利得失”。“永恒的作品是空，不朽的功业也是空。”这些充满矛盾的“不在乎”让我联想起鲁迅的名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偏要向这黑暗与虚无做绝望的抗争。”作者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二代的身世，给了他的人生之路深刻的影响，或许就在于此：颠沛流离的父辈逃亡生活，使他们的第二代也烙印了更多的关于世界、人生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这就不免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虚妄、虚幻、虚无之感，一切都是瞬间可以化为虚无的，如同小孩子堆起的沙堡，不必计较、纠结眼前的一切；但同时他们又很难拥有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心态，因为要生存发展，必须靠自己奋斗进取。这种独特的犹太难民二代的心态描摹实在是精准到位。
如果仅从独特性上看取作者的“记忆”，那这种记忆的选择性显然太个人化了。本书对于“记忆”的选择没有止于个别、特殊、与众不同等“独特性”，而是尽量避开喋喋不休的自我叙述，避开特殊经历的絮絮叨叨，避开他人未必有兴趣的事情的啰唆陈表，将个体阅历予以更加开阔、普遍和共同性的凝练与提取。比如关于难民身份，作者一方面写道“在我成长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或许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看待他们自身）。我不把自己看作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来自欧洲的大批难民阶层中的一部分，而是将自己视为某个非常特别的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仅仅从自我视角来做这样的界定是远远不够、相当褊狭的，因为“到了后来，难民涵盖的领域扩张了，包括英国的科索沃人、明尼苏达的赫蒙人、澳大利亚的塞尔维亚人、密西西比的来自乌干达的印度难民、纽约的俄国犹太人，以及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等”，这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使得作者关于“难民”的记忆不再是自我的小悲欢小别离，而呈现为相当具有人类意义的解读。从这个高度观察，作者对于难民记忆的把握就不再像通常此类故事一样充满强烈的情绪色彩（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更加理性与冷峻。“即使面对永远的离散，也很难放弃自己是某个独特故事的一分子这样的意识。每一个流浪和漂泊的族群都有着本民族的剧本和生活方式，并由此转换为一些刻板印象、残存记忆或者对过往情形的夸张。”离散、被驱逐，不应是某个“难民”族群的特殊记忆，而是所有难民普遍的、共同的印记。
作者对于记忆的选择性有着相当小心、谨慎的态度。当他将自己选择的记忆内容展示出来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神圣化”“欺骗”与“偏见”或许是导致记忆出现问题的巨大陷阱，而这个陷阱又是常常不易被人觉察的。
许多记忆被留存或唤起一个族群强烈的认同，来源于这个族群“神圣化”自己历史传统的需要，作者发现了这一点，“许多神圣化的传统，其传承和神圣化，不在于可信，而在于可资利用。一个共同体如何对待其历史上的神圣化元素，并非必然取决于历史自身。而且，其精确的轮廓也是不断被重新创造、重新强调、重新制造，以适应那些庆祝或‘记得’它的人们的需要……事实上在所有地方，‘传统’的巨轮所到之处，都是为了情感动员和驱动公共舆论”。如果说一个族群“神圣化”自己的历史传统出于某种情感动员的需求，那么难民的记忆又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难民们也不可能幸免于这种传统的创造。他们肯定会用他们可以找到的那些历史碎片来拼凑他们的过去，同时拒斥他们想要抑制的东西……我们都有一种需要，即提供一个有关我们自己过往的故事。我们都在致力于自我发现，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改写过去，进行自我欺骗。” 为什么作者把这种难民记忆说成是“欺骗”呢？相信这绝非源于难民们主观的故意乃至恶意，甚至一切都基于“亲眼所见”的证据，如书中列举存于耶鲁大学的大屠杀幸存者录像项目，“收集了五十七个国家和三十二种语言中的五万多份亲眼所见的证词证据，以确保其档案资料可以广泛有效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设计中”，但作者认为尽管“事实”是存在的，但由于项目主办方出于“强调它而确保别人记住它”，难免“反复强调”“重复使用”相关事实，结果就很难成为完美的考古研究，“搞出来的只能是有偏见的自我民族志”。
为强化“被人记住”的效果，带着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偏见”，不经意地做着“欺骗”的事情，将某种历史“神圣化”，从而留下不可信的“记忆”，这就是作者对于自己难民身份与后续影响痛定思痛之后对于“记忆”的冷静反思。
既然记忆如此容易陷于“偏见”甚至“欺骗”与“神圣化”的陷阱，那怎样的记忆才有可能避免这样的陷阱呢？或者说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留存最可信的记忆呢？可以从本书中发现至少三种有效表达的路径：事实考辨，场景观察，细节体验。
比如，关于作者一家是如何逃离奥地利这一事实，作者并没有简单、常规地描摹当时的情形，而是对于自己父母为什么可以逃到美国，做了全新的事实考辨。从美国当年胡佛总统对于相关领事馆的指示，到美国方面亲属提供的“担保书”的内容，以及家人向德国占领军提出的申请书的复杂内容要求，一一做了精准的考辨，又对父母当时如何战战兢兢与德国占领军当局交涉，最后侥幸逃离的过程呈现，正是在详尽的事实考辨中，不带情绪色彩（对于美方、德方及家庭本身）的陈述，令难民大逃亡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想象得以更加自然地呈现。
至于场景观察和细节体验，作者也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实例。“每天早晨六点三十分，那些年长的男性以及少数年轻人都会拖着脚步走进这里做晨祷，在适当的日子里，他们还会戴上披巾（乳白色的陈旧的祷告披肩，许多是从欧洲带来的），并将其盖在经文护符匣上（依照正统的犹太教法典，在安息日和特别的假日里，每一位犹太男性都必须一大早就将其额头和手臂置放在这个经匣上来做祷告）……那些雷打不动的准确的嗡嗡祷告的声音，弥漫、浸透在艾琳和阿尔弗雷德住所的空间里”——这是关于犹太亲友在家庭教堂相会做犹太教传统祷告的场景观察。细节体验，给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书中关于犹太传统美食制作及享用的描述：“参与制作李子馅甜品是我最喜欢的一项工作。母亲会提前用酵母和好面，上面盖上毛巾（毛巾本身也是从维也纳带来的），然后放置一晚上使其发酵。她事先会购买一大罐的李子酱（如果没有买到的话，也可以用杏子酱来代替）。将发好的面揉匀、擀薄，然后用颠倒过来的喝水杯将其切成小圆饼状（我们用的是正式举行忌日或烛光纪念仪式时使用的那些杯子）。我或母亲，后来还有我妹妹，会将李子酱包入其中、揉好面饼，然后把这些面饼投进沸水中。我们不时地搅动，急切地等待其浮上水面，在沸水里煮到一定程度后，将其捞出，再卷上糖果和面包屑……”
这些记忆的表达是那样朴实无华，不论是事实考辨，还是场景观察抑或细节体验，作者都力图将概念性的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的情形、场景、细节的精准描摹、生动观察与鲜活体验之中，从而给人带来可信、可感、可接受的深刻印记。
关于记忆，有太多说法，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等等，这是关于记忆言之凿凿的表达，以此为标准，人们会对异己分子不承认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伤害的悲剧记忆的言行表示无比的愤慨与震怒。同时，关于记忆，关于历史，又有“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说法。同样一段历史，相关各方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版本各异，甚至令人产生鸡同鸭讲的无奈之感。
这不禁令人发问：为什么同样的历史各家会有如此不同的记忆？真相是否可以呈现？怎样的记忆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广泛的认同与接受？同样是“二战”，我们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遭受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出版了很多相关著作，拍摄了大量的影视剧，但迄今如南京大屠杀等依然不为灾难制造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承认，这自然令我们无法接受。而一部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却让全世界的人都对犹太民族的遭际难以忘怀！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从门罗这部书中关于记忆的选择以及表达的理念与路径上，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啟示，这就是：尽管记忆具有突出的主观选择性特征，但如果我们更多将个别性、特殊性记忆与人类普遍性、共同性记忆相对接，将宏大叙事融入可信、可感的事实考辨、场景观察与细节体验之中，我们的记忆呈现或许会更接近真相，也更容易为人们广泛接受。（《记忆之弧——一位犹太难民的人生故事与历史反思》，[美]门罗·E.普莱斯著，龙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