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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美妙的插曲。魏晋风骨体现在人的日常风尚上便是“傅粉施朱”“清谈”“饮酒”“服散之风”“放浪形骸”等几个关键词，便描绘出一幅魏晋风尚画卷。不管衣着打扮、行为举止都体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而其日常器用，亦具浪漫雅致气息，通过个人的审美与休闲生活，魏晋士人将自身的生命、人格、气度赋予了鲜明独立的审美价值。
服饰妆容，飘然若仙
行走在建康城，宽袍大衫的名士们翩翩而行。这是在东晋常见的情况。那时不只是名士，贵族的男子们都喜爱挥舞飘逸的衣袖，自在潇洒地侃侃而谈。
“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揍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晋士人服饰风格的最佳写照。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传仁智图卷》等，描绘了无数个人物形象，其衣服的处理颇具飘逸感。魏晋士人穿衣讲究两点：一是以衣裳博大为美，二是以衣冠不修为美。《世说新语》记载，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阔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挂起件牍鼻稗高悬院中以尽嘲讽之意;裴楷穿着粗衣，头发蓬乱的风貌被视为“玉人”……士族女子的服饰也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叠。服装不仅继承了秦汉之风，又在传统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吸收借鉴了少数民族服饰特色。从服饰整体风格上来看，有上俭下丰的窄瘦式，也有褒衣博带的宽博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杂裾垂髻”式服饰。这些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魏晋人追求自然、彰显自我，在衣饰上也就趋向敞露。如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当我们看到后来唐墓壁画中仕女的露胸装时，大可不必诧异，因为魏晋人已走在了前列。
魏晋更率性的行为是妆饰。男子傅粉施朱，剃面熏香成为魏晋名士们的时尚，追求女性化的时尚之风大兴。其中应是与社会混乱动荡、政权更替频繁的大背景有关。此时的名士们想要进取而不得，只有在服饰妆容上寻求宣泄。在男性容貌美的标准上，魏晋人士以皮肤洁白为美，嵇康、何晏、王衍、裴楷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美常与玉的洁白温润联系在一起，被称作“玉人”“玉山”“玉树”。魏晋士人“服散之风”也与皮肤洁白之美的追求有关，服用五石散皮肤可呈现种一病态的白。当时贵族男性的傅粉之风一直延续到了南朝，名士何晏更是“动静粉白不去手”。
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砖刻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现藏南京博物院）中，嵇康、王戎、刘伶头上梳的是两角髻。这种发式又称总角、丫髻、双螺髻等。按照传统礼仪，男子未成年时梳总角，成年后束发加冠，而竹林七贤留角髻、扮童子的行为，凸显了他们的率性和不拘礼节。生活中的竹林七贤是否这样装扮，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到东晋时期，这种装扮应已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世说新语》记载，桓彝就曾梳这种发式：“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两髻即两角髻。这种发式后来对南北朝人的妆饰影响很大，士大夫乃至其僮仆、女侍也常留这种螺髻，这在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可见一斑。
魏晋人重视人物的外在美，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对于人物的品评标准上，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一个人内在的气度、才华、品性。魏晋人追求的是内外兼备，品评人物最重真率，这一标准体现的是道家尊崇自然的原则。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不堪为官的种种理由，《世说新语·排调》中的郗超毫不避讳地当面评价范启的矜持做作，如此真率地品评人物实在坦白得可爱。
日用之器，尽显风流
魏晋名士的生活十分浪漫，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生活上他们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这种洒脱的审美情趣也扩大到园林、居室、器用、造物艺术上。比如常用的漆器，与绘画相结合，突破了平涂的局限，出现了晕色，增强了立体感。器物造型有了新品种，漆托盘、扇形漆攒盒流行。
青瓷的崛起是魏晋时期在制瓷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西晋的瓷器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腹部，形成简洁朴素的风格。到了西晋后期，青釉瓷上出现了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瓷器印花装饰减少，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腹、口沿部位。瓷器性能优于陶器，烧制成本相对较低，瓷器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魏晋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应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
魏晋时期，曲凭几流行一时。它由一个扁平的圓弧形几面和三条修长的蹄形足组成，木胎髹漆，简洁到几笔就能勾勒出的设计，却宛然留存着魏晋名士“清赢示病之容”的身段和风情。那时人们尚习惯于跪坐，曲凭几一般环抱在身前。但在一些不甚正式的场合，名士们也不需正襟危坐，例如他们出行所钟爱的牛车里，常常将凭几隐于身后。王谢高门人才辈出，李白尤为赞赏的谢眺，曾经作诗吟咏黑漆曲凭几：“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这种风流气度，前代所无。
风尚
魏晋时代的生活风尚，令人产生无限遐想：衣袂飘飘的名士佳人，形态衣着都超然若仙，人们对人物的品评从道德风范转为外貌与文采风流，也是魏晋风骨的重要体现。
服饰妆容，飘然若仙
行走在建康城，宽袍大衫的名士们翩翩而行。这是在东晋常见的情况。那时不只是名士，贵族的男子们都喜爱挥舞飘逸的衣袖，自在潇洒地侃侃而谈。
“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揍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晋士人服饰风格的最佳写照。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传仁智图卷》等，描绘了无数个人物形象，其衣服的处理颇具飘逸感。魏晋士人穿衣讲究两点：一是以衣裳博大为美，二是以衣冠不修为美。《世说新语》记载，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阔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挂起件牍鼻稗高悬院中以尽嘲讽之意;裴楷穿着粗衣，头发蓬乱的风貌被视为“玉人”……士族女子的服饰也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叠。服装不仅继承了秦汉之风，又在传统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吸收借鉴了少数民族服饰特色。从服饰整体风格上来看，有上俭下丰的窄瘦式，也有褒衣博带的宽博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杂裾垂髻”式服饰。这些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魏晋人追求自然、彰显自我，在衣饰上也就趋向敞露。如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当我们看到后来唐墓壁画中仕女的露胸装时，大可不必诧异，因为魏晋人已走在了前列。
魏晋更率性的行为是妆饰。男子傅粉施朱，剃面熏香成为魏晋名士们的时尚，追求女性化的时尚之风大兴。其中应是与社会混乱动荡、政权更替频繁的大背景有关。此时的名士们想要进取而不得，只有在服饰妆容上寻求宣泄。在男性容貌美的标准上，魏晋人士以皮肤洁白为美，嵇康、何晏、王衍、裴楷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美常与玉的洁白温润联系在一起，被称作“玉人”“玉山”“玉树”。魏晋士人“服散之风”也与皮肤洁白之美的追求有关，服用五石散皮肤可呈现种一病态的白。当时贵族男性的傅粉之风一直延续到了南朝，名士何晏更是“动静粉白不去手”。
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砖刻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现藏南京博物院）中，嵇康、王戎、刘伶头上梳的是两角髻。这种发式又称总角、丫髻、双螺髻等。按照传统礼仪，男子未成年时梳总角，成年后束发加冠，而竹林七贤留角髻、扮童子的行为，凸显了他们的率性和不拘礼节。生活中的竹林七贤是否这样装扮，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到东晋时期，这种装扮应已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世说新语》记载，桓彝就曾梳这种发式：“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两髻即两角髻。这种发式后来对南北朝人的妆饰影响很大，士大夫乃至其僮仆、女侍也常留这种螺髻，这在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可见一斑。
魏晋人重视人物的外在美，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对于人物的品评标准上，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一个人内在的气度、才华、品性。魏晋人追求的是内外兼备，品评人物最重真率，这一标准体现的是道家尊崇自然的原则。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不堪为官的种种理由，《世说新语·排调》中的郗超毫不避讳地当面评价范启的矜持做作，如此真率地品评人物实在坦白得可爱。
日用之器，尽显风流
魏晋名士的生活十分浪漫，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生活上他们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这种洒脱的审美情趣也扩大到园林、居室、器用、造物艺术上。比如常用的漆器，与绘画相结合，突破了平涂的局限，出现了晕色，增强了立体感。器物造型有了新品种，漆托盘、扇形漆攒盒流行。
青瓷的崛起是魏晋时期在制瓷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西晋的瓷器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腹部，形成简洁朴素的风格。到了西晋后期，青釉瓷上出现了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瓷器印花装饰减少，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腹、口沿部位。瓷器性能优于陶器，烧制成本相对较低，瓷器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魏晋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应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
魏晋时期，曲凭几流行一时。它由一个扁平的圓弧形几面和三条修长的蹄形足组成，木胎髹漆，简洁到几笔就能勾勒出的设计，却宛然留存着魏晋名士“清赢示病之容”的身段和风情。那时人们尚习惯于跪坐，曲凭几一般环抱在身前。但在一些不甚正式的场合，名士们也不需正襟危坐，例如他们出行所钟爱的牛车里，常常将凭几隐于身后。王谢高门人才辈出，李白尤为赞赏的谢眺，曾经作诗吟咏黑漆曲凭几：“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这种风流气度，前代所无。
风尚
魏晋时代的生活风尚，令人产生无限遐想：衣袂飘飘的名士佳人，形态衣着都超然若仙，人们对人物的品评从道德风范转为外貌与文采风流，也是魏晋风骨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