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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接连而起的政治运动曾经波及不少知识分子，国家和单位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下“罪错”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以“先批判后处理”的方式进行惩戒。归纳起来，处理他们的方式大致不外如下几种：受到法律制裁而被送进监狱；被遣送劳动教养场所接受管制和监督劳动；被下放到农村接受管制和监督劳动；留在原单位接受管制和监督劳动等。从知识分子被处理的不同类型就能大体看出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对那些受到过惩罚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身陷圈外者，不论是被遣送劳动教养场所之人，还是被下放农村接受改造者，后来也大都能够返回原单位接受管制和监督劳动，只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对那些曾经工作在文化教育系统的“获罪”知识分子来讲，如果要让他们继续留在单位接受劳动改造的话，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可供从事劳动改造的场所。图书馆便是当时的候选场所之一。
图书馆缘何能够入选“改造”场所之列，这又得从中国人对图书馆基本功能的认识谈起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图书馆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充当了安置各单位内职工家属子弟的部门。在一些人眼中，图书馆内的诸如上架、流通及编且等管理工作，根本不需要管理者具备多么高深的学识和水平。那些看起来比较琐碎与繁重的工作，一般人就可以胜任，大凡自认为有些水准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屑于从事的。所以，很多人极度轻视图书馆的管理和建设工作。此外，图书馆本身的藏书功能还决定了管理工作的困难程度，藏书越多，上架、下架、编目、整理图书、打扫环境卫生之类的工作愈加繁重，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无疑又加深了人们对图书馆工作性质的误解，想当然地把它理解成为适合人们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所。1959年1月，在南开大学的“反右倾运动”中，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处以“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的判决，几乎剥夺了他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权力。判处生效后不久，他便被发落到图书馆接受监督和改造，在待遇与级别被大幅度降低之外，他在图书馆从事的工作，“名义上是干英文、俄文图书编目，实际上主要是搞繁重的清洁卫生工作，打扫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由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制度与观念如此，故而知识分子进入图书馆接受劳动改造不仅合法，而且还很合理。即便到了后来，穆旦的“管制”虽被解除，可依旧被留在图书馆接受“监督使用”，当一名小职员。“从1962年起，他每天要在图书馆整理大量图书，抄录索引，也仍然要定期写‘检查材料’，‘汇报思想’，还有那规定要干的打扫厕所之类的重活脏活。”
然而，旁观者毕竟不是亲历者。一些有过被“流放”图书馆经历的知识分子，在回忆起那段特殊岁月时，心情看起来似乎并不像旁观者那样沉重，反而时常会流露出些许“苦中求乐”的“幸福感”。这种感觉的由来，或许是缘于他们经历坎坷时，对自身处境的大彻大悟；或许是他们在富贵依旧之后，表现出了一种所谓恩怨了了的心态，反正个中滋味颇堪玩味。曾因与俞平伯讨论红楼梦问题而被毛泽东称为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回忆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就是“以待罪之身进了图书馆，以悔罪的心情进行劳动，自然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经过他们这批“右派”对书库的大扫除，对旧有报刊的彻底清点，以及藏书卡片的核对、整理等苦干之后，“使创建近十年的图书馆的面貌焕然一新”。忆起自己曾经的劳动成果，蓝翎还很是有些得意，“如果没有‘右派’们的努力，(图书馆)年终被评为卫生先进的单位，怕是要打些折扣的”。姑且不论“劳心者”是否甘愿沦落为“劳力者”，只看他们在图书馆的那段岁月，却也会有些新奇的发现。有些知识分子在劳动之余，竟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自由读书”，这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是一件颇为幸运的事。
当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曾经的落难之人多少会对往昔所历经之事发出些慨叹!蓝翎也不例外。“可爱的图书馆!可悲的图书馆!运动把你打扫得干干净净，也几乎把读书的风气打扫得千千净净!”其实不然，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里，社会上也并非毫无读书的风气，只不过那时的读书风气因受了政治风气的左右而变得不太正常，读书风气的乖戾，扭曲了人们读书的心态。到了后来的“文革”时期，当不正常的读书风气愈演愈烈的时候，曾与蓝翎同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庄也被发配到了图书馆，每每在被排斥于开会学习等的活动之外时，他反而能“在静处读书、思过。革命经典著作之外，还能到‘参考阅览室’看其他人不能看的书。读呀读，时间一年多，却读了‘文革’前几年读不了的书”。李庄在回忆起这段岁月时，竟然发出了“很怀念这段时间，衷心感谢图书馆给我如此照顾的同志”的感慨。有趣的是，在蓝翎看过李庄这段回忆后，虽产生了些许共鸣，但也有一丝怪怪的“优越感”流露出来。蓝翎看来，由于李庄身处“文革”的特殊时期，基本上没有他在图书馆时“自由”，因此认定李庄“不一定有我接触的东西多”。言下之意，想必读者自会了然。
1962年初，时为南开大学研究生的陈生玺，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改造，回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当时的他，虽有继续从事研究的打算，却对接连而来的政治运动有所顾忌，害怕自己再犯“错误”，于是“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由于‘反右’运动，自己受到批判，促使我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有所思考”。在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方面的主要著作后，陈生玺发现自己不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训练了思维，同时，“还读了其他-_些文学书籍，这对我后来继续研究历史都很有帮助”。就在同一个单位中，诗人穆旦也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用于翻译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那个时候，穆旦虽然受着历史冤案以及种种批判的折磨，“但他对自己从美国回来的举动从未表示过丝毫的后悔之意。他自觉接受改造，愿意吃苦，还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著作，每天写思想汇报和改造日记，年终写思想改造总结。他抓紧每一分钟学习，但他读书绝不占用译诗的时间”，到1965年，终于完成了两万多行的长诗《唐璜》的翻译初稿。不过，有的人想要“苦中求乐”却并不能如愿。被留在图书馆之后，蓝翎本来是作了长期打算的，在劳动之余，他还刻苦攻读起有关图书馆学的书籍，来加强自己的业务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不仅能够掌握工具书的使用，也熟悉了书库的基本情况。可就在1958年底，当蓝翎正要在图书馆好好干下去的时候，随着人事保卫部门的一声令下，他便踏上了到农场去的旅途。临出发的那一天，蓝翎与同被下放的一行人，“顺着西伯利亚刮来的七级寒风，奔向大风口的唐山柏各庄农场”……
如今，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读那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替那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感到惋惜。穆旦被逐出大学讲堂而受到迫害和歧视的时候，“才四十足岁，也正是他写作上的黄金时期”。而陈生玺在图书馆工作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于1978年重新回到历史系工作的时候，也已经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了近知天命之年。在风华正茂之际而遭厄运的知识份子并不在少数，当时，他们是以何种态度来面对这种人生遭遇的呢?这是件很令人感兴趣的事。蓝翎在回忆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代表当时一部分知识份子的内心反映。“在这一变故之中和之后，如果不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是顽强地活下来，睁开双眼，敢于直面人生，就一定能够‘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包括自己的真面目。这对个人来讲，当然是痛苦的不幸的。但对一个作家来讲，则是不幸中之大幸，正因为他能从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和自己的真面目，他才能严格地解剖世人，也更严格地解剖自己，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文章”。然而，从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遭际来看，较之后来的牛棚、干校生活，他们在图书馆接受改造的那段岁月逐是为他们留下了些“美好”的回忆。随着后来政治运动力度和烈度的不断加深加强，那些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即便能够还暂时栖身于图书馆，但以往那些“逍遥”的日子是不会再回来了!
图书馆缘何能够入选“改造”场所之列，这又得从中国人对图书馆基本功能的认识谈起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图书馆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充当了安置各单位内职工家属子弟的部门。在一些人眼中，图书馆内的诸如上架、流通及编且等管理工作，根本不需要管理者具备多么高深的学识和水平。那些看起来比较琐碎与繁重的工作，一般人就可以胜任，大凡自认为有些水准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屑于从事的。所以，很多人极度轻视图书馆的管理和建设工作。此外，图书馆本身的藏书功能还决定了管理工作的困难程度，藏书越多，上架、下架、编目、整理图书、打扫环境卫生之类的工作愈加繁重，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无疑又加深了人们对图书馆工作性质的误解，想当然地把它理解成为适合人们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所。1959年1月，在南开大学的“反右倾运动”中，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处以“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的判决，几乎剥夺了他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权力。判处生效后不久，他便被发落到图书馆接受监督和改造，在待遇与级别被大幅度降低之外，他在图书馆从事的工作，“名义上是干英文、俄文图书编目，实际上主要是搞繁重的清洁卫生工作，打扫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由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制度与观念如此，故而知识分子进入图书馆接受劳动改造不仅合法，而且还很合理。即便到了后来，穆旦的“管制”虽被解除，可依旧被留在图书馆接受“监督使用”，当一名小职员。“从1962年起，他每天要在图书馆整理大量图书，抄录索引，也仍然要定期写‘检查材料’，‘汇报思想’，还有那规定要干的打扫厕所之类的重活脏活。”
然而，旁观者毕竟不是亲历者。一些有过被“流放”图书馆经历的知识分子，在回忆起那段特殊岁月时，心情看起来似乎并不像旁观者那样沉重，反而时常会流露出些许“苦中求乐”的“幸福感”。这种感觉的由来，或许是缘于他们经历坎坷时，对自身处境的大彻大悟；或许是他们在富贵依旧之后，表现出了一种所谓恩怨了了的心态，反正个中滋味颇堪玩味。曾因与俞平伯讨论红楼梦问题而被毛泽东称为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回忆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就是“以待罪之身进了图书馆，以悔罪的心情进行劳动，自然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经过他们这批“右派”对书库的大扫除，对旧有报刊的彻底清点，以及藏书卡片的核对、整理等苦干之后，“使创建近十年的图书馆的面貌焕然一新”。忆起自己曾经的劳动成果，蓝翎还很是有些得意，“如果没有‘右派’们的努力，(图书馆)年终被评为卫生先进的单位，怕是要打些折扣的”。姑且不论“劳心者”是否甘愿沦落为“劳力者”，只看他们在图书馆的那段岁月，却也会有些新奇的发现。有些知识分子在劳动之余，竟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自由读书”，这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是一件颇为幸运的事。
当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曾经的落难之人多少会对往昔所历经之事发出些慨叹!蓝翎也不例外。“可爱的图书馆!可悲的图书馆!运动把你打扫得干干净净，也几乎把读书的风气打扫得千千净净!”其实不然，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里，社会上也并非毫无读书的风气，只不过那时的读书风气因受了政治风气的左右而变得不太正常，读书风气的乖戾，扭曲了人们读书的心态。到了后来的“文革”时期，当不正常的读书风气愈演愈烈的时候，曾与蓝翎同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庄也被发配到了图书馆，每每在被排斥于开会学习等的活动之外时，他反而能“在静处读书、思过。革命经典著作之外，还能到‘参考阅览室’看其他人不能看的书。读呀读，时间一年多，却读了‘文革’前几年读不了的书”。李庄在回忆起这段岁月时，竟然发出了“很怀念这段时间，衷心感谢图书馆给我如此照顾的同志”的感慨。有趣的是，在蓝翎看过李庄这段回忆后，虽产生了些许共鸣，但也有一丝怪怪的“优越感”流露出来。蓝翎看来，由于李庄身处“文革”的特殊时期，基本上没有他在图书馆时“自由”，因此认定李庄“不一定有我接触的东西多”。言下之意，想必读者自会了然。
1962年初，时为南开大学研究生的陈生玺，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改造，回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当时的他，虽有继续从事研究的打算，却对接连而来的政治运动有所顾忌，害怕自己再犯“错误”，于是“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由于‘反右’运动，自己受到批判，促使我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有所思考”。在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方面的主要著作后，陈生玺发现自己不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训练了思维，同时，“还读了其他-_些文学书籍，这对我后来继续研究历史都很有帮助”。就在同一个单位中，诗人穆旦也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用于翻译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那个时候，穆旦虽然受着历史冤案以及种种批判的折磨，“但他对自己从美国回来的举动从未表示过丝毫的后悔之意。他自觉接受改造，愿意吃苦，还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著作，每天写思想汇报和改造日记，年终写思想改造总结。他抓紧每一分钟学习，但他读书绝不占用译诗的时间”，到1965年，终于完成了两万多行的长诗《唐璜》的翻译初稿。不过，有的人想要“苦中求乐”却并不能如愿。被留在图书馆之后，蓝翎本来是作了长期打算的，在劳动之余，他还刻苦攻读起有关图书馆学的书籍，来加强自己的业务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不仅能够掌握工具书的使用，也熟悉了书库的基本情况。可就在1958年底，当蓝翎正要在图书馆好好干下去的时候，随着人事保卫部门的一声令下，他便踏上了到农场去的旅途。临出发的那一天，蓝翎与同被下放的一行人，“顺着西伯利亚刮来的七级寒风，奔向大风口的唐山柏各庄农场”……
如今，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读那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替那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感到惋惜。穆旦被逐出大学讲堂而受到迫害和歧视的时候，“才四十足岁，也正是他写作上的黄金时期”。而陈生玺在图书馆工作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于1978年重新回到历史系工作的时候，也已经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了近知天命之年。在风华正茂之际而遭厄运的知识份子并不在少数，当时，他们是以何种态度来面对这种人生遭遇的呢?这是件很令人感兴趣的事。蓝翎在回忆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代表当时一部分知识份子的内心反映。“在这一变故之中和之后，如果不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是顽强地活下来，睁开双眼，敢于直面人生，就一定能够‘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包括自己的真面目。这对个人来讲，当然是痛苦的不幸的。但对一个作家来讲，则是不幸中之大幸，正因为他能从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和自己的真面目，他才能严格地解剖世人，也更严格地解剖自己，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文章”。然而，从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遭际来看，较之后来的牛棚、干校生活，他们在图书馆接受改造的那段岁月逐是为他们留下了些“美好”的回忆。随着后来政治运动力度和烈度的不断加深加强，那些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即便能够还暂时栖身于图书馆，但以往那些“逍遥”的日子是不会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