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于“文革”这个概念，最准确的定义恐怕只有“史无前例”这个定语。
　　历史这东西总是在不同的点上重复着。秦始皇“焚书坑儒”开了扼杀不同学术和思想的先河，先贤们把它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顶多也就是在诗文中低吟浅唱，完全模糊了它的功过是非。其中，唐朝章竭写过一首诗叫作“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算是比较深刻分析的一篇，你嬴政坑儒嘛，但是，推翻你的并不是儒士们。这句话还是颇让人玩味的。从另一个方面听就得出思想的、精神的东西是“焚”不毁、“坑”不掉的。你想“焚”、“坑”，结果适得其反。可惜的是章竭的诗文是微弱的，它没有唤起先贤们的多少共鸣。
　　到了汉代出了个董仲舒，他对秦始皇的重复是矛头所指正相反，手段却比他还毒辣而高明。然而，对不同思想学术的灭绝上是一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一面旗帜，更是一把铁扫帚。这把铁扫帚攥在统治者手中开始横扫一切先进的、不先进的、优秀的、不优秀的百家思想和学术，其结果开始了中国漫长的“万马齐喑”的历史。
　　董仲舒确立儒学的独裁地位，对此孔圣人也会感到惊愕不已。
　　万物一旦处于独尊、独裁地位就失去了价值判断参照系。儒学统治中国两千余年，对其是与非，只能用“存在便是真理”来搪塞了。
　　人类的文明进步奇妙之处在于它的“不同”。异彩纷呈才是人类，多样化才是社会。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色彩斑斓，争鸣论辩，相映生辉。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连刮着刚劲的漠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人也未幸免于难，有的甚至连阉器和裹脚都接受下来了。
　　反观历史不是目的。析古鉴今，对“文革”的思考触角伸得应远一些，深一些。
　　我已过了不惑之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舔伤口之举，就是自我解剖的过程。重游三十余年前的沙河，再呛几口水，觉得好玩。
　　权作序。
　　一
　　我对“文革”最初的感受是一则谣言。当然，那时把它当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细想起来发动“文革”的手段“似曾相识”。
　　陈胜、吴广是借用狐狸和鱼来造假象的。张角较早制造民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可谓胆大而巧妙。宋江搞了个“替天行道”的石头来为他所用。元末，他们搞出个“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洪秀全、杨秀清高明了一些，利用上帝来煽情。在这里暂且不论事情本身的价值，仅就手法而言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农民式的聪明与狡猾。
　　1966年夏末的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吃着高粱米豆饭。这种饭在那时，在我们那里相当于泰国香米的档次。所以，我吃得满头冒汗。正吃到香处，在外地念中学的三姐回来了。后边跟着一个同学。二人神色慌张，犹如被歹徒追赶一样。妈放下饭碗问：“乌兰，你这是怎么了？”
　　“爸、妈，有人要暗害毛主席。”三姐的这句话不啻一声闷雷，惊得全家人都哑了。我只记得这顿“泰国香米”前一半吃得香甜，后一半吃没有吃都记不起来了，遑论什么滋味。
　　经过一阵沉默后，妈小声问：“真有这事？”
　　三姐的同学说：“他们在主席像的胸口上暗画有剪刀，刀尖正对着主席心尖。”
　　我们霎时都把目光投向主席像。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老人家以他特有的微笑望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瞪大眼睛极力搜寻着那把剪刀。
　　“看不出啊！”妈妈说。
　　“肉眼看不出，他们做了技术处理。”三姐很有学问地说。
　　“他们还在鞋底上刻主席像。”三姐的同学补充道。
　　我们一家人几乎同时低头瞅摆在炕沿下的各自的鞋。好在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纳底缝制的布鞋。只有三姐的同学穿着很时髦的白底蓝面胶鞋。因为她姐夫是公社的文教助理，在我们心目中是贵族。
　　我很想翻看她刷得干干净净的胶鞋。
　　“他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心这么黑？”妈妈说。
　　“暗藏在各地的阶级敌人，还有主席身边的。”三姐说。
　　父亲的喉咙很响了一下，却没有说什么。父亲的这一声响使我更加毛骨悚然。
　　那时，我读过《红楼梦》的小人书，其中赵姨娘以刻木人心口扎针的魇术害凤姐和宝玉的故事，很使我激愤，于是印象极深。所以，今天听有人竟然用类似的阴谋毒辣的手段谋害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愤慨和恐惧是无可名状的。
　　这是我首次接受的关于“文革”的思想动员。形式是这样的偶然、简陋、潦草，然而刻骨铭心。
　　那年我12岁，人生第一次产生了如此大的恐惧感。从此，我逐渐向政治禅的漩涡漂去，伴随着恐惧，伴随着新鲜，伴随着兴奋，伴随着憧憬。
　　二
　　对“文革”最初的短暂领略之后，引起了我无限的好奇和骚动。
　　少年的政治骚动，对于我来说，与自小饿肚子有关。这有点像历朝历代的饥民起义。朦胧意识中产生了“文革”或许满足我的某种欲望，最突出的就是我天天可以吃上“泰国香米”。
　　逻辑公式可以是这样———饿肚子———谁让我饿肚子———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些人要谋害毛主席———我们要吃饱肚子———要捍卫毛主席。
　　这种循环逻辑最后只剩下了捍卫毛主席。最原初的饿肚子早已丢掉了，或者说放弃了。政治可以当饭吃了，信仰可以当饭吃了。我参加了造反最烈的那几个月，竟没有一丝饿的记忆。我敢对毛主席，对人民起誓，那几个月中我绝没有抢劫过、偷盗过一粒粮食。那年月政治真的填饱过我的肚子。那是一副前胸贴后背的透明肚子。
　　至于偷盗，活到如今有过一次。现在想起愤懑大于羞愧。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放学后腋下夹着书往家走。现在一点想不起那天是个什么样的天气，所以无法形容秋高气爽，还是阴云密布或者半阴半晴。因为，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天气，连抬头看看日头的兴趣都没有。早晨上学时吃的一个窝窝头此时连渣子都没有在肚子里。中午，我同桌同学啃着荞面饼。我忍不住跑到教室外待着。同桌同学的父亲是供销社收购员，收购牛羊猪的，号称“一摸准”。他收购牛羊时，只要用手拍拍腰、摸摸肚就估出其重量，据说不差斤两。我嫉妒我的同桌有个“一摸准”的爸爸。
　　硬挺着上了下午的两节课，现在走在回家的路上，七岁的我还能想别的吗？
　　回到家里，空无一人，我抱着侥幸心理揭开锅盖一瞅，早晨蒸窝窝头的黄水还在锅底汪着，死气沉沉的。我在家中实在是没有找着可嚼的东西，很懊恼。我鬼使神差般的走进了我们借房户家。我们家房子是典型的东北农民居室格局。三间土房，中间一间开门，开门屋也叫外屋或灶火间，门的左右各有一个灶台。一般讲主人家都住西间，东间留给儿子成家住。如果儿子没有成家，可以借给别人住。那时，公社系统新调来的国家干部们往往借住农民的闲房。当然一定要选择那些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的人家。我父亲是土改时的老党员，又是劳动模范，所以，我们家的东屋成了光荣的居室，住进了公社刘特派员一家。刘特派员脸很黑，棱角分明，眼睛特别亮，我打心眼里怵他。他很忙，我很少见到他。我天天见的就是他的母亲———一个花白头发，脸上肉耷拉到胸前，永远细眯着双眼的老太婆。而且，她细眯眯着的双眼里总是射出幽幽的光。
　　我溜进刘特派员房子的时候，我人生第一次实践了蹑手蹑脚，我仿佛知道我要干一件不齿于人类的大事。我进了他的屋，一眼看见老太婆的眼睛没有细眯着，因为没有幽幽的光。我断定她睡着了。我在屋边的西南角上发现了他们家盛米饭的铁锅。锅里黄澄澄的小米饭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强忍住狂跳的心，不顾一切地伸出手，抓起饭坨转身就跑，结果慌乱之中出了差错，我被门槛绊了一跤，嘴啃泥地摔在门外。
　　我一骨碌爬起冲出了家门，冲出了院门，老太婆细眯着的双眼的幽幽的光一直追逐着我，直射着我的后脊梁。我一口气跑到我们家北沙坨子上才驻足。惊魂甫定，我才想起手中的饭坨子。哦，还有，攥得过紧，米粒从手指间挤了出来。
　　我把饭坨子混合着嘴里的涎水、手上的汗泥吞进肚里，后来我才发现，还有我的一颗门牙。那时我正值换呀，门牙活动了一些天，被门槛绊倒时掉了下来。终于与米饭一起进了我的肚子里。从此，我肚子里长牙，凡事爱咀嚼，不爱吐露。
　　我吞完了偷来之食，才想起我惹下了大祸。我父亲自小教我们，蒙古人“饿死不偷，屈死不告”。我成了小偷，而且偷的又是公社干部的米饭，我劳模父亲的脸往哪儿搁呀！？父亲肯定要扒我的一层皮了。父亲扒皮可以挺得过去，因为不是没有被扒过（当然是别的原因）。然而，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了，我还怎么活呀？我不敢回家了。
　　我没有我另一个同学的勇气，他与我同样或不同样的原因长了“三只手”，而且乐此不疲，辍学不上。老师让我找到他，劝他上学。他说，告诉老师，我偷东西正忙着呢，没有工夫上学。
　　天都快黑了，我仍徘徊在房后的沙坨之中。因为害怕，早已忘记了饿肚子。
　　父亲找到我时，我依着一棵粗大的杨树半昏半睡着了。我以一个做贼的心情回到家里时，全家人都默默无语。母亲让我洗了脸和手，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端来了一中碗冒着热气的黄澄澄的小米饭。
　　“吃吧！”母亲嘴唇颤抖着说。
　　我没有接碗，而是扑进了母亲怀里，把脸深深地埋进母亲干瘦的怀中，呜呜地哭了。母亲浑身战栗地搂住了我。我的三姐、小弟也都抱住母亲的腿哭。
　　我至今想起这件事仍想哭。
　　三
　　我三姐被选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要进京参加第七次接见。这一消息使我们家又一次狂欢起来。我羡慕得不得了。突然提出要跟三姐一起去北京见毛主席。妈说，你还小，以后有机会。三姐赶紧摇头道，不行，不行，一个学校就那么几个名额，还有人统一带队，多一个也不行的。再说你连红卫兵都不是，怎么去？
　　我感到了绝望和委屈，眼泪自然就下来了。三姐感到为难，蓦地她说：“这样吧，你给毛主席写封信，我带给毛主席，这不你也一样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了吗？”
　　当时，我激动得蹦起了高高。
　　我当即翻破旧的书包，想找一个像样点的纸，结果没有找着。因为，我所有的作业本都是用哥哥姐姐们用过的作业本的背面做的。偶尔参加运动会什么的得个新作业本，当作珍宝一样。不巧的是，这样的作业本都用过了。我很沮丧，最终还是三姐帮我找来了两张白纸。
　　我在煤油灯下用蘸水钢笔（这种笔现在不见了）写起了此生最神圣、庄严、虔诚的信。这决不仅仅是当时的心情，直到如今，我写信再也没有找回过那时的感觉。我想今后也不会有了。那封信我是真正用心血写成的，那封信里没有掺杂任何人间的卑污、阴暗、投机心理。因为那时候，我的心灵世界是圣洁的。犹如刚刚结核的青杏一样，还没有被虫蛀，还没有被农药、酸雨侵蚀。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爷爷：
　　
您好！
　　
我非常想念您！
　　
我是一名三代贫农的儿子。我们家在旧社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您老人家领导人民闹革命把我们全家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没有您，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无比的生活，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我最恨那些以刘邓陶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可恶的阶级敌人。我要当红卫兵，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您老人家，谁要反对您，我就跟谁拼到底。我长大要当工农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我非常想见到您，他们说我不是红卫兵，不让我去。我当红卫兵第一件事就是去伟大的首都祖国的心脏见您老人家。
　　
革命的敬礼 　　
祝毛爷爷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信写好以后，因为过于激动，手抖得厉害，收纸的时候，不慎把墨水瓶碰倒了，墨汁洒在了信纸上。我慌忙用手去擦，一下子把信纸涂得面目全非。我坐在那里就哭了起来。这时，其他人都睡了，只有母亲在灯下隔着桌缝补着三姐进京穿的衣服。母亲见我哭了就安慰道：“别哭了，明天让你三姐再找张纸写不就行啦。”
　　我无奈只好吸溜着鼻子钻进被窝里。朦朦胧胧之中，我三姐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握着她的手慈祥和蔼地询问我们公社乃至我们生产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我三姐当时就把我的信双手颤抖着交给他的时候，他很仔细地看完，然后写上一句或说上一句表扬鼓励我的话。
　　我当时，调动了所有的想象力，描绘着幸福无比的海市蜃楼。我眼前出现了书画上看到的天安门城楼和随处可见的领袖像。我渴盼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够抚摸我的头颅，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微笑着从我眼前慈祥无比地晃过去，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这是一个梦，美妙的梦。
　　它又是真真切切的，对于我心灵而言。
　　三姐出发那天起我就焦灼地期盼着，甜蜜地等待着，深刻地尝试着等待的滋味。
　　等来的却是绝望和自卑。
　　二十天后，三姐回来了。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三姐就是我过去的三姐。水灵丰满的三姐变得憔悴不堪，尤其是她那会说话的褐色眼睛此时变得呆滞无光，隐隐约约透出哀怨。她进屋后第一句话就喊了声“妈妈”，然后趴在妈妈的怀里。
　　妈妈用眼示意，让我和弟弟出去。我们俩出去了。三姐为什么变得那样？三姐究竟遭遇了什么？三姐都给妈妈讲了什么？我都没有敢问。我不想伤害我的三姐。花季年龄的三姐守住了那份圣洁的隐秘至今。我从妈妈和三姐的眼神里朦朦胧胧地读懂了一些什么。
　　至于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我连提都没有敢提。
　　我产生一种巨大的距离感。
　　我像一个寻觅猎物的狼一样抻着鼻尖到处搜寻，想打听到红卫兵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天安门广场的真实情景究竟是什么样。
　　读内蒙古工学院的大哥告诉我，我们搞革命大串联坐火车，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连厕所都挤满了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连方便都没处去。
　　念高二的二哥说，每次接见完以后，天安门广场上丢弃的鞋帽、挎包一车车地往外拉。为了参加一次接见，有的在天安门广场露宿好些天。
　　他们零零碎碎的描述，使我对当时的真实情景缝百衲衣一样拼凑起来，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图案。照这历史图画重演一下将会如何？不只是目不忍睹吧？而且，我只是那个场景的旁听者，身临其境的人们绝对比我有发言权。四十多年过后你们作何感想？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动力支撑数亿大孩小孩痴狂癫疯至如此？我仔细地翻览历史，缜密地观察和思考现实，我感到只有宗教才有这样的魔力。
　　三姐从北京回来过了很多天后，从挎包中拿出了一件鸭蛋色的衬裤给我。这是我在“文革”时期穿的唯一的不是母亲缝制的衣服，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奢侈品。即使是我被他们捧上了造反团司令的宝座时也未换过别的什么。读者不要以为我是当衬裤穿的，我是没有外套的。我的记忆中我们村里人好像不懂得裤子里还套个裤子穿。穿衬裤的都是“工作”的人和干部。我穿上这线裤，一旦有人注意上我的线裤，我就自豪地告诉他：“这是我姐从北京给我买来的。”久了，同学们一见我就喊：“北京线裤来了！”我穿着这件鸭蛋色的北京线裤实现了我少年壮志———能够把公社书记拉下马批斗。直到这件线裤在裆部开了线，我都没在意，直到我的通过造反来捍卫伟大领袖———改变生存环境的美梦破灭。
　　鸭蛋色北京线裤是我辉煌的卑鄙历史的见证。
　　我现在懊悔那时没有文物意识，没有把这件历史的见证裤保存下来。那上面的墨汁、糨糊、汗泥、鼻涕、菜汤、虱子整个就是那时的我。
　　三姐虽然没有能够把我的信转呈给伟大的领袖（这毕竟是一件憾事），但是，他给我买来的这件鸭蛋色线裤却让我风光了好多日子，而且成为少年梦生成幻灭的见证。从这意义上说，它似乎不比我那封效忠信逊色。
　　呜呼，我的鸭蛋色北京线裤！你在哪里？
　　你现在是嘲笑我呢，还是怜悯我？或者是骂我背叛？
　　四
　　穿上鸭蛋色线裤不久，乡村学校便停课了。乡村的小学，不同于城市里的学校，也不同于中学，“文革”是从老师们的互斗开始的。因为年龄最大的六年级学生才是十二三岁。他们虽然易于煽动，但是毕竟是年纪太小而胆子也不壮。
　　老师们的互斗首先是矛头对准了校领导，几个回合下来校领导便靠边了，接着是互相之间揭发。蒙古族有句俗话叫作要死的鸡互相啄屁股。老师们的互相揭发就是属于鸡啄屁股类的。其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一位语文老师一向很浪漫（那时的标准），对异性颇感兴趣，但决不是现在这样赤裸裸的以此为荣。他经常把头发梳理得光光滑滑，贴在脑壳上，犹如狗舔过一般。见漂亮女人往往飞个媚眼，接着说句“你吃了吗”之类的话。他本想惊叹一句———你真漂亮，但是决不敢说出口的。如果真说出来，女人当即骂你是流氓，甚至告到组织那里说你是耍流氓调戏她。他的这一切都成了被人揭发攻击的缺口。
　　受性压抑的中国男人们，无论是有知识的，还是目不识丁的，都以揭发人男女隐私为己任乐此不疲，以排解内心的比被揭发者更为卑鄙的情绪。
　　这位语文老师当然成了“共讨之”、“共诛之”的对象。他和她们共同揭发他的“搞破鞋”的资产阶级腐朽反动行为。
　　我至今不可理喻的是一位面貌娇好的女老师揭发他，他有一次在开会时掐过她的大腿。一向保持沉默的那位语文老师急眼了辩解道：“你，你还有良心没有？那年，我们在查干村搞社教，有一天晚上，因为你老妈病重，你要连夜回家，又害怕不敢走。我送你回家。那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走了十二里沙路，十二里啊！就我们二人，我干什么不赶趟？我凭什么在众目睽睽下掐你大腿？我疯了？” 　　经过这次目睹中学红卫兵们的游行，潜隐在我心中的造反冲动终于喷发了。回想起来，我的胆子是够大的。因为，我聚了五六个同学，撇开老师，撇开生产大队、小队的当权派，撇开村里的“地、富、反、坏、右”，直接去造了掌管一万两千多人生死大权的公社书记（第一把手）的反。
　　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当时的这个大胆的决定是怎样作出的，也想不起这个大动作的目的性。总之是一切都在很模糊之中。一切都是一种无形的手操纵了我。在社员们的眼里公社书记是个很大的官，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他是很神秘的，几乎高不可攀的。记得他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社员们都说她是“公主”，“驸马”是个民政助理。社员们说他特别能“嘚瑟”，比他老泰山还牛。我们就此特别嫉恨这个“牛驸马”。
　　在此之前，我听一位社员说，公社焦书记是官僚主义，霸气得很，有一次骑着黄骠大马从生产队的谷子地里奔跑过来。我听后特别气愤，心想，这和电影里见到的国民党和鬼子有什么区别呢。
　　再就是，我们家穷，见着公社那些官们的孩子穿得溜光水滑，吃得白白胖胖，难免产生了妒忌和自卑心理，内心里有一种不平和有朝一日看看他们“热闹”的想法。
　　还有就是，公社这些官们爱联系和走动那些有家人在外工作或家境较好的社员。这使我又增加一层愤慨。
　　上述这些算是我直接造公社第一把手反的由头。
　　其实，这些由头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才搜肠刮肚整理起来的，那时根本没有这样清晰。
　　当时，最使我胆肥的就是伟大领袖号召我们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并把他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当然，后半句是我们的“活学活用”和深刻理解。
　　有最最敬爱的领袖撑腰，我们还顾忌什么？而且，我们本来就对公社书记怀有很多不满。我只是简简单单地跟几位同学们说了直接去批斗公社书记的时候，他们似乎早有准备一样异口同声地说，干！
　　我们为了批斗公社书记找到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铜锣和一把木梆。
　　我们几个毫无顾忌地冲进了焦书记的办公室。如果是往日，他只要瞪一下眼，我们这些鼻子还整不干净的孩子们立刻会撒丫子跑掉，不敢睁眼瞅他的。确切地说，我们绝没有胆量闯进他的办公室。
　　这几年我读当年红卫兵们怎样轻而易举地批斗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元勋的文字，我确信在那个年代这都是真确的，毋庸置疑的。
　　当时，多少感到意外的是，焦书记竟然没有任何辩解，甚至没有表示疑问就乖乖地跟我们走向了大街。我们让他一手拿锣一手拿梆，边敲边喊“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罪该万死！”
　　当然，这些话都是我们教给他的。
　　后来有人要让他喊自己是反革命，他却死活不干，反而喊道：“我不是反革命！”
　　其时，我根本搞不清“走资派”和“反革命”有什么区别，就连“走资派”和“反革命”的概念都不清楚。当时想，他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这恰好证明“反革命”肯定比“走资派”还坏。于是，我们极力要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结果游斗了半天，转了整个村子一圈，喊口号喊哑了嗓子，也没有能够使他亲口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这使我们很沮丧。这场游斗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场游斗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焦书记承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上，而是它拉开了白塔公社批斗“走资派”的序幕。后来，按公社一位秘书写的报告中的说法是白塔村革命小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行动，矛头直接指向了白塔公社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揭开了白塔公社阶级斗争的盖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永远载入白塔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
　　拿起笔忆写这些的时候，我既想哭，又想笑。
　　掩卷之余想到，无权者向有权者夺权，老百姓向当官的造反，有一种深深埋在心底的动因，那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互相都没有把对方看作是跟他一样的，平等的。他们抽去了人性这个唯一可以沟通的要素，完全以政治附性来对待对方。领导者在台上时以领导者自居，成了政治的象征和替代物，远离了老百姓。即使是与老百姓接触也只以原则和利益做纽带。永远是俯视，永远是施恩者的情态。
　　老百姓呢？同样，他们仰视台阶的时候，主动把自己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以一种驯服的心理对待当权者。久而久之，人性的情感之丝越来越纤弱，政治的原则的利益的成分越来越赤裸裸。
　　这种政治的依附和维系在有序的状态下保持下去，并不觉得如何。一旦由有序进入无序状态，其情形就十分可怕。依附和维系立刻会变成对立，尖锐对立，甚而至于敌对关系。中国历代都注重统治秩序，千方百计地使秩序稳固，不谓不高明。然而，他们都只治流，没有注意源。或者说只治标，未治本。
　　如果谁想真正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水乳交融，那么他必须使二者相信平等，当他们互换位置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觉。
　　不平等本身远没有不平等的感觉可怕。
　　不平等的感觉是万恶之源。
　　人类呼唤平等，更需要平等的感觉。
　　实现平等是何其难啊！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绯闻披露后，美国公众的信任率并没有下降。公众认为总统跟我们一样也是人，性丑闻是他的隐私。公诉人公诉时只诉其伪证罪。他们容忍并理解了一个“搞破鞋”的第一把手。因为他们心目中总统也是人啊！
　　美国总统当然是君临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公众存留的是一种平等的感觉，充满人性的感觉。美国总统呢？他也没有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思想、政治一切的楷模。他只是把自己当成用强大的经济做后盾，经过不惜揭露对手隐私的竞选手段，登台掌权的一个纳税人。所以，当他的隐私被揭露后也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接受之。这也是一种平等的感觉。
　　假设有人在美国发动一场运动———把绝大部分当权者都打倒。美国的公众会怎么样？
　　或许他们会耸耸肩摊开双手反问，这是为什么？他们有什么过错？ 　　看热闹的人群之中，有一双目光如利剑般，狠狠刺了我，我浑身一激灵，强装镇定，让老富农站起扛着板凳走。
　　围观的人们感到很扫兴，有的走开了，有的说些什么。
　　用眼刺我的就是我的大姐。她的公公就与这富农一起种菜。大姐对老富农了解，但是，决不仅仅是因为了解他。
　　我大姐的公公是中农成分，谁如果争取把他划为上中农，那么就进入可以斗争之列。即使是中农也是划为中间阶级，摇摆不定的争取对象。所以，中农们在贫农和下中农面前矮了半头的。下中农与贫农一样本是依靠对象，但是，只因为沾了一个中字，心理也是留有一丝丝的不快。甚而至于，贫农在雇农跟前似乎也有些胆怯的。我亲耳听过，两人辩论，一个说，我是地道的贫农。另一个鼻子哼了一声道，贫农算什么？我是三代老雇农。那位贫农立刻有些脸红，讪讪地走开了。
　　生活在一个中农（有一段被划过上中农）家里的大姐，自然尝到这成分之压的滋味。于是她将心比心之故吧。
　　那场斗争会毫无炫耀之处，平淡至极。因为他仅仅是个富农，而且，我们没有挖到变天账。更主要的是斗争他的社员们大多不会说汉语，只会吼几声自己听着也别扭的汉语口号。老富农更是听不懂蒙古语。斗者与被斗者的语言障碍成了老富农的保护神。
　　认识我的朋友都清楚，我至今说的汉语带有浓重的蒙古味儿，语音直而呆，Z、C、S三音发不清，阴平阳平找不准。到饭店要吃醋和吃素，总是让小姐问个几遍，我只好拿醋壶做喝醋状。于是乎，我最爱和南方朋友在一起，他们听不出我的音病，夸我普通话说得好。
　　由此可想而知，当时我的汉语水平只是“吃饭”、“你好”这个档次的。公社书记是地地道道的汉族，我是怎样斗争了他，让他低头认罪的，现在犹如隔世之梦，无论如何也理不清了。
　　斗争会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散了。
　　过了几天，有几个社员批斗了老富农的姑娘，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并且让她念传单。这个女人文化不高，把捍卫什么什么的“捍”字念成了“赶”字音。这下让回乡闹革命的一些中学生们抓住了“现行反革命”，狠狠斗了她一把。
　　因为，我当时连分辨这样简单是非的本事都没有，很是懊悔了一阵子。
　　七
　　公社书记给批倒了，富农分子的变天账虽然没有挖出来，但是毕竟也折腾差不多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白塔。有人提醒道。是啊，白塔是白塔村唯一留下至今的封资修的遗产。它是一座清代喇嘛塔。塔身高12余米，底宽6米，共五阶。上两阶成圆状，有铜顶箍、十三天、佛眼等。佛眼分东西南北四向，内有四尊佛像，为首者乃喇嘛教鼻祖宗喀吧；下三阶呈方形，次第积迭构成坚固的塔基，每阶有若干神像浮雕，四面对应，工整美观。塔顶铜冠上原有八枚铜铃，每逢风吹便叮叮当当响起，数里外可闻悦耳之声。这塔原本也是与庙浑然一体的。庙，当然自分果实开始一点点地革命掉了。当我之辈觉醒，要革它命的时候，只剩下了这座孤零零的白塔，而且被日月剥蚀，更是被人类糟蹋得斑斑驳驳，千疮百孔了。我们几个革命小将叽里呱啦叫唤着到了白塔底，却无从下手造它的反。它全是砖石白灰结构，阶沿一色长条青石板。我们的能力只能凿掉浮雕众佛像，但是大部分早被人抠得残缺不全了。我们没有能力把整座塔炸平了。而且，这时的白塔往日的神秘、佛威灵光所存不多了，因为，最具有灵性，赋予这个白塔以活鲜鲜生命力的八个铜铃，早让大人们射掉或拧去了。最后一枚是先于我们造反的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位攀上塔顶摘走的。据说也是最完整的一枚。白塔这时是哑的。我在几年前就看过，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们用日本造步枪向白塔的铜冠射击。从射击孔里白天可筛下阳光，夜间可泻进月光。我们望着白塔发呆的时候，突然发现，挂铃的铜环还在。“铜环，把它摘下来。”有人惊喜道。好，我便一马当先向塔顶攀爬。他们跟着上。从下边看着不大，到了塔顶方知，那铜冠大着呢。我们三个少年坐成三角，宽绰有余。我们用钳子一点点拧下了仅存的一些铜铃环。我还数了一下弹孔，共有12个。我们从塔顶下来后商量，取下的铜环怎么处理。我曾经有过卖破铜壶换咸盐的经历，所以说，卖它，然后买沙果吃。那时，到秋天，供销社进一些沙果，价格便宜，村里的孩子们可用鸡蛋、烂铜破铁、羊毛、麻黄草、柴火、皮张等等换沙果解些馋。我们造白塔反的时候，供销社进沙果有数日了。我一直没有合适的东西换它吃，馋了好多天。大伙情形基本和我差不多，没有一个反对的。
　　我们用白塔的铜铃环换了一土篮子红得发紫烂软的沙果，拎到水井前冲了一次水，就开吃。于是疯解了一次馋，硬拉了三天稀。从此后，我一见沙果肚子就痉挛。后来多懂了一些汉语，便知有句俗话叫作，人家牵驴，你拔橛子。我们拔橛子的代价就是翻肠倒肚三天稀。白塔至今还屹立在那里，没有任何修复，只是用土墙围了起来。丑陋的土墙与白塔相伴，极不协调，但也相安无事。
　　八
　　挖老富农的外屋地，没有找出变天账，但是丝毫也没有减弱全村人尤其是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的阶级斗争的冲天斗志，而且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有一日黄昏，我们几个少年在生产队的大炕上胡吹海哨着什么。突然，看青的社员气喘吁吁地进屋嚷嚷道，有情况。“什么情况？”有一个人骑着一头驴，驴上好像绑着一个人，飞快地向西去了，看样子不是好人。看青的社员神色慌张地说。天都快黑了，这人干什么，肯定不是特务就是阶级敌人。大伙紧张地分析道。
　　“去，去追。”
　　“去，抓住他。”
　　我们走出生产队屋子在院里每人捡了一个木棍或柳条子，又喊了几个伙伴，向西追去。
　　西边十里地外的村子叫宝塔拉，一路都是沙陀和灌木丛。每一看见一蓬沙打旺或一座小沙丘都好像是蹲着或立着的人，我们立刻紧张起来，聚到一起，吆喝，什么人快出来！
　　结果什么动静也没有。
　　我们又继续追。
　　我们一直追到宝塔拉的村边了，仍没有追着那“坏人”。大伙都有些泄气。
　　追“坏人”劲头十足，不知不觉就跑了十里沙坨路，没有抓住“坏人”一下子都蔫了，往回走的时候，两腿沉得几乎都抬不起来。 　　大舅背起四胡和长管猎枪走了。犹如闲云野鹤，开始了走山打猎、坐下来讲故事的自由生活。
　　我大舅虽然没有念过书，但是聪慧机敏，尤其是能言善辩、幽默诙谐，而且，他说书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他还能诊治一般的病。因此，百里内外老百姓都喜欢他。对他的礼遇，他的卫生局长，甚至旗长都企之不及的。
　　大舅是50年代初就自己把自己的铁饭碗犹如扔掉自己的一双穿破了的鞋子一样扔掉的人。他懂得自己的价值在自由自在，懂得自己的价值在自己内心的愉悦。
　　旗里的领导们得知大舅“出走”后都大吃一惊，都感到对他个人来说太可惜，因为他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是个很有前途的干部。对他们来说太不可理喻了，哪有不愿坐办公室的人。对政府来说这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蔑视。
　　领导们派人找到了他，劝他重返岗位，为人民工作。他摇摇头说：“坐办公室领工资，我不习惯。”后来，领导威胁他说：“再不听话就处分你。”
　　他笑了说：“正好，你们把我开除不就得了。”
　　他们拿他没有办法，由他去了。
　　我问过我大舅，你参加工作以后，没有要求过入党吗？他说，傻孩子，让我入党，党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大舅的聪明在于斯。
　　就是这样一位大舅，我都写了他的大字报。
　　社员和学生们发现这张大字报后的惊奇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我大姐耳朵中。我大姐跑到生产队院里，挤进人群之中，一把扯下了大字报，撕得粉碎。然后向我吼道：“你疯了，你！滚回家去！”
　　我一向惧我大姐，即使是当了“司令”也不例外。我还没有得意多大一会儿，就被大姐骂得讪讪地退在一旁。
　　这是我在“文革”中的最后一张大字报。在此之后，有一天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过“上厕所提去”一句话。那人也是我父亲的世交之后，捧着大字报来找我父亲告我的状。
　　自从给大舅写大字报之后，全家人都对我审视起来。他们怕我有一天突然会给父亲写大字报，揭发他的一点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他对儿子不慎时说过真心话。而且，我父亲又是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
　　万幸的是，我毫无自觉地没有写过我父亲的大字报。相同的血，相同的情，遏制了我的疯狂。
　　十二
　　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形式就是背着粪篓一路捡着粪上学，然后每天评比哪个班的粪堆长得快。学大庆、大寨，学解放军，唯独不学文化。
　　我感到骄傲的是，我虽然早已不是“司令”了，但是有了当“司令”那段经历，同学们都高看我一眼，我仍然是他们心中的“司令”。而且，我班的粪堆长得飞快，这显然与我有关。
　　复课闹革命时，我已经从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这时值得一提的事件是，我二哥经过一段两派武斗的洗礼之后，在父亲的严厉敦促下从县城回到了乡下家里。我父亲是听我的一次描述之后，下决心让二哥回到他身边的。
　　二哥有几个月不回家了。母亲很担心，因为大哥还在几千里外的省城上大学。这个家里我成了小男子汉，母亲就让我去县城找二哥。
　　我是星期六那天上午到的县城，40多华里路是步行去的。
　　小小县城虽然被武斗折磨得一片狼藉，但是在我眼中仍是很大，很繁华，很新鲜，很神秘。因为，我直到那时，到过的最大的地方就是县城，连一座楼都没有的县城。1972年12月穿军装到县城才看见了高高耸立在县城北的看守所岗楼———唯一的一座“楼”。
　　我惴惴不安地找到了二哥所在中学，这时，大概有午后两点。一辆卡车停在学校操场上，周围站满了红卫兵们。车上有六七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人，似是刚刚游街回来。我挤进人群看这些“牛鬼蛇神”们。
　　他们一个个五花大绑被从车上扔下地。
　　有的站得稳，有的站不稳。有一个小个子被扔下车时站不稳一下子在地上滚了两滚，然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个红卫兵骂骂咧咧地走过去照他屁股踢了一脚。那人仍是纹丝儿不动。有几个人围了过去，议论着什么。我隐约听清有人说了句，胳膊断了，袖管全是血。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走了。我感到很害怕，我想那人肯定死了。我在慌乱和惊惧之中竟也没有细看那人脖子上的牌子上写着的是什么。所以，没有弄清这人是谁。
　　当天我没有找见二哥，沮丧地回家，把遇见的情况跟爸妈说了。他们二人一听是矮个子，就猜测是不是常旗长。
　　常旗长官大，但是年轻，辈小，与我母亲是族亲。在土改时，在我们那个区（相当于公社）当公务员，后来渐至区长。我父亲是土改积极分子，当然关系很密切，常旗长常到我家吃饭。据说，有一次，他误伤了我家大黑狗而歉疚不已。
　　由于父母几乎是看着这个人由区里的公务员当到旗长，知根知底，深知不是坏人，所以，把他打成坏人心里总有怀疑。这次被我描述的人又有点像他，我父母就更担心了。第二天又撵我去，务必把二哥寻回来。
　　我找到二哥时，他正在对面通铺的三间大宿舍的西北角用木板围了个小间，里边用通红的煤火取暖做饭生活着。他觉得这样做是多么的英雄气概，多么的浪漫。
　　我传达父母之命，他却说，我正忙着呢，你先回去。我的犟劲上来了说，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二哥无奈领我回到家，当然是受到父母的严厉盘问和训斥。果然，那天我见到的“死了的”那个人就是常旗长。那年月人们把“牛鬼蛇神”之流的姓按职位高低或名气大小排列组合简便易记。如，中央有刘邓陶、内蒙古有乌石云等等。到了旗县级也不例外，有了常王葛马。那天拉在汽车上游斗的就是常王葛马，另有三人。意外的是常并没有断气，而是断了两条肋骨一条胳膊。
　　我父亲就骂我二哥是否也参加了游斗。我二哥争辩道，我都成了保皇派了，我没有资格游斗他们。接着讲了一个自己的英勇故事。
　　两派武斗，一派把常王葛马的葛关押起来收拾。二哥与他们“顶逆流”战斗队的另一位勇士双宝二人密谋后，深夜潜进关押人的地方，救出了葛。葛伤势重，走不动路，是他们二人轮流背了十几里路，背到叫北老贵的村庄，使他幸免于难。这位“走资派”后来复职，在盟里当了好多年的文化局长。我在部队的官位与他扯平后，我曾问过这件事。他仍然感念不已，说，你二哥是大好人，救了我。 　　为了写这部书，我问过二哥当时的同学们。他们都说，你二哥两派武斗时不要命，但是，从不下手那些被捆绑或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或其他什么人。
　　我听后，相比之下汗流如注。
　　十三
　　我大哥是1964年的大学生。“文革”时期很具特点的“逍遥派”。他的特点就是以省城大学生最大组织“井冈山”兵团的联络员身份，并以大串联之名，走遍了中国除了港澳台和西藏以外的所有地方。这使他大受裨益。他是学工科的，然而，他酷爱研读历史。“文革”的大串联，使他沿着前贤、风流们的足迹，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逍遥自在，开阔胸襟。于是，益发地自由散漫，远离政治之斗，阶级之斗，几成为一个泛爱主义者。
　　他近三年游魂野鬼一般地游荡中国江河山川，华城野村是由一个小小的刺激开始的。
　　大哥其实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早夭。求子心切的父母，对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格外宠惯是必然的。几近溺爱的环境下，大哥不知怎么形成了内向多思、善感而忍让的性格。“文革”开始大串联后，大哥突然回到了家里。这使我们又喜又惊。喜的是到处都在动荡不安，凶讯接连，大哥却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惊的是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不去串联不去造反。
　　对这个谜，我们一直没有解开。大哥至今对此缄默不语。然而，他突然一“串联”便三年的起因，我也清楚。
　　有一天大哥与一位高中回乡青年聊天，那个人以嘲弄的口气说，别人都在走遍天下闹革命，你却回到炕头上闹革命。
　　大哥稍一怔，接着不紧不慢回敬道，我毕竟是在自己炕头上，不像你在别人的炕头上闹革命。
　　那个学生脸若泼血，哑着走了。因为，这个人其时正恋着一个有夫之妇好苦。
　　这件事后的第三天大哥就走了。他可能是感到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炕头终究不是大丈夫久恋之地。
　　这一走，我认为改变了大哥的人生轨迹。他变得更加沉闷，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迟迟不解决。年龄偏大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成婚，导致了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来饥不择食，找了个泼得十分出色的女人，留下两个姑娘便离异。大哥却更加无所谓，麻木不仁。离婚时，从家中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带出来。
　　有时，我对他吃上顿不管下顿的生活哲学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却丝毫不恼不躁慢腾腾地说：“哎，咋着活不都一样。”
　　“你，你，你可是有学问的人啊！”
　　“学问，我有什么学问？吴晗又如何？翦伯赞又如何？”他爱研读历史，做比喻也只有吴、翦等先生。从大哥的话中我蓦地感到，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们，不一定真正懂得历史，尤其是政治历史。真正懂得政治历史的人———上苍还没有造出来。大哥的这种混沌漠视自我麻醉的“悟道”源自什么？
　　大哥断断续续地讲过在大串联时的一鳞半爪式的所见所闻。
　　一次，他在某码头看到了一位拎着父亲头颅告状的“精神病患者”。据说，他父亲是解放该码头城市的功臣。他父亲受不住折磨跳楼了。
　　一次，他在某党委院看见了浑身是血，满嘴喷着血沫的人，喊着冤倒了下去。
　　一次，他亲见满载参加武斗工人的大卡车翻倒路边……
　　一次，他眼见支持“左派”的持枪者向领头呼口号的学生开枪……
　　一次，他碰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高高地吊在树枝上，舌头伸得老长……
　　一次……
　　一次……
　　他见得太多了，太多了。
　　“你所见的，所经历的，只是‘文革’末梢神经上的皮毛啊！批斗算什么？阴阳头算什么？戴高帽算什么？只有那一个个倒下去，一片片倒下去的才是触目惊心啊！就凭你那小小年纪和那么点点的所见所闻所历，还想写‘文革’，你是自欺欺人或者被你那几部小说所激励而昏了头了。‘文革’不是谁都能写得了的，写好更何其难啊！你还是写你小说吧，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避开‘文革’。”这是大哥对我讲的最长的一段关于思考和写作的话题。
　　“那你见得多，思考得也深，你写‘文革’吧，我给你当文字上的助手。不可以吗？”我对大哥说。
　　“我不配写。”
　　“你是说我更不配。”
　　大哥再不说话。
　　当头泼了我一瓢凉水的大哥，扔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对生活无所谓到自己得了严重的青光眼都不去积极治疗，照样捂着因眼压过高而痛麻难忍的右脸，喝酒抽烟，闷着头看电视。
　　终至一眼失明了。
　　他瞽一目而自嘲：“这下子我可是真正的睁一眼，闭一眼了。”
　　见人间污浊而急流勇退的大哥，在耳顺之年或许是如愿以偿了。
　　大哥有时也自负。他毕竟是天资聪慧在其他兄弟姐妹之上。他在“文革”后工作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厂领导劝他入党，他说，鲁迅还不是党员呢。厂领导摇摇头作罢。
　　大哥对“文革”的认识有其无人可比的广泛性，他以其无派无党的自由身份，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又独步深入其波澜，结识各地各派，冷眼观察，无束思考，必然得出比“牛棚”、“五七干校”、“监牢”、“校园”广阔得多的结论。他可以东西相比，南北相较，上下联思，可谓得多维空间之利。由是那些监牢铁窗或牛棚里的管窥之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只可惜的是，他不声不作。他爱读《庄子》，其中名言必定记得———大圣不作。
　　十四
　　这是一幕难以公之于世的经历，虽然人人必然都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把赤裸裸的我，用利刃大卸八块给世人看，所以，鼓起勇气命笔了。
　　那是复课闹革命以后不久的一天夜晚，我们躺在学生宿舍的长铺上闲聊得昏天黑地。突然有一位牧区来的身体强壮的同学说，你们都听着（因为他身材高大而有股蛮力，所以，总是以命令的口气跟我们说话）。我们都敛声屏气地听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知道吗？鸡巴这东西，只要用手使劲撸就射精，你们不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