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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利益总是决定着一段历史的面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冷战格局下被渐渐湮没。自张纯如之后,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开始进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1997年以前,“南京大屠杀”在英语世界还是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二战已经成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和最值得警醒的历史悲剧。但在世界版图上,它衍生的最残忍的灾难还没能成为二战史的一部分。对屠城事件的传播,在海外,也仅局限在华人集中的圈子内,比如旧金山的湾区,多伦多,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发短信,举办小众的展览,期待更多的人关注。
张纯如就是这样,偶然进入这段历史的。
1994年,她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会上看到的血腥照片让她刻骨难忘。之后,她用2年时间实地调查、写作完成《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并于1997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共发行了近50万册。
抛开一种民族感情的盛赞和另一种民族主义的诋毁,在美国的荷兰历史学者LAN BURAMA如此解释张纯如的书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的原因:“如果这本书是纯粹的历史书或者学院式的资料,我想它不会有如此的销路。如果作者是个鬓发斑白的教授,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轰动效应。”——张纯如的女性身份,美丽,并且年轻,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拨开真相的勇气毅力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
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由张纯如带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还原历史的细节
中国的大屠杀研究自1984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始,“我们一直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铁一样的事实来处理,两国学者在数字的考证上不断交锋,天真地以为谁赢得了数字,谁就掌握了历史事实。”200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这么评价中日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争夺。
大屠杀中个人的灾难、痛苦,都湮没在这些抽象的数字中。
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亲历者调查,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当年做调查的表格很简单,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
同样的研究还出现在1997年,又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南京市教委组织千名中学生寻访幸存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亲历者回忆。
这样的调查被学者们称为“应对性研究”——虽然有市民的口头回忆,但没有死者名单,没有具体细节,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
张纯如曾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新闻,并进入约翰
1997年以前,“南京大屠杀”在英语世界还是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二战已经成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和最值得警醒的历史悲剧。但在世界版图上,它衍生的最残忍的灾难还没能成为二战史的一部分。对屠城事件的传播,在海外,也仅局限在华人集中的圈子内,比如旧金山的湾区,多伦多,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发短信,举办小众的展览,期待更多的人关注。
张纯如就是这样,偶然进入这段历史的。
1994年,她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会上看到的血腥照片让她刻骨难忘。之后,她用2年时间实地调查、写作完成《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并于1997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共发行了近50万册。
抛开一种民族感情的盛赞和另一种民族主义的诋毁,在美国的荷兰历史学者LAN BURAMA如此解释张纯如的书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的原因:“如果这本书是纯粹的历史书或者学院式的资料,我想它不会有如此的销路。如果作者是个鬓发斑白的教授,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轰动效应。”——张纯如的女性身份,美丽,并且年轻,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拨开真相的勇气毅力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
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由张纯如带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还原历史的细节
中国的大屠杀研究自1984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始,“我们一直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铁一样的事实来处理,两国学者在数字的考证上不断交锋,天真地以为谁赢得了数字,谁就掌握了历史事实。”200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这么评价中日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争夺。
大屠杀中个人的灾难、痛苦,都湮没在这些抽象的数字中。
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亲历者调查,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当年做调查的表格很简单,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
同样的研究还出现在1997年,又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南京市教委组织千名中学生寻访幸存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亲历者回忆。
这样的调查被学者们称为“应对性研究”——虽然有市民的口头回忆,但没有死者名单,没有具体细节,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
张纯如曾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新闻,并进入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