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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枷锁
1950年3月8日的老照片中，田桂英扎着两个短刷似的小辫，坐在满是仪表、旋钮的火车驾驶室中，朝镜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当天，这个20岁的圆脸姑娘缓缓启动“三八号”列车，从大连开向旅顺。与此同时，大连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们潮水般涌来，争相观看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的英姿。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刚刚解放的大连百废待兴，十来岁就进城当童工的田桂英积极报名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训练班。这个出生在贫困渔民家庭、排行第六的女孩，在短短一年内以优异的成绩由火夫、司炉升为正式的火车司机。
田桂英所在的包车组被称为“妇女的火车头”，由9名女职工组成。她们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孤例，全国解放之前，《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两次强调妇女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参与社会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包括妇女在内的大量劳动力，妇女就业需求更是如风鼓火，在新中国迅速蔓延开来。
资料显示，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约60万，而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达到58万，其中很多是农村妇女和城市家庭妇女。当时工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到了1960年，女职工数量仍持续增长至1009万，较8年前翻了近17倍。女工的劳动范围也拓展到交通运输、冶炼、机械、化学、基建等行业，第一位女炼钢炉长、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力与美的碰撞，不断在沸腾的建设中涌现。
1953年冬天，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生产军工产品。她上班说的第一句话是：“师傅分配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
军工产品对质量要求高，尉凤英每天天不亮就到车间，刻苦钻研。入厂才3个月，她就以扎实的基本功赢得了车间领导的认可，获准独立操作。
在之后的12年里，尉凤英与厂里的技术人员先后完成“双头双刀”“自动送料器”“六角车床”“半自动开关”“自动送料退料杆”等177项技术革新，仅用434天就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用120天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从一名普通女工成长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在1966年《人民画报》刊发的一张工作照中，她一脸专注，在研究车床，周围观摩操作的男职工如众星捧月。
以尉凤英、田桂英为代表的新生代女工，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依附，到迎来经济独立和经济身份的转变。尽管未来有诸多坎坷与挑战，但枷锁一朝打破，她们获得的是自尊与自信，以及多样化的生活可能，劳动之美、时代之美熠熠闪烁。
经济开始恢复后，工作补给更加完善，生活变得越加体面。1970年，大庆油田成立第一支女子采油队，初批队员来自内部选调，之后又有徒工和上海、天津、浙江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技校毕业的学生等加入。队员们回忆，她们是最早吃“自助餐”的，四合院的会议室、资料室、化验室、地宫、图书室、维修班、宿舍、食堂窗明几净，队部挂满了奖旗奖状。“早晨军训英姿飒爽，晚间开会学习聚精会神，白杨树下笑声朗朗，师傅的喊声似歌嘹亮，天南海北的姑娘们在这里青春不悔，不负韶华。”
人生海上波
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三产业兴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大批女工开始迁移。女子采油队这种天南海北的人员结构，在不少工厂中出现。
20世纪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政策，让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壮大、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吸引大量年轻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成为打工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首次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迁移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女工数量大幅上涨，1982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4个省的女工数量约占全国三成；到了2000年，四省女工数量全国占比已超半数。
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4位深圳女工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央行行长周小川并列。
女工中的“老大”肖红霞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17岁初中毕业就和堂姐从湖南邵阳南下，到广东打工。1994年到2010年的6年间，先后在相框厂、纸品厂、电子厂等14家工厂打工。结婚生女后，丈夫也到深圳打工，他们还把肖红霞的母亲接到深圳定居。
另一位广东梅州的女工邱小院，16岁独自来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2006年当组长后，月薪涨到2000多元，比当年1750元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还多300元。
改变带来机遇，也带来阵痛。与此同时，早年女工集中的东北三省和京津沪，女工人数正在锐减。1993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女职工达40余万人，这个数字在短短一年后升至90余万。此外，当时全国女职工中的富余人员多达975余万人，她们也将随时被调整下岗。
过往的工作因不适应时代发展而清零，一些曾被立为标杆的女性，也不得不接受这种转变。“农业学大寨”的大寨“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曾是战天斗地、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取代公社制后，郭凤莲被调至果树研究所任职。
与郭凤莲相比，更多女性需要直面断层的生活。经过数十年发展，国企工人普遍形成“以厂为家”的情感模式，而国企改制下岗潮打破了铁饭碗，生理条件不具优势的女工往往成为率先被精减的群体。大部分女工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没了收入，对她们乃至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
王兵拍攝的纪录片《铁西区》中，有位工人的媳妇先他下岗，两口子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卖菜为生。两人凌晨三四点起床到菜站买菜，然后推着100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钟走到市场。
东北女工下岗时年龄集中在30岁至45岁，文化程度多为初高中，在年龄与学历不占优势、且多有家累的情况下，她们很难远走他乡，与年轻女性竞争沿海地区新兴的工作机会。这部分女性在经历迷茫期后，有的转至第三产业，有的自谋职业。在享受过工作带来的自尊与自信后，突变的环境迫使她们赶快自立。 1995年主动从沈阳第六毛纺织厂下岗的王翠凤，心情一度非常悲观。“觉得没有出路，从年龄等个人条件来说，就是干什么都不行。我开始去卖雪糕，爆过爆米花，然后就在街头卖点儿小吃，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大问题。”过了一段彷徨的日子，她借钱买了台二手编织机，开了家编织小店，发现能赚钱，又义务为街道里的下岗工人搞手工编织技能培训，并组织下岗的姐妹开起了分散在家加工的“无围墙工厂”。生意做起来后，王翠凤有了自己的公司，生产的针织工艺品远销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
流行一时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唱的是中国台湾人民努力打拼创造经济奇迹的过程，歌词中“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要照起工来行”，同样是这20年间大江南北女工的写照。
在调任研究所后第十一年，46岁的郭凤莲挂职重返大寨，开始“二次创业”，在大寨建起羊毛衫厂、水泥厂、工贸园、酒业公司。
时代的玫瑰
2019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6684.2万人，较2010年增长37.5%。进与退、走与留，已不再是女性择业的首要影响因素。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逾4.9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超过1.2亿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
今天，当我们提到这6684.2万女职工时，会发现很难像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一样，对她们形成统一的、集体性的印象。女性就业人员分布在以农、林、牧、渔、水利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为主的20多种行业门类中。细化到具体职业，更是百花齐放：头部互联网企业被称为“大厂”，一名女性员工可能是开发、设计、运营或行政；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中，能找到24岁的年轻女指挥员和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女调度；青藏高原上正在选拔首批女性机车乘务员，20名女火车司机将在“钢铁天路”上工作……这些职业气质大相径庭。
此外，伴随着新职业、新工种的不断出现，更多女性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外界印象中朴实严正的国企、专注劳作的小厂流水线，也会出现如脱口秀演员赵晓卉一般在本职工作之外、仍致力于探寻更多生活可能的现代女性。热爱工作的同时，她们也未忘记热爱自己。
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奠定了劳动者自尊、自信、自立的基础。在此之上，当代女工之美的巅峰，正在指向自强。
田桂英开动火车65年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问世，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制“复兴号”的中车四方梁建英团队，能让硬币在行进列车窗台上站立8分钟屹立不倒。
梁建英接过“复兴号”任务时，沈鼓集团高级工程师姜妍研发的国内首台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试车成功。这是不亚于高铁提速的另一个领域的胜利——自此，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自主设计研制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的第四个国家，彻底终结了乙烯压缩机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動局面，直接为国家节省进口设备资金50亿元。
乙烯压缩机国产化10年后，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桥机班班长梅琳拉动操作杆，将直径16.5米、高4米、重2300吨的全球最大发电机转子稳稳放入机坑。作为右岸电站桥机班班长，梅琳负责白鹤滩一半转子的主吊工作。两个月后，滔滔江水驱动百万千瓦水轮机组，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在成功到来之前，梁建英、姜妍和梅琳都接受过漫长到仿佛永无尽头的考验。“复兴号”仅车头数据打印出的A4纸就堆了一米多高，团队跟车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跑了15圈。为给乙烯压缩机找到合适的主轴，姜妍要从上万种材料中选出一种能够承受住-101℃的材料，她抱着几千页的材料手册一个一个找，辅以大量的性能试验。转子吊装要求精度高，梅琳把一个装满水的铁桶挂在起重60吨的机器吊钩上训练，各种动作交叉，水不能溢出来。经过26年的不断动作重复，现在她能把2300吨的转子移动距离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性别、压力、失败都不能阻碍她。她们本身就像多年前的那趟“三八号”列车，一旦选定了轨道，就心无旁骛，高速向前。
1950年3月8日的老照片中，田桂英扎着两个短刷似的小辫，坐在满是仪表、旋钮的火车驾驶室中，朝镜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当天，这个20岁的圆脸姑娘缓缓启动“三八号”列车，从大连开向旅顺。与此同时，大连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们潮水般涌来，争相观看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的英姿。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刚刚解放的大连百废待兴，十来岁就进城当童工的田桂英积极报名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训练班。这个出生在贫困渔民家庭、排行第六的女孩，在短短一年内以优异的成绩由火夫、司炉升为正式的火车司机。
田桂英所在的包车组被称为“妇女的火车头”，由9名女职工组成。她们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孤例，全国解放之前，《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两次强调妇女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参与社会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包括妇女在内的大量劳动力，妇女就业需求更是如风鼓火，在新中国迅速蔓延开来。
资料显示，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约60万，而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达到58万，其中很多是农村妇女和城市家庭妇女。当时工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到了1960年，女职工数量仍持续增长至1009万，较8年前翻了近17倍。女工的劳动范围也拓展到交通运输、冶炼、机械、化学、基建等行业，第一位女炼钢炉长、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力与美的碰撞，不断在沸腾的建设中涌现。
1953年冬天，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生产军工产品。她上班说的第一句话是：“师傅分配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
军工产品对质量要求高，尉凤英每天天不亮就到车间，刻苦钻研。入厂才3个月，她就以扎实的基本功赢得了车间领导的认可，获准独立操作。
在之后的12年里，尉凤英与厂里的技术人员先后完成“双头双刀”“自动送料器”“六角车床”“半自动开关”“自动送料退料杆”等177项技术革新，仅用434天就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用120天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从一名普通女工成长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在1966年《人民画报》刊发的一张工作照中，她一脸专注，在研究车床，周围观摩操作的男职工如众星捧月。
以尉凤英、田桂英为代表的新生代女工，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依附，到迎来经济独立和经济身份的转变。尽管未来有诸多坎坷与挑战，但枷锁一朝打破，她们获得的是自尊与自信，以及多样化的生活可能，劳动之美、时代之美熠熠闪烁。
经济开始恢复后，工作补给更加完善，生活变得越加体面。1970年，大庆油田成立第一支女子采油队，初批队员来自内部选调，之后又有徒工和上海、天津、浙江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技校毕业的学生等加入。队员们回忆，她们是最早吃“自助餐”的，四合院的会议室、资料室、化验室、地宫、图书室、维修班、宿舍、食堂窗明几净，队部挂满了奖旗奖状。“早晨军训英姿飒爽，晚间开会学习聚精会神，白杨树下笑声朗朗，师傅的喊声似歌嘹亮，天南海北的姑娘们在这里青春不悔，不负韶华。”
人生海上波
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三产业兴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大批女工开始迁移。女子采油队这种天南海北的人员结构，在不少工厂中出现。
20世纪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政策，让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壮大、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吸引大量年轻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成为打工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首次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迁移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女工数量大幅上涨，1982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4个省的女工数量约占全国三成；到了2000年，四省女工数量全国占比已超半数。
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4位深圳女工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央行行长周小川并列。
女工中的“老大”肖红霞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17岁初中毕业就和堂姐从湖南邵阳南下，到广东打工。1994年到2010年的6年间，先后在相框厂、纸品厂、电子厂等14家工厂打工。结婚生女后，丈夫也到深圳打工，他们还把肖红霞的母亲接到深圳定居。
另一位广东梅州的女工邱小院，16岁独自来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2006年当组长后，月薪涨到2000多元，比当年1750元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还多300元。
改变带来机遇，也带来阵痛。与此同时，早年女工集中的东北三省和京津沪，女工人数正在锐减。1993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女职工达40余万人，这个数字在短短一年后升至90余万。此外，当时全国女职工中的富余人员多达975余万人，她们也将随时被调整下岗。
过往的工作因不适应时代发展而清零，一些曾被立为标杆的女性，也不得不接受这种转变。“农业学大寨”的大寨“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曾是战天斗地、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取代公社制后，郭凤莲被调至果树研究所任职。
与郭凤莲相比，更多女性需要直面断层的生活。经过数十年发展，国企工人普遍形成“以厂为家”的情感模式，而国企改制下岗潮打破了铁饭碗，生理条件不具优势的女工往往成为率先被精减的群体。大部分女工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没了收入，对她们乃至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
王兵拍攝的纪录片《铁西区》中，有位工人的媳妇先他下岗，两口子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卖菜为生。两人凌晨三四点起床到菜站买菜，然后推着100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钟走到市场。
东北女工下岗时年龄集中在30岁至45岁，文化程度多为初高中，在年龄与学历不占优势、且多有家累的情况下，她们很难远走他乡，与年轻女性竞争沿海地区新兴的工作机会。这部分女性在经历迷茫期后，有的转至第三产业，有的自谋职业。在享受过工作带来的自尊与自信后，突变的环境迫使她们赶快自立。 1995年主动从沈阳第六毛纺织厂下岗的王翠凤，心情一度非常悲观。“觉得没有出路，从年龄等个人条件来说，就是干什么都不行。我开始去卖雪糕，爆过爆米花，然后就在街头卖点儿小吃，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大问题。”过了一段彷徨的日子，她借钱买了台二手编织机，开了家编织小店，发现能赚钱，又义务为街道里的下岗工人搞手工编织技能培训，并组织下岗的姐妹开起了分散在家加工的“无围墙工厂”。生意做起来后，王翠凤有了自己的公司，生产的针织工艺品远销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
流行一时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唱的是中国台湾人民努力打拼创造经济奇迹的过程，歌词中“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要照起工来行”，同样是这20年间大江南北女工的写照。
在调任研究所后第十一年，46岁的郭凤莲挂职重返大寨，开始“二次创业”，在大寨建起羊毛衫厂、水泥厂、工贸园、酒业公司。
时代的玫瑰
2019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6684.2万人，较2010年增长37.5%。进与退、走与留，已不再是女性择业的首要影响因素。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逾4.9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超过1.2亿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
今天，当我们提到这6684.2万女职工时，会发现很难像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一样，对她们形成统一的、集体性的印象。女性就业人员分布在以农、林、牧、渔、水利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为主的20多种行业门类中。细化到具体职业，更是百花齐放：头部互联网企业被称为“大厂”，一名女性员工可能是开发、设计、运营或行政；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中，能找到24岁的年轻女指挥员和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女调度；青藏高原上正在选拔首批女性机车乘务员，20名女火车司机将在“钢铁天路”上工作……这些职业气质大相径庭。
此外，伴随着新职业、新工种的不断出现，更多女性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外界印象中朴实严正的国企、专注劳作的小厂流水线，也会出现如脱口秀演员赵晓卉一般在本职工作之外、仍致力于探寻更多生活可能的现代女性。热爱工作的同时，她们也未忘记热爱自己。
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奠定了劳动者自尊、自信、自立的基础。在此之上，当代女工之美的巅峰，正在指向自强。
田桂英开动火车65年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问世，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制“复兴号”的中车四方梁建英团队，能让硬币在行进列车窗台上站立8分钟屹立不倒。
梁建英接过“复兴号”任务时，沈鼓集团高级工程师姜妍研发的国内首台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试车成功。这是不亚于高铁提速的另一个领域的胜利——自此，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自主设计研制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的第四个国家，彻底终结了乙烯压缩机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動局面，直接为国家节省进口设备资金50亿元。
乙烯压缩机国产化10年后，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桥机班班长梅琳拉动操作杆，将直径16.5米、高4米、重2300吨的全球最大发电机转子稳稳放入机坑。作为右岸电站桥机班班长，梅琳负责白鹤滩一半转子的主吊工作。两个月后，滔滔江水驱动百万千瓦水轮机组，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在成功到来之前，梁建英、姜妍和梅琳都接受过漫长到仿佛永无尽头的考验。“复兴号”仅车头数据打印出的A4纸就堆了一米多高，团队跟车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跑了15圈。为给乙烯压缩机找到合适的主轴，姜妍要从上万种材料中选出一种能够承受住-101℃的材料，她抱着几千页的材料手册一个一个找，辅以大量的性能试验。转子吊装要求精度高，梅琳把一个装满水的铁桶挂在起重60吨的机器吊钩上训练，各种动作交叉，水不能溢出来。经过26年的不断动作重复，现在她能把2300吨的转子移动距离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性别、压力、失败都不能阻碍她。她们本身就像多年前的那趟“三八号”列车，一旦选定了轨道，就心无旁骛，高速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