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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健康中国信息服务行动将被列为优先行动。早前，国家卫计委也连续发布了《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电子病历与医院信息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规范》、《电子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规范》三个关于医疗信息化的标准规范，并明确指出标准规范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医疗信息化在这之前也已经推行了很久。电子病历从2007年开始提出，如今已十年。然而现在医院的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的设立，是否真正有人使用，是否真正解决人民健康问题，是否能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依然存疑。
从应用看：服务还是被服务？
2017年了，粗粗一算，电子病历已经推行了十年。然而在这岁末年初，医生们似乎仍然面对来自医院与科室的压力，又到了苦口婆心地对患者说“某某藥没有了，您换家医院看看”的时候；也到了翻遍全年电子病历却发现没有足够的有效数据支持研究的时候——医保运行，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吗？电子病历，难道不能更有用吗？
临床一线积累下的各种医疗大数据，到底有什么用？
适应机器，还是机器适应你？
听上去很美好的电子病历，一直都被寄予着减轻医生负担、方便患者就医的厚望。然而，不论是医院自建还是购买，电子病历系统最后通常都难逃被医生厌弃的命运：要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录入数据，要么就是充满了随手复制粘贴的过往病历，让医生在真正需要调取查询病历时束手无策。
于是，初衷本是详细记录诊疗过程的电子病历，反而被医生们一眼看穿：这些填不完的表单、反复弹出的对话框、难以实现的信息共享，与其说是方便医生，不如说是在帮助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监管手段。
那么，你有没有产生过这种疑问：究竟是电子病历在服务你？还是你在服务电子病历？
事实上，医生们的典型工作流程，并没有那么依赖电脑。大多数医生，还是更习惯于口述、在纸上写几行笔记这些做法。而电子病历中，如果只包含患者的部分数据，却对案例备注、扫描文档和珍贵的医生笔记视而不见，显然是巨大的浪费。
电子病历，应该是什么样？
在电子病历发展上先试先行的美国，更早地意识到大量医疗记录没有被获取或开发这一问题。 Apixio 研发总监Vishnu Vyas曾表示：在医疗领域中，非结构化数据的数量是结构化数据的10倍。而且我们发现，真正的价值蕴藏在非结构化数据中。
事实上，现在医疗行业中，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大数据用户的重心，已不是如何获取更多数据，而是怎样深入分析现有的数据。
一方面，要尊重医生的工作习惯，不强迫他们使用计算机语言与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又能将其诊断记录、临床案例备注这些非数字化数据与电子病历结合，实现顺畅地读取与索引，进而支持医疗决策——这才是数据驱动技术真正酷炫的地方。
Apixio能做到这点。Vyas表示：借助极其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我们可以分析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甚至能够解答以前想象不出的问题。
而Vyas口中极其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背后正是来自英特尔技术强有力的支持。
Apixio的许多工作负载都属于计算密集型，对计算和内存有非常苛刻的需求。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倚靠英特尔出色的性能和吞吐量、大量内核与线程、大容量内存，及迅捷的响应性能，才得以保障这些海量数据的处理与支持。
你帮助机器，还是机器帮助你？
医保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患者嫌起付线高、报销比例低、医保目录窄；医疗机构则在总额控制下小心翼翼；人社部门怕基金池穿底，对入选医保的目录和报销比例慎之又慎。这些都导致医保在有效管控成本和风险方面，探索和进步都太局限。
美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美国的诊断编码和操作编码均使用ICD-9-CM，编码系统是风险管理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着临床决策、医疗服务优化、结果评估和赔偿等方方面面。
但在实际中，一项由Apixio发起的调查研究发现，超过60%的关键临床信息在电子病历的编码层丢失。此外，在电子病历结构化问题的清单中，有30%～50%的信息是伪造的。这些充斥在诊断编码中的大量错误和遗漏，对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支付方而言，都是重大的基础性毁灭。
作为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决策者，往往会产生无力感：临床一线积累下的大量珍贵数据，何时能反哺临床实际问题？
对此，Apixio针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医疗数据的处理能力，有相当大的价值空间。其不但迅速提升了图表审查流程的效率，实现自动化审查，而且还帮助提升了病历的完整性，并从病历大数据中发现以前未编码的病情，不断补充完善编码系统，最终使每位患者获得更精准的风险评分。
随着美国Medicare向价值导向型医护服务的演变，Scripps健康计划服务合规性与性能改进总监 Linda Pantovic表示，Apixio这种将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结构化的处理，有助于医生和医疗机构更准确地评估系统运行状况，进而实施预防性更强的护理，并了解其如何影响治疗效果。
由此，医疗信息更加透明，医生、医保方，甚至患者，都能根据完整的病历，准确了解真实的病情，从而更好地把控风险，做出最佳决策。
而带动并激活这些不断增长的医疗大数据，将使这些敏感数据在安全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应用，以满足医疗分析的多重要求。
从发展看：电子病历难以完全覆盖纸质 概念是不清晰的
2007年之初，电子病历的概念都还不清晰。近年来，电子病历是医院信息化建设和议论的热点问题，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对电子病历的认识不尽相同。
时任解放军总医院计算机室应用开发组组长薛万国说，目前，国内在电子病历的概念上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从概念上讲范围较广，从EMR（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电子医疗记录）、EPR（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电子病人记录）到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电子健康记录）。概念上的模糊对电子病历的建设思路和电子病历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理清电子病历的概念对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电子病历”一词，不同的人在理解上确实有很大差别。理解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人们是在对传统纸张病历认识的基础上，对电子病历字面上的“演绎”。这种理解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病历内容认识的不同和对电子病历系统功能的认识不同两个方面。另外，国外对电子病历有不同的叫法，如：电子医疗记录、电子病人记录、电子健康记录等，分别强调了不同的内涵。而国内仅使用“电子病历”一词，比较笼统，在几个概念之间没有直接的区分，当人们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电子病历时，虽指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使用的是同一术语，这也是认识上不一致的原因。病历电子化概念更多的是指纸张病历实物的电子化，包括扫描等，有时也有人称其为电子病历。
在医院内部，电子病历的内容包括纸张病历的所有信息。电子病历不仅指静态病历信息，还包括提供的相关服务。电子病历系统是支持电子病历的一套软硬件系统，它能实现病人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服务。实现电子病历就要实现电子病历系统。这里讲的电子病历实质上是整个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计算机信息化。其意义绝不限于病历本身的管理，无论是临床医生通过计算机记录病历还是采用扫描技术将纸张病历存入光盘管理的病历管理系统，都不是上述意义上的电子病历系统。
电子病历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来更准确地界定其概念。在临床信息系统发展阶段，电子病历的内容还不完善，此阶段的电子病历可以称作电子医疗记录，包括：电子处方、电子检查报告、电子病程记录等。在医院内部病人信息集成阶段，所有的电子医疗记录以病人为中心集成到一起，此阶段的电子病历可以称作电子病人记录。在区域医疗信息共享阶段，患者在各个医疗机构的医疗记录被集成到一起，加上健康档案，此阶段的电子病历可以称作电子健康记录。
从技术发展和应用内容上看，电子病历应具备三个内涵：一是包含了病人的完整信息并能进行共享；二是能提供医疗提示和报警；三是能提供资料库支持。电子病历的目标和意义从目前来说并不在于要取代纸张病历。电子病历技术能带来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医疗信息共享，就是将以前以醫院为单位的封闭的医疗诊断信息通过网络实现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共享，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医疗诊断信息如果能够在不同医院之间、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之间、不同国家的医疗机构之间实现共享，这不仅对于个人的医疗有极大帮助，并且将对公共卫生和医学科研带来巨大收益。通过这些信息的挖掘和运用，将对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常见病、流行病防治起到重要的监测作用。
实现时间是很长的
完整的电子病历系统在技术上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它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一个长期过程。建立电子病历系统的主要难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类医疗信息的表达模型的设计与实施。病历是一个人的健康历史。它包含的内容种类很多：如首页、医嘱、病程记录、各种检查检验结果、手术记录、护理信息等等。这些信息产生于各个就诊环节或多个不同的系统中。其中既有数据库方式存储，也有文件方式存储。不同的系统对于医疗信息的结构化程度不一样。要将这些信息按照类别及发生的时间顺序有机地组织为一个整体，需要建立广泛适应的电子病历描述结构或者数据模型，这是电子病历系统的基础。尽管现在已经有HL7的CDA等模型出现，但由于其对医疗文档描述的结构化伸缩性较大，在具体实施时面临多个厂商的系统，要将其信息统一转换为CDA表示，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是病历信息的结构化录入与处理。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病种、不同的检查需要记录的医疗文档的内容结构变化很大。这对信息录入以及之后的统计分析处理带来较大困难。在电子病历实施中，不大可能针对每一类文档开发一套软件。理想的方法是，能够提供一种支持自定义结构的录入工具，由医护人员根据各自的需要定义录入的内容并支持在自定义结构上的检索统计服务。
三是病历信息的集成及管理方法。病历的集成涉及内容上的集成和时间上的集成。内容上的集成要实现把来自于各个业务系统的信息接收并转换为统一的结构来表示和管理，这需要建立统一的集成和管理平台。时间上的集成是指能把病人的历史信息集成到一起。由于随时间的变化，病历内容的结构可能发生改变，集成方法必须能兼容这些结构。同时历史信息的存储管理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病历信息的安全机制。病历是已执行的病人医疗过程的记录，也是将要执行的医疗操作的依据；病历内容具有法律效力；病人信息还是病人个人的隐私。因此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必须要建立一套安全机制。这一机制要覆盖病人信息不同表示形式的各组成部分，要控制到具体的病人，以便阅读，同时对一些重要的操作要进行追踪记录。
五是各类医学知识库的建立与智能化应用。医学知识库的建立是一项庞大的基础工程，需要各专业的医学专家参与收集、整理，并要建立适当的表达结构。国内在这方面的投入还非常少。如何把医学知识库与临床应用结合起来提供智能化的服务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六是不断完善医生工作站系统。医生工作站是电子病历服务功能的集中体现。在信息录入方面，要开发更为方便高效的录入手段，使医生不再认为录入是一项额外负担，并且能满足医生随需改变录入界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信息的灵活展现是电子病历的一大优势。提供符合临床需要的、一体化的、更加直观的、图形化的病历展现界面是医生工作站追求的另一目标。
七是病历数据交换标准与方法。电了病历的目标之一是院际间病历信息交换。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制订院际病历信息交换格式；提供转换手段，可以将病历信息转换为标准的交换格式在网络上传输或存入可移动媒体，反之亦然。与上述工作相关的是需要制订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从发展上看，电子病历的实现将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从内容上完全覆盖纸张病历。从法律上，纸张病历具有法律效力，而电子病历在当前还不具备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纸张病历是有形的，而电子病历是无形的，它能够以各种有形的形式出现，包括能够生成有形的纸张病历。因此，在电子病历完全实现之前，电子病历将与纸张病历并存。
从国外看国内电子病历：所缺仍多
国外电子病历怎么样了？
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厂商纷纷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此相关，也成立了各种民间的和政府的标准化机构开展这方面的标准制订工作，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采取各种行动推动电子病历的发展。
1960年，以美国麻省总医院为代表，开发门诊电子病历并投入使用。
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发表了题为“电子病历是医疗保健的基本技术”的研究报告，总结了40年来实现病历记录计算机化的经验，全面论述了电子病历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推动电子病历的多项建议。
1993年9月，在法国马塞召开首次健康卡系统国际会议，研究该系统应用及发展等问题。
1994年，西门子公司推出了多媒体电子病历记录系统。
1995年，日本厚生省成立了电子病历开发委员会，当年度投入2.9亿日元用于开发电子病历系统。
2004年，美国总统布什在众议院的年度国情咨文中，要求在10年内确保绝大多数美国人拥有共享的电子病历，还准备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健康信息体系，据研究人员测算，预计在未来10年内需投入2760亿美元。2003年，美国13%的医院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到2004年底增加到19%。
2005年春，英国政府签署了全球最大一笔民用信息技术采购订单，这笔为期10年、价值64亿英镑的合同旨在促进医疗卫生信息化，投入重点在电子病历、网上预约及网上处方等方面。
另外，荷兰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也建立了全国医院电子病历的接口平台，通过这个集成平台形成荷兰全国的国家转接点（National Switching Point），该项目是为了要让荷兰的各医疗组织之间能够安全保密的快速交换病人信息。该项目被认为是动脉工程，是全国信息框架的结构基础。建成后的这个集成的信息系统（EPR/EHR），使得醫疗卫生专家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访问到病人的医疗信息。
在电子病历的研究方面，上述这些国家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把电子病历作为一个重点课题来研究，组织相关的医疗单位进行实施和普及。如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医学分校利用电子病历预测早期心脏病人的死亡率，匹兹堡大学医学分校用计算机化的电子病历MDss系统研究医嘱处方的准确性，波士顿电子病历协会研究通过Intelnet传输急救病人的电子病历问题。
日本东京大桥妇产科医院已通过医院局域网的客户/服务器系统实现了门诊病人的电子病历管理。日本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协会（JAHIS）正在致力于电子病历的安全性研究。英国已将电子病历IC卡应用于孕妇孕期信息记录、产程记录及跟踪观察。荷兰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对肾病患者和器官移植病人使用电子病历卡记录病人透析情况，而且，病人可持卡异地透析。
世界各国对电子病历建设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通过电子病历实现关键医疗信息的共享，已经成为医疗卫生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成为了医院信息化的核心。
对比中美两国，一窥差距所在
1.医药处方的信息闭环尚待形成
2016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医疗差错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死因。HIMSS Analytics的全球副总裁 John Daniels认为“最常见的医疗差错就是处方和用药差错。”
为避免流程差错，保障患者安全，近年来，美国医疗系统中的服务提供方、医药产业和保险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以二维码为中心的数字化信息闭环。
在药品生产包装过程中，厂商按照单元剂量将药品打上二维码，便于其跟踪记录。极大降低了药品配送过程的差错率。
在药品分发环节，医生给患者开具处方之后，通过二维码，患者和其用药信息也被连接起来。通过扫描二维码，诊所或药房的药剂师可以在系统中立即获得处方信息，达到精准配药。
反观中国，大多数医院的信息系统仍然以医院业务为中心，即使在医院内部，大量用药信息仍然通过纸质处方记录，患者须自己带着处方奔走于医院的诊疗室、划价处和配药处，大量处方单和患者需要人工匹配。这不但增加了患者的时间成本，也增加了药品错配的风险。
2.医院信息系统平台缺乏整合
John Daniels认为，中国的医疗信息孤岛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区域之间、医院之间，还存在于医院内部的不同业务和支持系统之间。虽然目前，大多数中国的医院已经围绕不同业务建立了HIS（医院信息系统），PACS（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LI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RIS（放射信息管理系统），EMR（电子病历）等信息系统，但建立这些系统的厂商各不相同，系统间缺乏兼容性和整合性。 今天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发展像极了十年前的美国，医院的业务系统不是以患者为中心，也没有以真正的使用者——医生为中心。因此，对于医生来说，现阶段，医疗信息化带给他们的不是更多便利，而是更多繁琐的工作。他们不仅要手动录入大量电子病历信息、医嘱等，还需要在不同业务系统的界面之间相互切换。
医生需要的是各业务系统间无缝连接的、一站式的、个性化的工作平台。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美国的医院已经建成了平台化的业务操作系统，医生在同一个界面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查看患者的病历、医嘱、检验检查和影像等信息。有的医院甚至已经实现了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植入—— 一键式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让医生得以在工作站中快速获得诊疗推荐方案，极大提高了医生工作效率。
3.电子病历不具有法律效力
相对美国，中国欠缺在法律上对电子病历的明确界定。1996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法案。AMA（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前主席Robert Wah表示，该法案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定义和划清电子健康数据的界限，为电子健康数据交换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保护个人电子健康信息的隐私安全。正是HIPAA的明确界定，很大程度上扫清了医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之间交换患者电子病历的障碍，让信息交换变得无纸化、快速和便捷。
而在John Daniels看来，电子病历在中国推广的一大瓶颈，还在于其尚未确定的法律地位。2010年，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订，加入了电子证据开启条款，EHR（个人健康档案）中的电子文档或记录和纸质病历一样，都可以作为法律诉讼的证据。
反观中国，大多数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尚不具备法律原件证据资格。实现电子病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其作为证据的三个必要条件。
目前，由于我国医疗信息化启动晚，电子病历真实性难以保障等问题，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还是纸质病历。大多数时候，患者甚至无法获取自己的病历。只有当医疗纠纷发生，患者和医院需要对簿公堂的时候，医院才会把病历打印出来，以纸质病历作为法律证据。
实际上，复印病历相当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患者申请复印病历前须填写申请表、通过医务科审批，还要到病案室办理相关手续。一项对9所医院患者的调查显示，2012年，67.1%的患者复印病历需要2天或以上时间，69.4%感觉复印病历时间久，70%认为医院复印服务质量不高。
4.人为因素和商业竞争阻碍信息共享
在Robert Wah看来，信息互联互通的程度不够，更多阻碍来自人为因素和商业竞争，而非技术瓶颈。中国即是如此，而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美国，商业竞争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利益格局、资源争夺等因素，两家医疗机构拒绝分享医疗信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正因為如此，真正的信息互通只存在于一些大型医疗集团内部，如凯撒医疗集团、梅奥诊所等。
除却机构间的竞争，同一机构内部不同组织间必须理顺工作流程，做到相互协调，才能保证其内部信息的共通，以及相互的可操作性。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资本进入中国医疗系统，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恶性商业竞争也必将成为中国医院分享信息的一大阻力。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健康中国信息服务行动将被列为优先行动。早前，国家卫计委也连续发布了《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电子病历与医院信息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规范》、《电子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规范》三个关于医疗信息化的标准规范，并明确指出标准规范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医疗信息化在这之前也已经推行了很久。电子病历从2007年开始提出，如今已十年。然而现在医院的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的设立，是否真正有人使用，是否真正解决人民健康问题，是否能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依然存疑。
从应用看：服务还是被服务？
2017年了，粗粗一算，电子病历已经推行了十年。然而在这岁末年初，医生们似乎仍然面对来自医院与科室的压力，又到了苦口婆心地对患者说“某某藥没有了，您换家医院看看”的时候；也到了翻遍全年电子病历却发现没有足够的有效数据支持研究的时候——医保运行，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吗？电子病历，难道不能更有用吗？
临床一线积累下的各种医疗大数据，到底有什么用？
适应机器，还是机器适应你？
听上去很美好的电子病历，一直都被寄予着减轻医生负担、方便患者就医的厚望。然而，不论是医院自建还是购买，电子病历系统最后通常都难逃被医生厌弃的命运：要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录入数据，要么就是充满了随手复制粘贴的过往病历，让医生在真正需要调取查询病历时束手无策。
于是，初衷本是详细记录诊疗过程的电子病历，反而被医生们一眼看穿：这些填不完的表单、反复弹出的对话框、难以实现的信息共享，与其说是方便医生，不如说是在帮助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监管手段。
那么，你有没有产生过这种疑问：究竟是电子病历在服务你？还是你在服务电子病历？
事实上，医生们的典型工作流程，并没有那么依赖电脑。大多数医生，还是更习惯于口述、在纸上写几行笔记这些做法。而电子病历中，如果只包含患者的部分数据，却对案例备注、扫描文档和珍贵的医生笔记视而不见，显然是巨大的浪费。
电子病历，应该是什么样？
在电子病历发展上先试先行的美国，更早地意识到大量医疗记录没有被获取或开发这一问题。 Apixio 研发总监Vishnu Vyas曾表示：在医疗领域中，非结构化数据的数量是结构化数据的10倍。而且我们发现，真正的价值蕴藏在非结构化数据中。
事实上，现在医疗行业中，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大数据用户的重心，已不是如何获取更多数据，而是怎样深入分析现有的数据。
一方面，要尊重医生的工作习惯，不强迫他们使用计算机语言与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又能将其诊断记录、临床案例备注这些非数字化数据与电子病历结合，实现顺畅地读取与索引，进而支持医疗决策——这才是数据驱动技术真正酷炫的地方。
Apixio能做到这点。Vyas表示：借助极其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我们可以分析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甚至能够解答以前想象不出的问题。
而Vyas口中极其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背后正是来自英特尔技术强有力的支持。
Apixio的许多工作负载都属于计算密集型，对计算和内存有非常苛刻的需求。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倚靠英特尔出色的性能和吞吐量、大量内核与线程、大容量内存，及迅捷的响应性能，才得以保障这些海量数据的处理与支持。
你帮助机器，还是机器帮助你？
医保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患者嫌起付线高、报销比例低、医保目录窄；医疗机构则在总额控制下小心翼翼；人社部门怕基金池穿底，对入选医保的目录和报销比例慎之又慎。这些都导致医保在有效管控成本和风险方面，探索和进步都太局限。
美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美国的诊断编码和操作编码均使用ICD-9-CM，编码系统是风险管理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着临床决策、医疗服务优化、结果评估和赔偿等方方面面。
但在实际中，一项由Apixio发起的调查研究发现，超过60%的关键临床信息在电子病历的编码层丢失。此外，在电子病历结构化问题的清单中，有30%～50%的信息是伪造的。这些充斥在诊断编码中的大量错误和遗漏，对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支付方而言，都是重大的基础性毁灭。
作为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决策者，往往会产生无力感：临床一线积累下的大量珍贵数据，何时能反哺临床实际问题？
对此，Apixio针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医疗数据的处理能力，有相当大的价值空间。其不但迅速提升了图表审查流程的效率，实现自动化审查，而且还帮助提升了病历的完整性，并从病历大数据中发现以前未编码的病情，不断补充完善编码系统，最终使每位患者获得更精准的风险评分。
随着美国Medicare向价值导向型医护服务的演变，Scripps健康计划服务合规性与性能改进总监 Linda Pantovic表示，Apixio这种将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结构化的处理，有助于医生和医疗机构更准确地评估系统运行状况，进而实施预防性更强的护理，并了解其如何影响治疗效果。
由此，医疗信息更加透明，医生、医保方，甚至患者，都能根据完整的病历，准确了解真实的病情，从而更好地把控风险，做出最佳决策。
而带动并激活这些不断增长的医疗大数据，将使这些敏感数据在安全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应用，以满足医疗分析的多重要求。
从发展看：电子病历难以完全覆盖纸质 概念是不清晰的
2007年之初，电子病历的概念都还不清晰。近年来，电子病历是医院信息化建设和议论的热点问题，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对电子病历的认识不尽相同。
时任解放军总医院计算机室应用开发组组长薛万国说，目前，国内在电子病历的概念上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从概念上讲范围较广，从EMR（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电子医疗记录）、EPR（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电子病人记录）到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电子健康记录）。概念上的模糊对电子病历的建设思路和电子病历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理清电子病历的概念对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电子病历”一词，不同的人在理解上确实有很大差别。理解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人们是在对传统纸张病历认识的基础上，对电子病历字面上的“演绎”。这种理解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病历内容认识的不同和对电子病历系统功能的认识不同两个方面。另外，国外对电子病历有不同的叫法，如：电子医疗记录、电子病人记录、电子健康记录等，分别强调了不同的内涵。而国内仅使用“电子病历”一词，比较笼统，在几个概念之间没有直接的区分，当人们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电子病历时，虽指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使用的是同一术语，这也是认识上不一致的原因。病历电子化概念更多的是指纸张病历实物的电子化，包括扫描等，有时也有人称其为电子病历。
在医院内部，电子病历的内容包括纸张病历的所有信息。电子病历不仅指静态病历信息，还包括提供的相关服务。电子病历系统是支持电子病历的一套软硬件系统，它能实现病人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服务。实现电子病历就要实现电子病历系统。这里讲的电子病历实质上是整个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计算机信息化。其意义绝不限于病历本身的管理，无论是临床医生通过计算机记录病历还是采用扫描技术将纸张病历存入光盘管理的病历管理系统，都不是上述意义上的电子病历系统。
电子病历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来更准确地界定其概念。在临床信息系统发展阶段，电子病历的内容还不完善，此阶段的电子病历可以称作电子医疗记录，包括：电子处方、电子检查报告、电子病程记录等。在医院内部病人信息集成阶段，所有的电子医疗记录以病人为中心集成到一起，此阶段的电子病历可以称作电子病人记录。在区域医疗信息共享阶段，患者在各个医疗机构的医疗记录被集成到一起，加上健康档案，此阶段的电子病历可以称作电子健康记录。
从技术发展和应用内容上看，电子病历应具备三个内涵：一是包含了病人的完整信息并能进行共享；二是能提供医疗提示和报警；三是能提供资料库支持。电子病历的目标和意义从目前来说并不在于要取代纸张病历。电子病历技术能带来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医疗信息共享，就是将以前以醫院为单位的封闭的医疗诊断信息通过网络实现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共享，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医疗诊断信息如果能够在不同医院之间、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之间、不同国家的医疗机构之间实现共享，这不仅对于个人的医疗有极大帮助，并且将对公共卫生和医学科研带来巨大收益。通过这些信息的挖掘和运用，将对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常见病、流行病防治起到重要的监测作用。
实现时间是很长的
完整的电子病历系统在技术上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它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一个长期过程。建立电子病历系统的主要难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类医疗信息的表达模型的设计与实施。病历是一个人的健康历史。它包含的内容种类很多：如首页、医嘱、病程记录、各种检查检验结果、手术记录、护理信息等等。这些信息产生于各个就诊环节或多个不同的系统中。其中既有数据库方式存储，也有文件方式存储。不同的系统对于医疗信息的结构化程度不一样。要将这些信息按照类别及发生的时间顺序有机地组织为一个整体，需要建立广泛适应的电子病历描述结构或者数据模型，这是电子病历系统的基础。尽管现在已经有HL7的CDA等模型出现，但由于其对医疗文档描述的结构化伸缩性较大，在具体实施时面临多个厂商的系统，要将其信息统一转换为CDA表示，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是病历信息的结构化录入与处理。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病种、不同的检查需要记录的医疗文档的内容结构变化很大。这对信息录入以及之后的统计分析处理带来较大困难。在电子病历实施中，不大可能针对每一类文档开发一套软件。理想的方法是，能够提供一种支持自定义结构的录入工具，由医护人员根据各自的需要定义录入的内容并支持在自定义结构上的检索统计服务。
三是病历信息的集成及管理方法。病历的集成涉及内容上的集成和时间上的集成。内容上的集成要实现把来自于各个业务系统的信息接收并转换为统一的结构来表示和管理，这需要建立统一的集成和管理平台。时间上的集成是指能把病人的历史信息集成到一起。由于随时间的变化，病历内容的结构可能发生改变，集成方法必须能兼容这些结构。同时历史信息的存储管理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病历信息的安全机制。病历是已执行的病人医疗过程的记录，也是将要执行的医疗操作的依据；病历内容具有法律效力；病人信息还是病人个人的隐私。因此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必须要建立一套安全机制。这一机制要覆盖病人信息不同表示形式的各组成部分，要控制到具体的病人，以便阅读，同时对一些重要的操作要进行追踪记录。
五是各类医学知识库的建立与智能化应用。医学知识库的建立是一项庞大的基础工程，需要各专业的医学专家参与收集、整理，并要建立适当的表达结构。国内在这方面的投入还非常少。如何把医学知识库与临床应用结合起来提供智能化的服务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六是不断完善医生工作站系统。医生工作站是电子病历服务功能的集中体现。在信息录入方面，要开发更为方便高效的录入手段，使医生不再认为录入是一项额外负担，并且能满足医生随需改变录入界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信息的灵活展现是电子病历的一大优势。提供符合临床需要的、一体化的、更加直观的、图形化的病历展现界面是医生工作站追求的另一目标。
七是病历数据交换标准与方法。电了病历的目标之一是院际间病历信息交换。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制订院际病历信息交换格式；提供转换手段，可以将病历信息转换为标准的交换格式在网络上传输或存入可移动媒体，反之亦然。与上述工作相关的是需要制订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从发展上看，电子病历的实现将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从内容上完全覆盖纸张病历。从法律上，纸张病历具有法律效力，而电子病历在当前还不具备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纸张病历是有形的，而电子病历是无形的，它能够以各种有形的形式出现，包括能够生成有形的纸张病历。因此，在电子病历完全实现之前，电子病历将与纸张病历并存。
从国外看国内电子病历：所缺仍多
国外电子病历怎么样了？
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厂商纷纷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此相关，也成立了各种民间的和政府的标准化机构开展这方面的标准制订工作，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采取各种行动推动电子病历的发展。
1960年，以美国麻省总医院为代表，开发门诊电子病历并投入使用。
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发表了题为“电子病历是医疗保健的基本技术”的研究报告，总结了40年来实现病历记录计算机化的经验，全面论述了电子病历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推动电子病历的多项建议。
1993年9月，在法国马塞召开首次健康卡系统国际会议，研究该系统应用及发展等问题。
1994年，西门子公司推出了多媒体电子病历记录系统。
1995年，日本厚生省成立了电子病历开发委员会，当年度投入2.9亿日元用于开发电子病历系统。
2004年，美国总统布什在众议院的年度国情咨文中，要求在10年内确保绝大多数美国人拥有共享的电子病历，还准备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健康信息体系，据研究人员测算，预计在未来10年内需投入2760亿美元。2003年，美国13%的医院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到2004年底增加到19%。
2005年春，英国政府签署了全球最大一笔民用信息技术采购订单，这笔为期10年、价值64亿英镑的合同旨在促进医疗卫生信息化，投入重点在电子病历、网上预约及网上处方等方面。
另外，荷兰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也建立了全国医院电子病历的接口平台，通过这个集成平台形成荷兰全国的国家转接点（National Switching Point），该项目是为了要让荷兰的各医疗组织之间能够安全保密的快速交换病人信息。该项目被认为是动脉工程，是全国信息框架的结构基础。建成后的这个集成的信息系统（EPR/EHR），使得醫疗卫生专家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访问到病人的医疗信息。
在电子病历的研究方面，上述这些国家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把电子病历作为一个重点课题来研究，组织相关的医疗单位进行实施和普及。如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医学分校利用电子病历预测早期心脏病人的死亡率，匹兹堡大学医学分校用计算机化的电子病历MDss系统研究医嘱处方的准确性，波士顿电子病历协会研究通过Intelnet传输急救病人的电子病历问题。
日本东京大桥妇产科医院已通过医院局域网的客户/服务器系统实现了门诊病人的电子病历管理。日本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协会（JAHIS）正在致力于电子病历的安全性研究。英国已将电子病历IC卡应用于孕妇孕期信息记录、产程记录及跟踪观察。荷兰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对肾病患者和器官移植病人使用电子病历卡记录病人透析情况，而且，病人可持卡异地透析。
世界各国对电子病历建设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通过电子病历实现关键医疗信息的共享，已经成为医疗卫生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成为了医院信息化的核心。
对比中美两国，一窥差距所在
1.医药处方的信息闭环尚待形成
2016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医疗差错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死因。HIMSS Analytics的全球副总裁 John Daniels认为“最常见的医疗差错就是处方和用药差错。”
为避免流程差错，保障患者安全，近年来，美国医疗系统中的服务提供方、医药产业和保险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以二维码为中心的数字化信息闭环。
在药品生产包装过程中，厂商按照单元剂量将药品打上二维码，便于其跟踪记录。极大降低了药品配送过程的差错率。
在药品分发环节，医生给患者开具处方之后，通过二维码，患者和其用药信息也被连接起来。通过扫描二维码，诊所或药房的药剂师可以在系统中立即获得处方信息，达到精准配药。
反观中国，大多数医院的信息系统仍然以医院业务为中心，即使在医院内部，大量用药信息仍然通过纸质处方记录，患者须自己带着处方奔走于医院的诊疗室、划价处和配药处，大量处方单和患者需要人工匹配。这不但增加了患者的时间成本，也增加了药品错配的风险。
2.医院信息系统平台缺乏整合
John Daniels认为，中国的医疗信息孤岛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区域之间、医院之间，还存在于医院内部的不同业务和支持系统之间。虽然目前，大多数中国的医院已经围绕不同业务建立了HIS（医院信息系统），PACS（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LI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RIS（放射信息管理系统），EMR（电子病历）等信息系统，但建立这些系统的厂商各不相同，系统间缺乏兼容性和整合性。 今天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发展像极了十年前的美国，医院的业务系统不是以患者为中心，也没有以真正的使用者——医生为中心。因此，对于医生来说，现阶段，医疗信息化带给他们的不是更多便利，而是更多繁琐的工作。他们不仅要手动录入大量电子病历信息、医嘱等，还需要在不同业务系统的界面之间相互切换。
医生需要的是各业务系统间无缝连接的、一站式的、个性化的工作平台。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美国的医院已经建成了平台化的业务操作系统，医生在同一个界面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查看患者的病历、医嘱、检验检查和影像等信息。有的医院甚至已经实现了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植入—— 一键式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让医生得以在工作站中快速获得诊疗推荐方案，极大提高了医生工作效率。
3.电子病历不具有法律效力
相对美国，中国欠缺在法律上对电子病历的明确界定。1996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法案。AMA（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前主席Robert Wah表示，该法案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定义和划清电子健康数据的界限，为电子健康数据交换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保护个人电子健康信息的隐私安全。正是HIPAA的明确界定，很大程度上扫清了医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之间交换患者电子病历的障碍，让信息交换变得无纸化、快速和便捷。
而在John Daniels看来，电子病历在中国推广的一大瓶颈，还在于其尚未确定的法律地位。2010年，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订，加入了电子证据开启条款，EHR（个人健康档案）中的电子文档或记录和纸质病历一样，都可以作为法律诉讼的证据。
反观中国，大多数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尚不具备法律原件证据资格。实现电子病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其作为证据的三个必要条件。
目前，由于我国医疗信息化启动晚，电子病历真实性难以保障等问题，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还是纸质病历。大多数时候，患者甚至无法获取自己的病历。只有当医疗纠纷发生，患者和医院需要对簿公堂的时候，医院才会把病历打印出来，以纸质病历作为法律证据。
实际上，复印病历相当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患者申请复印病历前须填写申请表、通过医务科审批，还要到病案室办理相关手续。一项对9所医院患者的调查显示，2012年，67.1%的患者复印病历需要2天或以上时间，69.4%感觉复印病历时间久，70%认为医院复印服务质量不高。
4.人为因素和商业竞争阻碍信息共享
在Robert Wah看来，信息互联互通的程度不够，更多阻碍来自人为因素和商业竞争，而非技术瓶颈。中国即是如此，而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美国，商业竞争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利益格局、资源争夺等因素，两家医疗机构拒绝分享医疗信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正因為如此，真正的信息互通只存在于一些大型医疗集团内部，如凯撒医疗集团、梅奥诊所等。
除却机构间的竞争，同一机构内部不同组织间必须理顺工作流程，做到相互协调，才能保证其内部信息的共通，以及相互的可操作性。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资本进入中国医疗系统，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恶性商业竞争也必将成为中国医院分享信息的一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