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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国内过去介绍较多的是美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进程和结局的影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作用，而很少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国内历史进程的影响。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国内历史的走向上具有转折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美国国内正处在进步主义运动主导下的“进步时代”。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始于19世纪末的全国性改革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增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监管职能，抑制企业对个人的剥削，改善公民的经济地位和民主权利，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消除美国内战以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及至1914年，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业已声势浩大，成就斐然。然则世界大战的到来却使这场原本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最后由盛转衰。尽管大战曾一度为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但它产生的负面效应却最终葬送了进步主义运动，结束了进步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逐渐进入到一个保守主义占据主流的全新时代。
··Ⅰ··
1914年夏，正当欧洲大国因“萨拉热窝事件”而陷入全面战争时，美国正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致力于推进名为“新自由”的进步主义改革计划，以期扩展联邦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和功能，恢复美国的市场竞争和民主活力。到1914年秋，威尔逊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他的改革动力也随之下降。然而民主党在1914年众议院选举中的惨败很快就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改革计划来巩固政治局势。同时，他还在积极关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局势以及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威尔逊根本无暇顾及欧洲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更不愿意卷入到战争中去。而美国大众由于长期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不希望美国介入到欧洲事务之中。于是，威尔逊在1914年8月4日宣布美国保持中立。8月19日，他再次发表演讲，提醒民众“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
但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绝对中立无疑是非常困难的。首先，美国有大量国民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他们在情感上会有意无意地偏袒战争中的一方。例如，德裔美国人就倾向于支持同盟国，而英裔美国人则更希望协约国获胜。威尔逊自己就是英国文化和制度的崇拜者，具有强烈的亲英色彩。其次，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使它很难在交战国之间保持真正的中立。大战爆发以后，英国很快就封锁了同盟国的海上贸易线，把协约国变成了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经贸伙伴，美国因而对协约国的出口规模急剧扩大，并大获其利，不仅有效地带动了自身的经济繁荣，也为国内的进步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则德国人在1915年初展开的针对英国的反封锁措施却使美英之间的经贸关系岌岌可危，美国形式上的中立地位也因之摇摇欲坠，随时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不过在1917年4月以前，威尔逊政府和多数美国人都还是希望美国能坚持中立政策，避开战争，专注于国内的社会民主改革。
为了在191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威尔逊从1915年末开始在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热潮。他不仅任命主张改革的路易斯·布兰代斯为最高法院法官，而且还迫使国会通过了《基廷-欧文法》《亚当森法》等一系列新的法案，加强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把进步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在1916年的选举中，威尔逊由于承诺将继续坚守中立和推进改革，赢得了进步主义者和大批选民的信赖和支持，获得了大选的最后胜利。1917年初，为了能同时保住美国的贸易利益与中立地位，威尔逊呼吁欧洲各交战国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达成一种“没有胜利”“没有赔偿”和“没有兼并”的和平，并基于自由贸易、民族自决等原则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然而，此时的德国已感觉自己胜利在望，不仅对美国的提议兴趣索然，而且还积极提防美国可能做出的干预。之后两个月，随着德国不断击沉美国的船只，以及德国联合墨西哥共同对付美国的密谋被揭露后，美国的中立政策已无法再继续维持了。同年4月2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
··Ⅱ··
美国的参战不但没有令国内的改革出现停滞，反而把进步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巅峰。战争创造了一个进步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强大政府，这个政府有权介入国家的各个领域，完成许多在和平时期无法实现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联邦政府建立了食品服务管理局、战争工业委员会、铁路监管委员会等经济监管机构，全面控制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领域，以便于调动全国资源支持战争。在舆论动员方面，威尔逊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来掌管宣传，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政府通過主动行动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先例。公共信息委员会用进步主义的语言把大战描绘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争，强调美国参战是为了捍卫民主与和平，并且向美国人民许诺，战后的美国将是一个能够让广大劳工的经济权益和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全新社会。这些宣传不仅有效地唤起了广大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也充分点燃了劳工、妇女、黑人等群体追求权利的希望之火。在个人权益方面，联邦政府通过战时建立的战争劳动委员会大幅度地改善了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工作环境。此外，战争也为黑人和妇女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然而，战时急剧膨胀的政府权力也会反噬公民的自由，激起社会的冲突，削弱改革的力量。美国宣战以后，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示支持政府的决定，但也有一些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始终坚持反战立场，批评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威尔逊政府将这些发表不同政见的行为视为是对国家的不忠，并通过国会颁布了《反间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镇压各种反政府和反战争的言论和活动。美国的反战群体大多都是进步改革的支持者，对他们的迫害客观上削弱了美国的改革力量。在这种紧张的政治空气下，美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潮和运动。许多地方制定了五花八门的标准来检测公民是否爱国，大批民间组织积极协助司法部门监视民众的思想和行动，识别和抓捕异见分子。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潮还强化了美国社会的族群和种族差别的意识，推进了美国化运动，也激化了种族暴力。美国化运动一方面强行将白人移民同化到美国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则更加歧视和排斥非白人群体。一战期间，美国许多地区都爆发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以德裔为代表的部分白人群体也因之前倾向于同盟国而遭到歧视和迫害。 尽管战时的改革运动带来了种种问题，但威尔逊和进步主义者却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坚信强大高效的政府是民主和自由的化身，只会保护而不会侵害公民的权益。他们因之还期盼战争可以把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旋即宣布退出战争，并谴责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战谈判，携手共建新的国际秩序。为了回应俄国的建议和指责，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十四点计划”，强调美国参战旨在维护民主和自由，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十四点计划”倡议依据公开外交、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原则创建一套新的国际体系，并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该体系的和平与安全。“十四点计划”本质上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威尔逊坚信，国际社会只要制定出合理的规则并建立起相应的监管机构来执行，整个世界就能像具体国家一样得到有效的管理，人类便可生活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之中。“十四点计划”发表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对它寄予厚望，威尔逊自己也深信这些原则将会得到协约国和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但实际情况并不如他所愿。协约国中的英法日等国都希望能战有所获，对威尔逊提出的理想原则不感兴趣。美国民众尽管对这些原则表示赞赏，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重建。因此，“十四点计划”看似美好，但落实起来则困难重重。
··Ⅲ··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是，大战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大战结束后，威尔逊很快就取消了战时的政府管制政策，解散了战时建立的各类监管机构。这不仅使许多雇主不再遵守战时在工时、工会等方面所做的承诺，而且还使美国战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得不到有效管控，以至于大量普通工人处境恶化。1919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总计有400多万工人参与其中。罢工浪潮随即引发了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政府认定罢工运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于是四处抓捕激进组织和劳工组织的成员，加强了对不同的政见的压制。与此同时，黑人和妇女在战后被大批解雇，他们在战时获得的工作岗位重新又回到了退伍回来的白人男性手中。更糟糕的是，种族冲突问题在战后更加严峻，全国许多城市都爆发暴力事件，无数黑人死于非命。这些负面效应表明，随着威尔逊在战后国内改革上的停滞和退缩，美国战时取得的改革成果不但在战后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倒退。许多进步主义者和美国国民因而对威尔逊大失所望。而更令他们失望的是，威尔逊居然还在巴黎和会上违背了自己的“十四点计划”。
1919年1月，威尔逊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按照“十四点计划”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成立国际联盟。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很多原则和设想都没有得到其他协约国的响应和赞同。为了确保成立国际联盟这一核心目标能够实现，他在“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重要原则上向其他协约国做了妥协。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一战期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继而将整个山东划作其势力范围。大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强烈希望能够收回自己在山东的主权，并在巴黎和会上恳请威尔逊主持公道。威尔逊虽然对中国的诉求表示同情，但为了避免因“山东问题”而刺激日本反对美国成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他最终与英法一道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威尔逊的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继而引发了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之后的历史走向，它浇灭了中国人对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想的幻想，燃起了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希望。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了其国内政治的失败和进步主义的衰落。他在国会的政敌以此时为由攻击整个《凡尔赛条约》，并最终拒绝批准该条约。而美国民众和进步主义者则因巴黎和会在处理“山东问题”等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强權政治而对进步主义理想产生了幻灭感。
192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凭借沃伦·哈定一举击败了威尔逊所在的民主党。哈定的竞选口号是“回归常态”，预示了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束和保守主义时代的回归。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尽管大战在战时推动了改革运动，但它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个众所期盼的全新社会，反而把一种极端和压抑的政治气氛带入到美国社会。战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工人运动、种族冲突、赤色恐怖等现象不仅击碎了美国人对于进步主义理想的信心，而且还令他们开始对进步主义改革报以敌对情绪。这些情绪最终在1920年的大选中汇聚起来，并转化成支持与进步主义毫无瓜葛的共和党候选人哈定的重要力量。哈定执政以后摒弃了进步主义时代的许多政策与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战时期的进步主义理想和实践从此将变得毫无意义，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事实上，它们将在之后的岁月里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持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只有不到19个月的时间，但它却给随后10年的美国——事实上，给整个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美国——罩上长长的阴影。”大战中一度出现的强大高效的联邦政府很快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再现，而“十四点计划”的精神则在大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时隐时现，并终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邵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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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正当欧洲大国因“萨拉热窝事件”而陷入全面战争时，美国正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致力于推进名为“新自由”的进步主义改革计划，以期扩展联邦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和功能，恢复美国的市场竞争和民主活力。到1914年秋，威尔逊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他的改革动力也随之下降。然而民主党在1914年众议院选举中的惨败很快就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改革计划来巩固政治局势。同时，他还在积极关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局势以及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威尔逊根本无暇顾及欧洲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更不愿意卷入到战争中去。而美国大众由于长期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不希望美国介入到欧洲事务之中。于是，威尔逊在1914年8月4日宣布美国保持中立。8月19日，他再次发表演讲，提醒民众“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
但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绝对中立无疑是非常困难的。首先，美国有大量国民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他们在情感上会有意无意地偏袒战争中的一方。例如，德裔美国人就倾向于支持同盟国，而英裔美国人则更希望协约国获胜。威尔逊自己就是英国文化和制度的崇拜者，具有强烈的亲英色彩。其次，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使它很难在交战国之间保持真正的中立。大战爆发以后，英国很快就封锁了同盟国的海上贸易线，把协约国变成了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经贸伙伴，美国因而对协约国的出口规模急剧扩大，并大获其利，不仅有效地带动了自身的经济繁荣，也为国内的进步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则德国人在1915年初展开的针对英国的反封锁措施却使美英之间的经贸关系岌岌可危，美国形式上的中立地位也因之摇摇欲坠，随时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不过在1917年4月以前，威尔逊政府和多数美国人都还是希望美国能坚持中立政策，避开战争，专注于国内的社会民主改革。
为了在191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威尔逊从1915年末开始在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热潮。他不仅任命主张改革的路易斯·布兰代斯为最高法院法官，而且还迫使国会通过了《基廷-欧文法》《亚当森法》等一系列新的法案，加强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把进步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在1916年的选举中，威尔逊由于承诺将继续坚守中立和推进改革，赢得了进步主义者和大批选民的信赖和支持，获得了大选的最后胜利。1917年初，为了能同时保住美国的贸易利益与中立地位，威尔逊呼吁欧洲各交战国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达成一种“没有胜利”“没有赔偿”和“没有兼并”的和平，并基于自由贸易、民族自决等原则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然而，此时的德国已感觉自己胜利在望，不仅对美国的提议兴趣索然，而且还积极提防美国可能做出的干预。之后两个月，随着德国不断击沉美国的船只，以及德国联合墨西哥共同对付美国的密谋被揭露后，美国的中立政策已无法再继续维持了。同年4月2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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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参战不但没有令国内的改革出现停滞，反而把进步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巅峰。战争创造了一个进步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强大政府，这个政府有权介入国家的各个领域，完成许多在和平时期无法实现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联邦政府建立了食品服务管理局、战争工业委员会、铁路监管委员会等经济监管机构，全面控制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领域，以便于调动全国资源支持战争。在舆论动员方面，威尔逊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来掌管宣传，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政府通過主动行动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先例。公共信息委员会用进步主义的语言把大战描绘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争，强调美国参战是为了捍卫民主与和平，并且向美国人民许诺，战后的美国将是一个能够让广大劳工的经济权益和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全新社会。这些宣传不仅有效地唤起了广大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也充分点燃了劳工、妇女、黑人等群体追求权利的希望之火。在个人权益方面，联邦政府通过战时建立的战争劳动委员会大幅度地改善了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工作环境。此外，战争也为黑人和妇女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然而，战时急剧膨胀的政府权力也会反噬公民的自由，激起社会的冲突，削弱改革的力量。美国宣战以后，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示支持政府的决定，但也有一些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始终坚持反战立场，批评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威尔逊政府将这些发表不同政见的行为视为是对国家的不忠，并通过国会颁布了《反间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镇压各种反政府和反战争的言论和活动。美国的反战群体大多都是进步改革的支持者，对他们的迫害客观上削弱了美国的改革力量。在这种紧张的政治空气下，美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潮和运动。许多地方制定了五花八门的标准来检测公民是否爱国，大批民间组织积极协助司法部门监视民众的思想和行动，识别和抓捕异见分子。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潮还强化了美国社会的族群和种族差别的意识，推进了美国化运动，也激化了种族暴力。美国化运动一方面强行将白人移民同化到美国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则更加歧视和排斥非白人群体。一战期间，美国许多地区都爆发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以德裔为代表的部分白人群体也因之前倾向于同盟国而遭到歧视和迫害。 尽管战时的改革运动带来了种种问题，但威尔逊和进步主义者却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坚信强大高效的政府是民主和自由的化身，只会保护而不会侵害公民的权益。他们因之还期盼战争可以把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旋即宣布退出战争，并谴责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战谈判，携手共建新的国际秩序。为了回应俄国的建议和指责，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十四点计划”，强调美国参战旨在维护民主和自由，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十四点计划”倡议依据公开外交、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原则创建一套新的国际体系，并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该体系的和平与安全。“十四点计划”本质上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威尔逊坚信，国际社会只要制定出合理的规则并建立起相应的监管机构来执行，整个世界就能像具体国家一样得到有效的管理，人类便可生活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之中。“十四点计划”发表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对它寄予厚望，威尔逊自己也深信这些原则将会得到协约国和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但实际情况并不如他所愿。协约国中的英法日等国都希望能战有所获，对威尔逊提出的理想原则不感兴趣。美国民众尽管对这些原则表示赞赏，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重建。因此，“十四点计划”看似美好，但落实起来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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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是，大战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大战结束后，威尔逊很快就取消了战时的政府管制政策，解散了战时建立的各类监管机构。这不仅使许多雇主不再遵守战时在工时、工会等方面所做的承诺，而且还使美国战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得不到有效管控，以至于大量普通工人处境恶化。1919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总计有400多万工人参与其中。罢工浪潮随即引发了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政府认定罢工运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于是四处抓捕激进组织和劳工组织的成员，加强了对不同的政见的压制。与此同时，黑人和妇女在战后被大批解雇，他们在战时获得的工作岗位重新又回到了退伍回来的白人男性手中。更糟糕的是，种族冲突问题在战后更加严峻，全国许多城市都爆发暴力事件，无数黑人死于非命。这些负面效应表明，随着威尔逊在战后国内改革上的停滞和退缩，美国战时取得的改革成果不但在战后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倒退。许多进步主义者和美国国民因而对威尔逊大失所望。而更令他们失望的是，威尔逊居然还在巴黎和会上违背了自己的“十四点计划”。
1919年1月，威尔逊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按照“十四点计划”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成立国际联盟。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很多原则和设想都没有得到其他协约国的响应和赞同。为了确保成立国际联盟这一核心目标能够实现，他在“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重要原则上向其他协约国做了妥协。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一战期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继而将整个山东划作其势力范围。大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强烈希望能够收回自己在山东的主权，并在巴黎和会上恳请威尔逊主持公道。威尔逊虽然对中国的诉求表示同情，但为了避免因“山东问题”而刺激日本反对美国成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他最终与英法一道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威尔逊的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继而引发了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之后的历史走向，它浇灭了中国人对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想的幻想，燃起了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希望。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了其国内政治的失败和进步主义的衰落。他在国会的政敌以此时为由攻击整个《凡尔赛条约》，并最终拒绝批准该条约。而美国民众和进步主义者则因巴黎和会在处理“山东问题”等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强權政治而对进步主义理想产生了幻灭感。
192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凭借沃伦·哈定一举击败了威尔逊所在的民主党。哈定的竞选口号是“回归常态”，预示了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束和保守主义时代的回归。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尽管大战在战时推动了改革运动，但它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个众所期盼的全新社会，反而把一种极端和压抑的政治气氛带入到美国社会。战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工人运动、种族冲突、赤色恐怖等现象不仅击碎了美国人对于进步主义理想的信心，而且还令他们开始对进步主义改革报以敌对情绪。这些情绪最终在1920年的大选中汇聚起来，并转化成支持与进步主义毫无瓜葛的共和党候选人哈定的重要力量。哈定执政以后摒弃了进步主义时代的许多政策与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战时期的进步主义理想和实践从此将变得毫无意义，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事实上，它们将在之后的岁月里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持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只有不到19个月的时间，但它却给随后10年的美国——事实上，给整个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美国——罩上长长的阴影。”大战中一度出现的强大高效的联邦政府很快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再现，而“十四点计划”的精神则在大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时隐时现，并终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邵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