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做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立世修身之道，历来为为官者效法和传承。在娄师德升任宰相后，其弟授代州刺史。离京赴任时，娄师德问他：“我身为宰相，你又担任州牧之职，我们兄弟荣宠过盛，自然会受到别人的疑忌，该怎样化解呢？”其弟跪下说：“自今以后，如果有人唾面于我，我就自己擦擦算了，决不与人计较，请兄长放心。”娄师德神色凝重地说：“这正是我最不放心的地方，有人往你脸上吐唾沫，那是生你的气；你擦了，那你就拂逆了人家的意思，会使人更加生气。唾沫嘛，不擦也会干的，最好以微笑受之。”
　　从故事中不难看出娄师德的为人低调，而正是低调成为他走上宰相位置的重要原因。心态决定一个人的姿态和言行，高调张扬势必会做出一些与自己身份不相符合的事情，甚至影响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最终祸及自己。从天价烟、天价表，到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市长，无不显示出过分张扬的害处。
　　毫无疑问，低调作为中国官场的“调调”，源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官场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且具有攻守兼备、收发自如的优势，往往更容易给人一种谦虚的感觉，进而获取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使低调之人左右逢源。正是低调有如此好处，低调做人往往成为一些人成功做官的秘诀。而做人的心态、姿态、行为、言辞等方面高调，只能显示一个人的浮躁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对于官员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一味“玩”低调可能犯法
　　文/钟坞敏
　　“低调”的本意是表示一种不张扬、谦虚谨慎的态度，然而，在目前官场劲吹的这股“低调”风，却已然将“低调”变了味。有媒体总结，“低调”官员大致可分为以下七个类型：一类是庸官，二类是懒官，三类是俗官，四类是贪官，五类是腐官，六类是隐官，七类是老黄牛官。
　　为什么这么多类型的官员都选择了“低调”，与当前的“官场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当下的“官场文化”，陷入了一种怪圈，存在着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往往是想干点事的官员屡屡倒下，因为只要干事就有可能犯错，而不干事就不会犯错。于是大家纷纷“混”字当头。
　　按说这种现象早已有之，见怪不怪了。只是在目前的换届期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表现得实在突出，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因为一个官员“低调”，或许还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倾向于“低调”，坚持认为“枪打出头鸟”，高调的成本太高，继而懒于创新，惰于奉献，这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有害的。
　　官员“低调”表面上看是奉行中庸之道的表现；说到底，是懒政、庸政，是不作为，甚至是失职、渎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长期“低调”，而其主政下的药监局腐败窝案触目惊心，郑筱萸“上路”前留下“悔恨的遗书”——“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今天读来仍极有警醒意义。又比如被不少人认为“内敛、低调和含蓄”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在负责宝鸡市冯家山水库取水工程建设中，严重失职渎职，引水、输水管线先后6次发生爆管，造成经济损失1008余万元”。倘若一味“玩”低调，让低调异化为敷衍塞责、搪塞推托的不作为，官员很可能因此造成失职、渎职，那将不仅是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而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因“低调”导致的失职、渎职无异于另类腐败，或许官员没有伸手将钱塞进自己的腰包，但是却给国家、集体的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没有权利“低调”。改变当前“官场文化”，祛除官场“低调”风，首先应当完善干部选拔机制，把德才兼备，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其次，干部考核应加大民生实绩和“民意”比重考核力度，使普通民众都有机会参与到干部考核中，将半边“官帽子”交给“民意”，使得官员不得不“想干点事”。最后，要加强对官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官员敬畏感的培养，只有畏党纪，畏国法，畏人民，畏权力，才能遵循法律和道德，严格履职，不敢懈怠。■
　　实习编辑：夏梦颖 xmy0930@126.com
　　莫让低调成为腐败掩体
　　文/耿银平
　　王忠文原是洞头县交通局总工程师，被洞头县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依法提起公诉，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他每天骑一辆老式自行车上班，生活节俭。卖官案者马德也是这样，他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地存起来，可马德在绥化期间平均每天的腐败收入在万元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日进万金”；原江苏盐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十余年间先后贪污受贿200多起，但他平时穿的是旧夹克，吃饭总是稀饭加馒头，亲戚看不过去，还总接济他。
　　我们不反对工作和生活低调，这种朴素谦虚、不事张扬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正廉明、谦虚谨慎的表现，对于推动廉政建设，以及良好社会风尚也不乏积极意义。可看看上述事例，被称为“褒义词”的“低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质变和意义扭曲，俨然成为了一种腐败掩体。某些官员故意将工作风格和作风，弄得极端朴素，非常平和，这无疑在告诉世人，“你看看我，虽然位高权重，却仍然非常平凡，坚守寂寞”。他们故意用这种所谓的虚假的清正廉明、良好口碑，掩饰自己背后穷凶极恶的腐败动机。原来，低调仅仅是一种作秀，是在伪装，仅仅是为了谋求更多腐败的机会。这种“狡兔三窟式的腐败”比明目张胆的腐败更阴险，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更有迷惑性和杀伤力。
　　如果说明目张胆的腐败是在挑战法律尊严，这种低调腐败则是在蹂躏和亵渎法律精神；如果说明目张胆的腐败是在明里对抗，这种低调腐败则是一种暗中较量，动机更为狡猾。它会让司法部门付出更大地成本，让政府公信力受到巨大的损害。尽管这些低调官员能够欺骗一时，可法律却具有无穷的穿透力，蒙着“低调”面纱的官员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必將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恰恰印证了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捣鬼有术，有效，有用，但终归有限。
　　编后语：
　　官员低调源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说话严谨、做事慎重不仅被人们视为有修养的表现，而且由于官员的言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官员低调也是中国官场的“官常”。然而当下低调发生异化，谦虚谨慎异化为左右逢源、圆滑世故、不作为、失职、渎职甚至是公然将低调作为腐败掩体，这无疑会影响党组织的生命力，值得当政者思考、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