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时间已经比较久远了，一位病逝于1976年1月8日，一位谢世于1964年5月27日，数十本台历一页一页地被翻过了，岁月将过去的一切都变得暗淡，但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两位杰出人物，在人们的记忆中却还是那么清晰，那么让人念念不忘。尤其是他们在国际斗争中所结下的友谊，为各自的国事所产生的争端，又是那么波澜起伏，跌宕动人。当提到中国与邻邦印度的关系时，人们常常要提到两个需要大写的名字：周恩来，尼赫鲁！
　　
　　友谊从这个时候开始缔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战争的废墟上诞生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之惊愕，立即加之诬蔑、攻击和封锁，企图加以绞杀，扑灭它的万丈光焰。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感到万分惊喜，不长时间内都纷纷拍来贺电，建立外交关系，希望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顶住腥风恶浪，富裕强大。
　　就在社会主义各国与新中国建交之时，亚洲另一个大国印度的总理尼赫鲁，目光越过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注视着这个新生的充满活力的共和国，并在严肃地思考着。
　　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面积297.4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18世纪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遭受着殖民主义者的欺负、剥削和压迫。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印度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47年8月15日获得独立，尼赫鲁担任总理。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与印度有着相似的被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统治的经历，因而尼赫鲁毅然决然在新中国成立仅半年之后，即1950年4月1日，便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很快提出潘尼迦为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是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留着山羊胡的学者，著有《印度简史》等书，曾担任过印度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对历史上印中文化关系和交流极感兴趣。南京解放后，潘尼迦留着不走，当时印度有家报刊载有一幅漫画：全身涂着红油漆的潘尼迦站在马路边，看解放军打着腰鼓进城。这幅讽刺漫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潘尼迦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因而被周恩来总理所接受。这样，印度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中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这等于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此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才陆续承认中国，并与之建交。
　　周恩来总理对于印度也是十分重视的，非常注意争取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1952年4月，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有些同志说印度及东南亚国家虽然独立了，而实质还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周总理指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说道："这些国家过去虽然是殖民地，而现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了，有自己的国会和政府，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怎么还能说它们是殖民地呢？只有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当时包括印度--笔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积极争取它们，使它们保持和平独立。"
　　美国武装干涉于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登陆仁川，威胁到我国安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给予警告，周总理还于10月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要求印度传话给当时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的美国："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还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问题地方化，也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这个话由尼赫鲁很快传给了华盛顿，但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认为周恩来的警告是对联合国明目张胆的敲诈，美国《时代》周刊也将此斥为"仅仅是宣传"。麦克阿瑟将军一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了"三八线"，导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国作战。
　　中国在同印度发展友谊的过程中，是遇到过一些曲折的。由于印度是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的，英国当年以印度为踏板，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派军队侵略西藏，并以"麦克马洪线"划走了西藏大片领土，给印度一些人士在印度和西藏关系问题上造成不少混乱和错误的概念。印度赶走了英国人，实现了独立，但它又继承了英国的一些"遗产"，把英国从西藏划出的那些领土也继承了下来，连英国驻藏商务代办处的代表英国人黎吉生，也于1947年变成了印度驻藏商务代办处的代表。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故印度对解放军进军西藏持反对和阻拦态度。


　　早在1949年6月，黎吉生看到解放军该年4月占领南京，5月攻克上海，极怕共产党渗入西藏，一天晚上就趁天黑溜入布达拉宫前噶厦(西藏地方行政最高机构)办公楼，对其主持外交的负责人说："拉萨汉人中有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此，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并建议将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驱逐出西藏。此事呈报给噶伦(西藏地方政府最高官员)后，立即照此作出将汉人驱逐出境的决定。于是，从7月11日起，连国民党驻拉萨有关机构的人员都被迫撤出了西藏。这一驱逐汉人事件发生后，新华社于1949年9月2日发表了《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并吞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这是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策划、发动的事件，企图使西藏人民得不到解放，继而变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隶。社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赴苏联的豪华专门列车上，给中央负责人和当时负责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等省区的第二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及指挥驻西康省会雅安的贺龙等同志写信，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抵达莫斯科后，又于1950年1月2日发电报指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据此，刘伯承、邓小平把任务交给了二野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1950年10月，解放昌都战役打响，只18天时间就拿下昌都城，歼敌5700人，俘虏了福特等4名英国报务员。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过程中，印度政府采取了反对的立场。中国政府为维护自己领土的完整和主权，严正申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又为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表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方面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适当的互利的解决"。周恩来于1952年6月14日向潘尼迦大使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中印谈判全体成员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即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中印谈判顺利进行。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经四个月的努力，中国和印度终于达成协议，于1954年4月29日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并换文，为中印发展友谊拓展了道路。
　　印度大使潘尼迦在驻华期间，对周恩来的人品、才智、风度印象极深。他后来这样写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手。它们不仅得到精心保养，而且就像中国人描绘的那样，每个手指如同细嫩的葱芽。他用它们打着手势，产生出巨大的效果。"他进而评价道：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令人信服的共产党员，一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双脚同样牢固地扎根于祖国的土壤之中"。从这位大使的描述中，既可看出他与周总理之间的情感和友谊，也可看出中印关系的亲密程度。


　　由上可见，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有着被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历史，所以这两个亚洲大国从成立或独立时候起，就相互怀有同情、好感并相互支持。在发展相互关系过程中，尽管因历史原因而产生过歧见和曲折，但由于两国总理、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卓识、博大胸怀、诚挚态度、个人魅力和高超技巧，因而使不少阻力得到化解，友谊得以发展。果然不久，两国首都都出现了倾城而出欢迎对方总理的感人场面。
　　
　　两国首都沸腾的日子
　　
　　生活于20世纪50年代的成年人如果今天还健在，都不可能忘记印度新德里1954年6月、中国北京1954年10月这两个让人激动、让两国首都沸腾的日子。这是中印两国的节日，是中印两国友谊达到新高度的标志性事件，因为这是周恩来访印、尼赫鲁访华的日子啊！
　　周恩来的这次首次访印，是在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休会期间进行的。
　　日内瓦国际会议，是为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而于1954年4月至7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朝鲜、韩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国的代表。会议于4月26日开幕，周恩来于4月28日在大会上发言，全力支持朝鲜关于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亚洲国家应该进行协商，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以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停止扩军，禁止使用原子弹、氢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高棉、寮国等未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第二天，欧洲几乎所有重要报纸头版都发表了周恩来的发言。5月8日，周恩来再次发言，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代理外长范文同提出邀请柬埔寨和寮国抗战政府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建议。
　　关于这次会议，英国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中有较充分的描写。书中写道："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三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他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书中继续写道："在日内瓦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不仅把周恩来当作一名老练的外交家，而且视为一名政治上的‘稳健派‘......欧洲人将周恩来看成是一个作交易时拼命讨价还价的人，但却可以成为一名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合作者。......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关心的是设法让美国人承担一项任务，即不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或许，他至少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无论如何要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敞开大门，以使共产党能渗透进去。......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几周活动，使他能够将中国从自身感到孤立状态里摆脱出来。......1954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间隙，周恩来访问了印度。或者由于对中国的信任和友谊，或者由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杰出表现，或者由于周恩来对印度的重视和个人的迷人风采，印度政府对周恩来的到访，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最隆重的接待，单组织夹道欢迎的群众就高达数十万人。
　　关于这次访问的内容，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也粗略地作了这样的介绍：
　　"多么富饶的国家啊！"周恩来抵达印度时羡慕地说，流露出一种北方人对热带景致的正常反应。"你们拥有充足的财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尽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要求，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1950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感到震惊。他从西藏人那里得知，周恩来可能是一名非常强硬的领主。印度理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些要求。周恩来现在再次对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在西藏以外扩张自己的霸权。他要求印度与其他的亚洲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即将出现的反共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由美国组织发起的。而尼赫鲁却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共产党加以遏制，阻止其对老挝与柬埔寨施加压力。他们明确同意，对双方共同的边界及有关难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详细讨论。但是，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由于周恩来与尼赫鲁制订了这一文件，其他亚洲右翼政府便很难继续将中国当成一种威胁和敌人。


　　事实上，周恩来对印度的这次访问内容还要丰富得多。他不顾鞍马劳顿，拨冗专程访问印度和缅甸，是要介绍日内瓦会议的进程和听取印、缅的意见。在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新德里市民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对于争取停止印度支那战争，印度一直表现着关怀，并不倦地支持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很显然，印度的这种立场对于维护亚洲和平有着重大的意义。""我相信，作为亚洲主要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在为和平事业上加强团结，必将使日内瓦会议有更多成功的希望。"这种尊重印度的讲话，使尼赫鲁和印度人民感到莫大的高兴和鼓舞。周总理在访问中，与印度举行了会谈，提出把中印两国在北京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作为指导和处理两国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原则，印度表示同意。在对外表态上，周恩来为表示对印度的尊重，则把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是两国共同提倡的。他还和尼赫鲁共同制定了宣言，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成了众多国家呼唤友谊、呼唤和平的伟大旗帜。
　　会谈中，两国历史上遗留的分歧和争端的问题也有流露，但两国总理仍能彼此宽容和谅解，"求大同，存小异"，达成了共识。印度还曾邀请周恩来到克什米尔参观游览，由于该地区印度与巴基斯坦存在着争议，前去游览必然会给巴基斯坦造成误会，故周恩来在尼赫鲁敦促成行时，劝说道：我们商定了五项原则，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国家遵循它，信赖它。为此，我想请你以此为契机，主动向巴基斯坦伸出手，请他们就克什米尔问题和其它争议坐下来商谈，好吗？为了不在这之前给你们的会谈造成不利气氛，克什米尔这次就不去了。尼赫鲁听了这席话，不好勉强，只好同意了。
　　在印度期间，印方招待周总理看电影，为他提供了100多部影片名单，请他挑选。他唯独挑选了《詹西女皇》这部影片，以表达对这位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中的女英雄的敬意。
　　周总理访印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偕女儿英迪拉·甘地于同年，即1954年10月应邀访问中国。这是一次长达12天的正式访问，周恩来亲自主持安排访问事宜，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召开了参与接待工作的各方面人士的干部会议，讲话近两个小时。他详细地谈了尼赫鲁这次访华的意义、我们接待的方针和应注意的事项，总的精神是要热情友好，同时要实事求是。来访前，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乔冠华和陈家康两人为他起草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高度评价尼赫鲁，称他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因尼赫鲁曾于1938年8月作为国大党领袖到我国重庆访问过10天，那次周恩来因回延安开会未能与之见面，但在讲话中仍称尼赫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赫鲁到达北京时，周总理决定破例举行从机场到宾馆的群众夹道欢迎，当时有同志担心规格过高，认为这种规格应留给当时"兄弟国家"的元首。周总理指出，对像印度这样的近邻国家表示尊重并不过分，"兄弟"间的礼节有时倒不必繁多。当时夹道欢迎的群众高达50万人，印度报纸称作100万人。这个行动开创了我国欢迎外国领导人来访的先例，对尼赫鲁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尼赫鲁谈话四次，周总理与之会谈多次，凡尼赫鲁要求会见的人士都进行了安排。宋庆龄副委员长单独会见尼赫鲁时没有安排译员和记录员，宋副委员长事后还亲手用英文写了个谈话纪要送给周总理。在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毛泽东亲自将他送到车门，以一双大手紧握住尼赫鲁的手，嘴里念出屈原《楚辞·少司命》中感人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毛泽东给其如此高的礼遇，赠送如此感人肺腑的诗句，是对尼赫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头几年里，把与中国的友好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的肯定和赞扬。


　　这次访问中国，尼赫鲁极受感动，其女儿英迪拉·甘地也印象极深。她在自己口述的《甘地夫人自述》一书中说："我们访问了中国。我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来过印度。我后来听说，他曾等待我们向他发出邀请。要是我们邀请了他访问印度，许多事情也许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当时知道他有这一想法，他就会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客人。""我喜欢周恩来。他见多识广。在我们到中国后所见的人当中，他是唯一出过国的。他对外交事物尤为老练和成熟。他观察事物比别人略胜一筹。"
　　应该说，周总理首次访印和尼赫鲁首次访问新中国，受欢迎的程度是空前的，其成果也是受人注目和巨大的。他们的这两次互访不仅激动了两国的首都群众，而且在中印友谊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在著名的万隆会议上
　　
　　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召开于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是一次著名的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亚非国家认真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周恩来与尼赫鲁同时出席了这次会议。
　　因会议召开的地址在万隆，而被人们习惯地称作万隆会议的这次亚非会议，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的，应邀出席的还有中国、柬埔寨、阿富汗、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共29国政府首脑。为了使中国出席这次会议，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包租了一架叫作"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以供代表团飞往万隆。为将这次会议开好，尼赫鲁总理、缅甸总理吴努和埃及的纳赛尔，邀请周恩来总理于会前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级会议。因这次小型会议，周恩来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绕道仰光而躲过了一场空难--由于蒋介石特务在香港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加油之机，给飞机安放了定时炸弹，使这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的飞机于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突然爆炸，除飞机领航员、工程师、副驾驶员三人遇救外，乘坐该机的代表团成员和新闻记者全部遇难。
　　4月16日，周恩来在举行了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之后，不顾个人安危于凌晨1时10分飞离仰光，于下午5时30分抵达雅加达，17日乘飞机到达万隆，住进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一栋别墅里。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会议上分发了他的书面演说即"主要发言"。他在发言中表示不能接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的观点。他明确地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强调亚洲国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他提醒大家，"亚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亚洲的土地上爆炸的"。他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对与会各国作出了友好的姿态。
　　尽管周恩来对亚非国家的团结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会场上的观点仍然分歧很大，甚至出现了咒骂中国是苏联的傀儡、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的声音。周恩来压住火气，细心听取了各国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他手持会议期间亲自起草的讲演提纲，于当天下午走上讲坛，作即席讲演。许多记者都以为在这次讲演中，周恩来是会以骂对骂、以牙还牙的，因而都蜂拥而至，都大睁着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没想到周恩来以优雅的手势，向会场挥了几下，按住了喧嚷，然后和蔼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周恩来的讲演极大地感染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扭转了一些人的看法，并逐步控制了会议的局面。


　　与会代表在被周恩来紧紧吸引住的同时，还注意到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的话说：
　　"他们俩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转变为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党内声名显赫、深谙世故的人，并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们的党是由像甘地和毛泽东这样较为朴实与僵化的人物领导的。尼赫鲁已经给予周恩来以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已远远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谈到的。他感到超人一等，并不令人感到诧异。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种联系比起周恩来要广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国总理还年长9岁，正像一位友人说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来的老大哥‘。万隆会议是尼赫鲁建议的，因此，在会议上他自然感到要保护周恩来。一些观察家把他看作是一位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保护人。其他人则断定尼赫鲁有意地呆在幕后，以便让周恩来出头露面，使其他亚洲人接受必须与中国共处的现实。他把周恩来的成就看作是自己个人的巨大胜利。"
　　《周恩来传》作者的上述描述，确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与尼赫鲁当时关系的密切和他们对会议的贡献。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对中立国做了许多工作。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对自己的代表团的一些同志说，中国准备就远东的缓和，特别是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这样，他使几个中立国卷进了这一问题中，促使它们对美国施加压力作出让步。
　　周恩来把亚非会议当作争取朋友的最好场所，广泛施展了他那杰出的外交才能。他同纳赛尔进行了会谈，几个月后埃及便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泰国王子保证，中国对泰国没有颠覆计划，这在曼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与日本代表高崎达之助会面，为日后与日本的非正式交流奠定了基础。他与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会谈，俩人从而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他第一次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推动印尼总理于下个月即1955年5月对中国的访问。接着，便出现了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对中国的一系列访问。他于5月份宣布中国愿意尽可能地使用和平手段解放台湾，促成美国与中国于同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争取到了众多的朋友，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对他心存感激。如锡兰代表团的一些人仍感到周恩来不值得信任。还有一些人私下说："周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小心，由于他过于吸引人，因此，他显得更加危险。"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一位亲西方的代表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他对周恩来的感受："我像以往一样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我相信这个人。"
　　不论与会代表怎样议论，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明星，周恩来震撼了与会代表的心，则是大家一致的感受和评价。
　　经过万隆会议，尼赫鲁也达到了他人生的光辉顶点。他和周恩来一道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人们所称赞，他也成了未经选举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可悲的是，尼赫鲁随着自己声誉的提高，渐渐地狂妄起来，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 　　
　　尼赫鲁态度的右转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尼赫鲁也同样有着他的局限性。在与新中国的交往中，他往往会有利己主义的表现。在英国绅士风度的影响下，他同样自视甚高，觉得别人不如自己，于是往往要过高地估计自己，估计印度的实力。这种利己主义和自视甚高的毛病表现在对华关系上，就是企图继承英国殖民者侵略西藏所留下的那份"遗产"和观念，为了获得此"遗产"甚至不惜听从印度军方的意见，诉诸武力，燃起战火。
　　众所周知，一向居心叵测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占领印度之后，就企图染指中国西藏地区，妄想侵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甚至唆使西藏少数上层分子策谋分裂祖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致使清朝政府愈加衰弱之后，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又在西藏周边开始制造事端，到19世纪70年代就把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对我国西藏形成了包围之势。从这个时候开始，便开始了对西藏的侵略行动：
　　1875年，英国在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写了一条"另议专款"，规定英国有派人员由中国内地入藏去印度和由印度入藏进行"探访路程"的权利。
　　1888年，英国入侵藏印边界隆吐山，从而爆发了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战争，取得胜利的英军杀死了无数藏民。
　　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在加尔各答签订，规定英国保护锡金，中国还失去了从隆吐山到岗巴宗南部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带。
　　同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签订，规定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取得了治外法权。
　　20世纪初，英印殖民政府首先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胡说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妄图由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交涉"，以突出西藏地方政府的缔约能力，并给达赖喇嘛以"事实的以及合法的国主"地位。
　　1902年6月，英国人怀特率200名英兵深入西藏南部康巴宗之甲岗地方，以侦察西藏边防的实力。
　　1904年3月，英国人荣赫鹏率英兵向西藏江孜推进，3000多名藏军在江孜以南的曲米新古进行阻截，西藏第二次抗英战争即江孜保卫战于是爆发。战争的结果是英胜藏败，藏军被杀，江孜沦陷。但不屈的西藏军民再次组织力量打退了英军，但英军在骨鲁这个地方用炮火打退了藏军，江孜再次沦陷。接着，英军于7月底渡过雅鲁藏布江，迫使十三世达赖逃往内地。英军于8月3日攻入拉萨，逼迫西藏官员和三大寺代表签订了《拉萨条约》。
　　1906年，英国逼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把"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写入条款。
　　1911年辛亥革命后，英国利用袁世凯热心称帝、无暇御外之机，乘机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策划把西藏、青海、西康分裂出去的"独立"活动。
　　1913年，英国策划并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了西姆拉会议，划出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29年，十三世达赖遣人赴南京，以加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英国利用尼泊尔商人为纳税问题与西藏当局闹起纠纷，并唆使尼泊尔派兵侵藏，因达赖坚决抵制，尼泊尔军队只好退出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去世，英国为阻止中央国民政府代表黄慕松入藏吊唁，遂支持亲英的隆厦谋划政变。此事谋划败露，噶伦们将隆厦剜目监禁，粉碎了英国的阴谋。
　　同年底，英国在拉萨设立了"英国代表处"，还附设了电台和医院，仍企图干涉西藏事务。
　　1940年，英国控制下的大札活佛摄政。这位活佛在英国唆使下，派兵把在色拉寺静修的热振活佛拘回拉萨，并炮轰色拉寺，致使双方战死300余人。战斗中，英国报务员用电台为藏军进行通讯服务。在此期间，蒋介石重庆政府因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而拟开设由四川经西藏到印度的国际通道，以为抗日战争服务，也由于英国从中破坏而作罢。
　　1941年9月，英国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坚决不允许进藏测绘通藏公路的中国测量队入境，并极力阻挠和破坏重庆政府与西藏的一切联系。
　　1942年7月7日，英人煽动西藏噶厦设立的西藏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外交局"于此日成立，并通知重庆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汉藏间事务请径向"外交局"洽办，这等于宣布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变成"外交"关系了。重庆政府就此向噶厦提出警告，若不对此作出改变，中央就要出兵解决。
　　1942年冬，中英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英国坚持不放弃在西藏的特权。
　　1943年，英国驻藏最高官员是一名英军少校，该少校以"太上皇"自居，不仅指挥西藏各要地的英印驻军，而且在西藏设立了电台、医院和学校，将特务情报网分布到了西藏各地。
　　同年5月12日，蒋介石召见西藏驻重庆代表，严厉提出：驻藏办事处向藏洽办事情必须与噶厦径洽，不经"外交局"；协助修筑中印公路；协助办理驿运等五项条件。与此同时，重庆政府还在青海、西康等地作军事调动，以作警示。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只好让步，所谓的"外交局"只作为地方的外事机构而存在。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后，英国当局仍不放弃对西藏的野心，继续挑拨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授意西藏地方政府于该年10月，派"商务考察团"赴美、英等国，采购"独立"时的新式武器，"拟收复康定(打箭炉)以西各地，成立大西藏国"。
　　同年冬，西藏"商务考察团"进入印度，印度驻孟加拉总督接待该团时却排除了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当时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提出，请印方不要承认西藏地方自行发放的护照，禁止英国军火武器运进西藏。尼赫鲁表示，西藏是中国的自治领土，藏人入印无需护照，"考察团"是否已购买到军火武器尚不清楚，需要调查。
　　1949年7月，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的情况下，英国殖民分子理查逊还密示西藏噶厦，调集大批藏军在拉萨上演了一出"驱汉"丑剧，将40余名汉族工作人员分三批经锡金逐出西藏。英国新闻媒体于7月27日还散布谣言，胡说"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辖的说法"。英国还有人扬言："如局势演变竟至影响1914年中英所订《西姆拉条约》中承认之西藏自治权时，英国可能出面干涉。"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看到英国殖民者为把西藏割裂出去，曾使用了多少卑劣无耻的手段啊！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怎能不带有其母体的胎记呢？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确实曾经认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旧的力量均势与平衡"，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认为"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相比，世界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1952年5月22日，他在印度国会人民院公开说："中国是我最崇拜的国家。"自访问中国之后，"伟大的中国"这句话经常吊在他的嘴上。
　　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印度独立事业的坚强斗士，先后五次入狱而不改变初衷，和圣雄甘地一起把印度各党派、阶层和各种宗教信仰的民族团结起来，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可是英国殖民者染指中国西藏的言论、观念和行动，却如病毒一样并未随殖民者的撤退而离去，它仍深深地侵害着印度高层一些人士的头脑与思想。总是穿着布料衣裤、白大褂，头戴小白帽的尼赫鲁，也未能完全例外，他也想把英国殖民者分割中国西藏领土的梦想变成现实。
　　1956年11月至12月，第二次访印的周恩来在火车上，告诉尼赫鲁中国和缅甸将谈判两国的边界问题，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态度。并说，中印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所划的边界线是非法的，从来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承认。尽管如此，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以保证边境的安宁，照顾到中印的友好，希望以后能找到适当的办法来解决东段边界的问题。对于周恩来这番热情真诚的谈话，尼赫鲁总理没有作出响应，相反采取了对中印边界不容讨论的态度。当时，达赖和班禅来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逃亡在印的分裂分子企图不让达赖回到西藏，无理对其加以滞留。据随达赖出访的一位人士说，尼赫鲁曾单独会见过达赖，说了不少挑拨和拉拢达赖的话。据这位人士所记的达赖传达他同尼赫鲁会见情况时的话说，尼赫鲁对达赖说，西藏同中国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协议范围而使西藏方面有困难时，印度政府可以给予帮助等等。12月底，周恩来访印期间，同尼赫鲁进行了较长时间谈话，尼赫鲁才表示要注意防止发生乱子，若乱子发生，他要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周总理又做达赖的工作，达赖这才于翌年返回西藏。
　　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西藏拉萨发动了叛乱，3月31日逃入印度。对于这样一位叛乱头子，尼赫鲁却于同年4月24日亲赴印度北部山区穆索里，同达赖会见，发表干涉中国的声明和讲话多次。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认为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的这一精神，尽力做争取尼赫鲁的工作。在审定将于同年4月15日见报的观察家评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一文时，周恩来注意并要求文章只讲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论调，更不点尼赫鲁的名，还对其演说中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这句话表示了欢迎。5月6日发表的由胡乔木起草、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也贯彻了维护中印友好的精神。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周恩来曾提出过不少要求。
　　中国对印度如此耐心地进行争取，如此坦诚地对待尼赫鲁，而印方自视力量强大，对中国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相反，却谋划着与中国兵戎相见。印度军方当年有个文件，从武器装备的角度对各国的军力进行了对比，结果认为中国军力是最不行的。文件宣称，印度士兵可以以一当十，甚至更多。参加朝鲜停战监督的印度军事代表团在朝鲜发现，中国士兵是最吃苦耐劳的，于是把军力估计作了修改，认为一个印度士兵的战斗力能抵上六个中国士兵。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前，印度报纸登载了尼赫鲁的一篇讲话，文中居然也同意印度军方的估计。加上当时中苏分歧在不断扩大，苏联公开指责中国，并站在印度一边，于是，印度反华的上层人士不断摇旗鼓噪，促使尼赫鲁发生了可怕的右转。在这种气氛下，一场边境战争已不可避免了。
　　
　　周恩来做到仁至义尽
　　
　　尼赫鲁态度的变化使周恩来感到无比痛心，可是他还是竭尽全力来缓和中印关系，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希图使尼赫鲁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回到他们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来。
　　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地区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21日又在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边境形势，11月7日周恩来写信给尼赫鲁，建议两国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立即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避免冲突，并建议最近时期举行两国总理会谈。
　　同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交给印度驻华大使馆一份照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讲明了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在什么地方、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是什么等问题。看过此文件的阿富汗驻华大使也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文件之一。
　　从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以《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备忘录、信件及签订的协定》为题，陆续发表白皮书11册，在印度引发了阵阵反华狂叫。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也搞了个文件汇编，共5册，因封面是红色的，人们把它称作"红皮书"，以帮助人们辨明真相。为不扩大双方分歧，周恩来指示只选极其重要的照会和信件在报纸上发表，体现了他为缓冲两国紧张气氛的良苦用心。
　　1960年4月19日至25日，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和尼赫鲁举行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只是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然后给两国总理提出报告。这次访问虽无所获，但周恩来于4月25日晚上在印度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列举事实，阐明了中印边界的历史背景、中国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使参加招待会的150多名各国记者得到"耳目一新的享受"，使不少人由同情印度转为同情中国。这个由晚上10时半开到第二天凌晨1时的记者招待会，在舆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从批准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8年，1962年6月3日将期满失效。为利于中印友好，使该协定不致失效，早在1961年10月，周恩来就要求外交部就中印协定将期满问题提出意见，并指示要做到仁至义尽，争取协定不失效。于是，我外交部于1961年12月3日、1962年3月1日、5月11日，三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建议两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举行谈判，缔结一个新的协定。但印度把它同边界问题联系起来，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使这一协定被迫到期失效。
　　1961年6月，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了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和印度前驻华大使、印度外交部秘书拉·库·尼赫鲁，对他们又做了一番工作，但印度后来对中印友好问题没有作出什么反应。不仅如此，印度驻华大使于同年7月20日离任回国，此后再未派大使来华。我驻印大使潘自力在印度等了整整一年，不得不于1962年7月18日离开任所，返回中国。
　　
　　中印之战和尼赫鲁病逝
　　
　　1962年10月20日，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印度挑起而在中印边境爆发了。中国政府于同年10月24日发表声明，要求双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沿此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举行两国总理谈判，若印方总理不能来北京，中国总理愿意去新德里。而印方收到中方建议的当天就对该建议加以拒绝，自恃自己的兵力强大，继续鼓励战争。但打的结果，印度军队全线瓦解，溃不成军，而中国军队取得了全线胜利。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20公里以外，从而使边境局势稳定了下来。
　　1963年2月28日，中国军队完成了主动后撤任务，宣布释放和遣返印度被俘人员，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
　　同年12月3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时指出："中印边界的局势是和缓了，除非有一方破坏边界现状，而中国是决不会破坏现状的。中印两国关系不应该再恶化下去。照会战虽然比边境武装冲突好，但双方应该通过照会想办法寻求一些共同点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还是在寻求着中印之间的友好相处，把亚洲这两个古老的大国之团结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自从中印之战以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处境大大不如战前。中印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前，他是多么自信，多么狂傲，尤其是当他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时，万众欢腾、欢声入云的场景，以及人们争抢着亲吻他的衣角，亲吻他踩过的土地，对他如神灵一样顶礼膜拜的时候，他感到无比的喜悦、自豪和晕眩。而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向中国挑衅与作战失败之后，这位一度辉煌的大国总理，在意志和精神上一下垮了下来，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骤然降了下来。特别是经印度政府高层斗争之后，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离开了政府，更使这位总理感到力薄势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其口述的《甘地夫人自述》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1962年11月21日，实现了单方面停火。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离开了政府。他的离去对政府是个损失。他有点怪癖，但是，他的头脑非常清楚，而且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观察问题非常透彻，具有独特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离开政府不单纯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他，这只是一部分理由，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梅农去职将会削弱我父亲的力量，而这正是他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每当他们企图攻击所有他们认为与我亲近的人时，就重演故伎。父亲对梅农的确以朋友相待，但是，我不敢说梅农与父亲的关系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密切。我确信父亲在许多问题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父亲是靠自己拿主意的，不是对克里希纳言听计从。
　　英迪拉·甘地夫人继续写道：
　　战争结束以后，我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也许在此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不怎么好，同时克里希纳·梅农离开政府对他也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认为最使他伤心的是自己的同事如此反对他，还有他们那种简直是把克里希纳·梅农逼出内阁的态度。如果我父亲能经受得住这一切，情况本来会好一些，但是，这场反梅农的运动，来势如此凶猛，就连我父亲认为跟他很亲近的人，如蒂·塔·克里希纳马查里、夏斯特里等人都反对他，这实在令人沮丧。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担任了17年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于1964年5月27日去世了，终年76岁。
　　对于印度人民来说，尼赫鲁毕竟是一位英雄。因为他和圣雄甘地一道用坚毅的努力，把自己的国家从殖民地引向独立。因为他开展的不结盟运动使他在世界上名声大噪，他和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他在第三世界享有崇高的荣誉。因为他极富远见地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灿烂的未来，使他的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最早与之建交，改写了当时亚洲的历史。
　　对中国人民来说，尼赫鲁又毕竟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按照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中印关系的发展势头，他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始终如一的朋友，应该在发展中印友好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十分可悲的是使他吸纳甚至继承了英国人统治印度时不少思想和体制，接受了英国人单方面扩大了的印度与西藏间的边界线，在西藏问题上表现了很强的利己主义。因而，1958年底，尼赫鲁对中国在西藏阿克赛钦修建的一条公路公开提出异议。混账的英国人麦克马洪在中国西藏版图上别有用心地划了一条线，把中国大片领土囊括其中，而尼赫鲁从利己主义出发，竟把这条边界线视为印度旧有的国界线，因而对中国无视麦克马洪线而出版的中国地图提出了质疑。1959年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叛乱失败之后，逃到印度，并长期在印度建立了大本营，进行公开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印度对这伙人给予了明显的支持，这就不能不对中印关系造成深深的伤害。1961年1月，中国与缅甸签订了边界条约。3月，又与尼泊尔签订了边界条约。这些无疑给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供了范例。而同年春天周恩来和陈毅外长访问印度时，尼赫鲁却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说，西藏至尼泊尔的公路将首次给中国提供了通往印度的道路。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恰恰相反，它第一次为印度提供了通往中国之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不光忍受着尼赫鲁的责难，还得忍受其助手德赛的说教式的长篇大论，使得周恩来不得不愤然离席。空耗了一周时间，周恩来对记者说："我根本无法说服尼赫鲁，我想他早已拿定了主意。"
　　周恩来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诚实宽厚的人，足智多谋的人。但在与尼赫鲁的交往中，却未能实现预期的中印友好的目标。事后，他对锡兰的来访者说："我从未碰见过一个比尼赫鲁更傲慢的人，这样说他，我很遗憾，但事实就是如此。"
　　
　　友谊是一条河
　　
　　无论对于正常的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理智的国家来说，友谊都是一条河。这条河有时会因自然的因素或人为的因素，出现堵塞或弯曲，但只要努力疏导，是会沿着正确的航道向前奔流的。
　　尼赫鲁带着他自己的梦想和忧怨离开人世了，但周恩来还是不辞辛劳地为着中印两国及人民间的友好忙碌着。
　　1967年6月，因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一名三等秘书在北京西郊军事基地偷拍军事设施照片，被中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度为了报复，也把中国驻印使馆的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还纵容暴徒于同年6月17日闯入使馆，焚烧中国国旗，捣毁办公大楼，烧坏两辆汽车，打伤使馆八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我驻印使馆来电报认为，印驱逐我一等秘书不对等，建议应驱逐印度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周恩来看到电报后在上面批示道：此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一再升级，有可能导致两国中止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他对北京群众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印驻华使馆前示威作了防范措施，使群众未能进入印度大使馆。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希·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印度政府很快传来口信："我们准备开始对话，其目的在于清除笼罩在我们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敌对状态。"周恩来因此从外交部"五·七"干校调回人员，准备做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有关工作。不料东巴基斯坦事件于1971年3月爆发，后又发生了第三次印巴战争，改善中印关系的进程被推迟了。
　　1973年1月，周恩来膀胱癌复发，1974年起长期住院，再也无法过问中印关系问题了。1976年1月8日，全国悲恸，世界震惊，因为周恩来于这天不幸逝世了！消息传来，联合国中止了会议，并下半旗致哀。世界各国举行了多种致哀悼念活动，尼赫鲁的女儿、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亲自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致哀和留言。不久，中印两国就互派大使问题于1976年达成协议，长达14年只有临时代办的局面结束了。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标志着中印两国高层政治往来开始恢复。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外长时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1980年5月，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总统的葬礼上，中印两国总理进行了会晤。
　　1981年6月，黄华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了印度。
　　在经过两国外长、副总理的多次互访之后，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印度总理拉·甘地实现了时隔近30年之后印度总理的首次访华，使两国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发展。
　　1991年12月11日至16日，李鹏总理应邀访问印度，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的首次访印。这次访问，使中印关系在各个领域内都取得了进展。
　　1992年5月，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应邀对中国作国事访问，实现了自中印建交以来的首次印度总统访华。
　　1996年1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印度德里空军机场，开始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印度的第一次访问，为中印两国的世代友好和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周恩来与尼赫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印两国高层交往以来，以至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与印度高层之间的频繁互访，我们似乎能感到有一条河流在中印两国间流淌。这是一条友谊的河，这是一条奔腾的河，这是一条飞溅着热情浪花的河。既然是河流，那就不可能是笔直流淌着的，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阻隔的，尤其是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作梗及其所制造的麻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就决定着这条河要走曲折的蜿蜒之路。1998年印度在进行多达5次的核武器试验之时，该国的电台、电视和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叫嚷印度核试验是为了抵御中国的核威胁么？该国的领导人不正是用虚构中国威胁的方法来发展其军事力量的么？尽管如此，中印两国是要世世代代友好的，中印友好这条长河是要冲破拦阻向前奔流和喧腾的。
　　在追求中印友谊时，我们不能忘记周恩来和尼赫鲁！
　　在赞美中印间恰似长河的友谊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情谊与争执！
　　在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与尼赫鲁是中印友谊的象征。他们的友谊也有着河流必备的特征--有平滩，有险境，有畅流，有拦阻。但友谊作为长河流水，它总是能够冲决一切困难，长年不息地向前流淌的。
　　2002年10月2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