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到了极点。这也就是1978年一批名著被解禁时，人们会倾囊而出的原因。而当年的王府井书店见证了这一时刻
　　
　　★ 文/刘仰东
　　
　　粉碎“四人帮”后，万象更新。
　　1977年，从年初《天山的红花》《秘密图纸》《翠岗红旗》等影片的公映，《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的登台演唱，到10月高考制度的恢复，概不例外。1978年的“五一”劳动节，对于读书人而言，尤其值得回味。
　　这天，开门前数小时，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已人山人海——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将正式重印发行。读者事先从各种渠道探听到消息，一大早赶来排队，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无所谓职业、年龄、性别，人们蜂拥而至。几个“顽主”模样的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不是书店的员工，只是路过，见人潮汹涌，主动过来充当“志愿者”，他们把秩序维持到书店开门后，才欣然离去。
　　接下来，人潮演化为几近“疯狂”的抢购潮。不仅王府井书店，当天北京各家新华书店都上演了这一幕，“书香”弥漫着全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闻。这些名作，书是新的，版本却是旧的，是50年代或60年代的出版物，品种以曾经广为流传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为主，例如《唐诗选》《宋词选》《子夜》《家》《九三年》《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等等。书价之低，现在听起来可以用一个书名来形容——《天方夜谭》：《悲惨世界》(一)0.98元，《欧也妮·葛朗台》0.54元，《高老头》0.73元。假如经济条件允许拿出一个月的吃饭钱(15元上下)或者更多，便可以放肆地大买特买。事实上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及中午，各书店的进货基本销售一空，不少人钱没带足或迟到，下午再进书店，只能扑空了。我的一个邻居，当年20岁出头，当兵复员没几天，他费了半天的工夫，从父母手里“磨”出十块钱，午饭后骑车从礼士路到西单到王府井，一路跑了三四家书店，也只买回一套《希腊神话和传说》。
　　排队买书，在当年不是什么稀奇事，在刘心武名噪一时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中，刻意设计了一个让男女主人公在王府井书店排队买《毛选》时不期而遇的场面。但这次不同于以往。读者不是冲着某一本去的，他们事先甚至并不清楚这批重印作品的书目。出现如此无具体目标的购书潮，恐怕史无前例。
　　10年的“文革”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重者成为“大毒草”，被狠批特批，轻者也列在“封资修”或“黄色”读物的名下，被打入冷宫。当中劫后幸存于个人手里的，大多也沦为“地下阅读物”。在书店整整断档十年后，一旦它们重见天日，以崭新的面目赫然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现这样一种的争抢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最早的王府井书店叫新华书店北京分店王府井门市部。1950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购入王府井大街14号的一栋四层楼房，王府井门市部迁入临街的一层营业，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1970年4月22日，新扩建的王府井书店落成营业，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翻了六倍，为当时亚洲之最。新王府井书店和隔壁的工艺美术用品商店是前后脚建成，两店的临街距离都比其他建筑后移几十米，因而门前是一片不小的空场，如此设计大概是出于以后拓宽王府井大街的用意。那时新华书店都不开架，颇费眼神，后来华君武还画了一幅顾客用望远镜隔着柜台看书名的漫画，以督促书店改进经营方式。所幸上世纪70年代初逛新华书店，眼神再好也用处不大，因为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以及几个样板戏的剧本外，只有浩然等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还允许出售。
　　新王府井书店一共四层，一、二、三层对外营业，三层出售美术作品、宣传画、地图，一、二层卖书，书店二楼曾一度辟出一个阅览室，供读者消磨时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出版口恢复运作，在王府井书店相继可以买到重印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高玉宝的《高玉宝》、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冠以“青年知识丛书”的知识性读物，以及一些新创作的小说，如《海岛女民兵》《连心锁》《难忘的战斗》《桐柏英雄》《征途》《闪闪的红星》等等。但毕竟是“文革”年间，这些新作品普遍难脱脸谱化的框框，经典性更谈不上，所以，王府井书店规模虽大，却没有多少文化含量。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年“五一”节。此后，王府井书店也随着品种的日益丰富和时间的流逝由“新”而“旧”，12年前的1994年11月13日，是它营业的最后一天，此前数日，这里天天挤满了来向王府井书店告别的读者，不少顾客在此留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2000年，王府井书店重新开张——那座令不知多少北京读者去过数不清次数的建筑，又重新出现在王府井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