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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已击破牛熊分界线，数根小阳线可以轻易被一根大阴线吞没，也预告行情可能已经进入了阶段性熊市。此时怎么去找有安全边际的股票呢?不如从两位笑傲牛熊市的投资人王亚伟和彼得啉奇那里找找方法
不经意地将这两位成功投资人相比，竟发现两者的投资哲学和策略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王亚伟曾说大师是学不会的，但他和他的华夏大盘精选处处都有彼得·林奇的影子。联想起王亚伟很欣赏彼得·林奇，并说过林奇的投资哲学更适合A股市场，不妨将两者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来思考，或许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王亚伟的农民心态
“投资很辛苦，跟农民很像。我没想过要做巴菲特，也没想过做索罗斯，只想做个兢兢业业的好‘农民’。”王亚伟曾如是说。王亚伟的“农民”心态大致可作如下理解。
多想不足少谈成功
王亚伟从来不说自己在投资上的成功，而更强调总结自己的失误。“是否成功是由别人来评价的，而失败的教训却只能由自己来总结。”他曾这样对记者说。而彼得·林奇在《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一书中，谈到自己错过的牛股，甚至多于自己成功挖掘的牛股，即使谈到自己挖掘的牛股，也批评自己过早卖出多于提到成功持有。 投资是一场考验人思维周全性的竞赛，也许成功的投资者都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总是反思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才有可能做得更为周全。
做自己而非别人
“没有最好，只有合适。”这句话也被王亚伟用于对个人投资者的建议上。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而只能成为他自己。 “大师说的一些东西，如果觉得适合我们用的话，就仔细地研究，仔细地琢磨，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你自己的操作，你完全可以不用。”王亚伟总结道。
王亚伟认为，在投资策略上，有关是否短线操作、是否盯盘操作这样的争论都是表象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短线和长线操作都有非常成功者，关键在于能否结合自身的特点，找到切实可行、与自身内在统一的方法体系。
形于上者得其中
“我们做投资这一行的，也很辛苦，跟农民很像，在‘庄稼地’里从年头忙到年尾；如果碰上好年景(即牛市)，风调雨顺的就能有个好收成；如果碰不上好年景(即熊市)，即便再辛苦，收成也不尽如人意。”王亚伟如此比喻投资。
因此，王亚伟强调投资要更多地想如何付出，“形于上者得其中”。在2008年华夏基金投资策略报告会上，他谈到自己将同行业里面最重仓的股票，列入了他的限制或者是禁止买入的名单里面。这些股票都在华夏的股票池里，只是他约束自己不要去买它们。这番言语在市场引起不小的震动。
其实，正如王亚伟后来所解释的，他把万科或招商银行列入限制或禁止买入的名单，并非不看好他们，而是强迫自己去挑选比招行和万科更值得买的股票。“我想设立更高的目标，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潜能，会比仅仅战胜指数为目标做得更好。”
这种心态无疑既有助于避免盲从同行，也有助于戒骄戒躁，创造出领袖群伦的投资业绩。这有助于投资者理解王亚伟的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正是成功投资人对自身高标准、严格要求的写照。
投资是提高胜算的“赌博”
“对于我来说，投资只不过是一种能够想方设法提高胜算的赌博而已。”如果哪位共同基金经理敢这么说，肯定会被业内群起而攻之，但这是彼得·林奇说的。彼得·林奇认为，没有办法把投资归到一个十分纯粹地可以让参与者感到安全可靠的活动类别之中。投资债券，并不比投资股票的赌博性弱多少。投资国库券或把钱放进银行，因为它无力打败通胀的事实几乎是确定的。“由于货币本身的不安全性，投资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彼得·林奇说。在这点上，彼得·林奇比那些整天被迫大谈绝对的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要诚实得多。
长期以来，在中国股市购买大公司的股票一直被认为是“投资”，而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则被认为是“投机”。王亚伟长期游走于中小盘股中，且换手率奇高，如2007年全年换手率高达449．12％。“我的特点就是高持仓，高换手，低集中度。”王亚伟道。他也一度被市场痛斥为投机。如果不是业绩遥遥领先，他的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的位子只怕未必能保住。值得深思的是，最著名的“投机”者为什么远远战胜了众多“投资”者?
“区分投资和赌博时，不应该根据参与者的行为类型(如是买大盘股还是中小盘股，是买股票还是债券，是持股不动还是频繁换手)，而应该根据参与者的技巧、投入的程度及事业心。”彼得·林奇给出了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以一种经得起检验的逻辑赌马或买彩票，那么他也能够获取一种相对可靠的长期收益，这跟他买大盘蓝筹股或共同基金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的方法管用，它就是“投资”。
用PE、VC思维投资
PE、VC投资的成熟模式，就是在承受高风险中追求高收益。成功的PE深知投资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消除，他们从来不会在某个项目有100％的把握时才介入，因为那时已经太晚了。有50％的成功概率时，他们就可以考虑注资，60％当然更好了。他们也从来不会奢求介入的项目都能成功，10个项目能有6个项目成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10个项目中有2个项目的回报超过10倍，那他们所做的一切就会非常值得。高收益必须以高风险为代价，是他们经典的投资哲学。
不同类型的投资，到最高境界时可能是相通的。这种投资哲学也被彼得·林奇和王亚伟有意无意地运用到共同基金的运作中。彼得·林奇很喜欢投资隐蔽资产型公司或困境反转型公司。林奇认为，成功的投资者应该坦然接受策略允许甚至必然的失误(失误对于PE、VC投资甚至就是必然的)，并在失误中坚守自己的策略，随着时间的延长，最终会因为上涨多倍甚至10倍以上的大牛股而获利。“如果我选择的股票中有60％的表现与我的预期一致，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因为这已经足以在华尔街创造一个骄人的投资记录了。”林奇说。
王亚伟和彼得·林奇对隐蔽资产型公司的偏爱几乎如出一辙，也因此常被业内人士评论为“剑走偏峰”。投资隐蔽型资产和困境反转型公司的最大特点在于其高风险性，一旦资产注入未成型，或是隐蔽型资产的价值因为缺乏催化剂而始终无法被市场发现，或是困境中的公司未能反转，所投资公司的股价就可能表现平平，甚至因为预期落空而大幅下跌。王亚伟就遭遇了不少类似的失败投资，止损长春经开便是典型。但王亚伟始终未对自己的投资哲学产生过动摇，他投资成功的案例显然远超过了失利的案例，如泸州老窖、广钢股份、南方航空、恒升电子等。有人批评他是在投机，因为资产注入、困境反转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但谁又敢说自己的投资具有确定性?和别人相比，王亚伟的成功案例远远高出了失利的案例，并取得了惊人的业绩，究竟是谁的确定性高呢?
不要预测股市
“在我看来，在预测股市这件事情上面，人类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们总是在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方面头头是道，就是所谓的事后诸葛亮大有人在。”历经中国十数年牛熊考验，王亚伟对此自然具有发言权。
无独有偶，彼得·林奇在他的《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中，专门开出一章叫“不要预测股市”，尤指不要预测大盘。“我希望自己能够预测股市走势和预测经济衰退，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彼得·林奇认为股民投资的是公司，如果股市中尚能找到一家符合选择标准的上市公司，则股市是否高估影响不大。如果找不到一家这样的公司，则股市定然是高估了。
不经意地将这两位成功投资人相比，竟发现两者的投资哲学和策略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王亚伟曾说大师是学不会的，但他和他的华夏大盘精选处处都有彼得·林奇的影子。联想起王亚伟很欣赏彼得·林奇，并说过林奇的投资哲学更适合A股市场，不妨将两者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来思考，或许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王亚伟的农民心态
“投资很辛苦，跟农民很像。我没想过要做巴菲特，也没想过做索罗斯，只想做个兢兢业业的好‘农民’。”王亚伟曾如是说。王亚伟的“农民”心态大致可作如下理解。
多想不足少谈成功
王亚伟从来不说自己在投资上的成功，而更强调总结自己的失误。“是否成功是由别人来评价的，而失败的教训却只能由自己来总结。”他曾这样对记者说。而彼得·林奇在《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一书中，谈到自己错过的牛股，甚至多于自己成功挖掘的牛股，即使谈到自己挖掘的牛股，也批评自己过早卖出多于提到成功持有。 投资是一场考验人思维周全性的竞赛，也许成功的投资者都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总是反思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才有可能做得更为周全。
做自己而非别人
“没有最好，只有合适。”这句话也被王亚伟用于对个人投资者的建议上。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而只能成为他自己。 “大师说的一些东西，如果觉得适合我们用的话，就仔细地研究，仔细地琢磨，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你自己的操作，你完全可以不用。”王亚伟总结道。
王亚伟认为，在投资策略上，有关是否短线操作、是否盯盘操作这样的争论都是表象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短线和长线操作都有非常成功者，关键在于能否结合自身的特点，找到切实可行、与自身内在统一的方法体系。
形于上者得其中
“我们做投资这一行的，也很辛苦，跟农民很像，在‘庄稼地’里从年头忙到年尾；如果碰上好年景(即牛市)，风调雨顺的就能有个好收成；如果碰不上好年景(即熊市)，即便再辛苦，收成也不尽如人意。”王亚伟如此比喻投资。
因此，王亚伟强调投资要更多地想如何付出，“形于上者得其中”。在2008年华夏基金投资策略报告会上，他谈到自己将同行业里面最重仓的股票，列入了他的限制或者是禁止买入的名单里面。这些股票都在华夏的股票池里，只是他约束自己不要去买它们。这番言语在市场引起不小的震动。
其实，正如王亚伟后来所解释的，他把万科或招商银行列入限制或禁止买入的名单，并非不看好他们，而是强迫自己去挑选比招行和万科更值得买的股票。“我想设立更高的目标，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潜能，会比仅仅战胜指数为目标做得更好。”
这种心态无疑既有助于避免盲从同行，也有助于戒骄戒躁，创造出领袖群伦的投资业绩。这有助于投资者理解王亚伟的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正是成功投资人对自身高标准、严格要求的写照。
投资是提高胜算的“赌博”
“对于我来说，投资只不过是一种能够想方设法提高胜算的赌博而已。”如果哪位共同基金经理敢这么说，肯定会被业内群起而攻之，但这是彼得·林奇说的。彼得·林奇认为，没有办法把投资归到一个十分纯粹地可以让参与者感到安全可靠的活动类别之中。投资债券，并不比投资股票的赌博性弱多少。投资国库券或把钱放进银行，因为它无力打败通胀的事实几乎是确定的。“由于货币本身的不安全性，投资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彼得·林奇说。在这点上，彼得·林奇比那些整天被迫大谈绝对的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要诚实得多。
长期以来，在中国股市购买大公司的股票一直被认为是“投资”，而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则被认为是“投机”。王亚伟长期游走于中小盘股中，且换手率奇高，如2007年全年换手率高达449．12％。“我的特点就是高持仓，高换手，低集中度。”王亚伟道。他也一度被市场痛斥为投机。如果不是业绩遥遥领先，他的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的位子只怕未必能保住。值得深思的是，最著名的“投机”者为什么远远战胜了众多“投资”者?
“区分投资和赌博时，不应该根据参与者的行为类型(如是买大盘股还是中小盘股，是买股票还是债券，是持股不动还是频繁换手)，而应该根据参与者的技巧、投入的程度及事业心。”彼得·林奇给出了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以一种经得起检验的逻辑赌马或买彩票，那么他也能够获取一种相对可靠的长期收益，这跟他买大盘蓝筹股或共同基金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的方法管用，它就是“投资”。
用PE、VC思维投资
PE、VC投资的成熟模式，就是在承受高风险中追求高收益。成功的PE深知投资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消除，他们从来不会在某个项目有100％的把握时才介入，因为那时已经太晚了。有50％的成功概率时，他们就可以考虑注资，60％当然更好了。他们也从来不会奢求介入的项目都能成功，10个项目能有6个项目成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10个项目中有2个项目的回报超过10倍，那他们所做的一切就会非常值得。高收益必须以高风险为代价，是他们经典的投资哲学。
不同类型的投资，到最高境界时可能是相通的。这种投资哲学也被彼得·林奇和王亚伟有意无意地运用到共同基金的运作中。彼得·林奇很喜欢投资隐蔽资产型公司或困境反转型公司。林奇认为，成功的投资者应该坦然接受策略允许甚至必然的失误(失误对于PE、VC投资甚至就是必然的)，并在失误中坚守自己的策略，随着时间的延长，最终会因为上涨多倍甚至10倍以上的大牛股而获利。“如果我选择的股票中有60％的表现与我的预期一致，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因为这已经足以在华尔街创造一个骄人的投资记录了。”林奇说。
王亚伟和彼得·林奇对隐蔽资产型公司的偏爱几乎如出一辙，也因此常被业内人士评论为“剑走偏峰”。投资隐蔽型资产和困境反转型公司的最大特点在于其高风险性，一旦资产注入未成型，或是隐蔽型资产的价值因为缺乏催化剂而始终无法被市场发现，或是困境中的公司未能反转，所投资公司的股价就可能表现平平，甚至因为预期落空而大幅下跌。王亚伟就遭遇了不少类似的失败投资，止损长春经开便是典型。但王亚伟始终未对自己的投资哲学产生过动摇，他投资成功的案例显然远超过了失利的案例，如泸州老窖、广钢股份、南方航空、恒升电子等。有人批评他是在投机，因为资产注入、困境反转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但谁又敢说自己的投资具有确定性?和别人相比，王亚伟的成功案例远远高出了失利的案例，并取得了惊人的业绩，究竟是谁的确定性高呢?
不要预测股市
“在我看来，在预测股市这件事情上面，人类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们总是在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方面头头是道，就是所谓的事后诸葛亮大有人在。”历经中国十数年牛熊考验，王亚伟对此自然具有发言权。
无独有偶，彼得·林奇在他的《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中，专门开出一章叫“不要预测股市”，尤指不要预测大盘。“我希望自己能够预测股市走势和预测经济衰退，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彼得·林奇认为股民投资的是公司，如果股市中尚能找到一家符合选择标准的上市公司，则股市是否高估影响不大。如果找不到一家这样的公司，则股市定然是高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