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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卖官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卖官者卖官或供给官职，除了当官者拥有择官权以及现行的监督与惩罚手段相对滞后以外，还有就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以及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调。因此，在治理卖官现象时要不断强化反腐败的制度创新，推进社会文化意识创新、利益分配制度创新等等，从总体上扩大卖官成本，减少卖官利润，以遏制卖官行为的蔓延。
[关键词]卖官行为 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卖官”的腐败案件屡见报端，其行为屡禁不止，这不能不引人怀疑，是否有除了简单的管理体制、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爱因斯坦讲：“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同一思维水平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就提示我们应当跑出习惯思维的圈子，更多地研究事实，提升对新规律的认识能力，而经济学的观念与视觉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工具。本文拟以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对“卖官”行为作深入分析，最后对如何遏制“卖官”现象提出政策建议。
一、“卖官”的动因分析
“卖官”是指当权者把特定的官职以商品的形式出售给不特定的人并从中获益的行为。“卖官”现象自古有之，从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起，卖官鬻爵便史不绝书。而被称为“落日辉煌”的“康乾盛世”，也出现过三年时间卖了500多顶乌纱帽的丑闻。封建王朝的卖官，主要是为了笼络地方富商，稳固统治；而如今的“卖官”者主要是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官职供不应求，“卖官”一本万利，导致腐败分子铤而走险
在现实中，官职数量有限，属于稀缺资源，导致官位升值。现以我国乡镇主要领导的职位为例，乡(镇)长和书记与一般的公务员之比为30比1，形成巨大的供需矛盾。这样就意味着：一是绝大部分人是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理想职位的，他们只有通过买官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二是越往上爬，道路越“艰难”，付出的成本就越大。因此，卖官者就可以借机抬高“物价”实现一本万利、无本万利。据有关报道，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借提拔干部、解决干部职级待遇之机，收受30人贿赂人民币62．1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这位已经被查处的贪官“利用职务之便”，共卖出官位近30个，平均每个官位1-5万元。巨额的利润导致了腐败分子铤而走险，是他们“卖官”的主要动因。
2、“卖官”能积聚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
现实中的“卖宫”行为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是异曲同工，“卖官”者把“卖官”视为积聚资本，是通过获取更多的金钱来买更大的官，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用权赚更多的钱，再用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权”，形成买卖“良性”发展。据有关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但他同时也向韩贵芝、田凤山等人行贿保官、买官，并曾给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送过15万的买官费。
二、“卖官”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尽管腐败分子手中官职的生产成本几乎为零，但他们还是要为“卖官”行为付出很大的隐性成本(可能出现的处罚、名誉地位的损失和精神压力)。这里为了便于分析，现在引入以下基本假设：(1)“卖官”者为理性经济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2)“卖官”总是有利可图的，最终获利与否，它与国家反腐败力度和可能受到的惩罚有关；(3)“卖官”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从0％到100％；(4)违法的程度与惩罚的严厉程度正相关。
1、成本分析
①卖官的成本，是卖者获得现有职位所付出的费用，用x，表示。②买官者由于被惩罚所支付的成本，包括党纪政纪处分、罚金、监禁，用x2表示。③买官者的机会成本，用X3表示。④其他成本，如名誉地位的损失和精神压力，用X4表示。这样，“卖官”的简单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C=f(X1，X2，X3，X4)。式中X1是可控变量；X4、则都与X2、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机会成本X3是通过违法所获得的最后收益体现出来，所以下面主要分析X2。
在假设条件中曾假设行为者违法的严重程度与惩罚的严厉程度正相关，在此，“卖官”是按其受贿金额的大小衡量其严重程度，而对这一行为的惩罚也具有简单衡量的单位罚金，那么罚金额的高低相当于惩罚的严厉程度。这样一来，如果将“卖官”者的收入为N元，罚金为M元，受罚可能性为P，那么预期的罚金就是M×P，可以代表“卖官”者由于被惩罚所支付的成本为X2。
2、收益分析
“卖官”者之所以愿意承担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显然是因为此种付出能为当事人带来一定的收益R。并且大部分情况下R大于成本C。“卖官”者的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卖官”所得金额，就是上文中假设的N；一为该行为给违法者带来的精神满足，用s表示。那么，“卖官”的简单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R=g(n，s)。
3、“卖官”行为的坐标模型的建立
①“卖官”行为与一般的供给行为相似，其供给的数量与其所预期的收益是正相关的。同时犯罪的收益和成本也是呈正相关的，即所谓的“罪刑相当”。因此，这种行为的供给不是无限扩大的，会有一个上限。
②政府在“反腐”问题上的终极目标是消除包括“卖官”在内的一切腐败行为，但由于受到反腐成本的约束，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卖官”行为。这样，极少量“卖官”行为的存在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卖官”的“需求”；但随着“卖官”者收益的增加，政府对相应“卖官”行为的“需求”是在不断减少的，即对影响极大，性质恶劣的“卖官”行为进行查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坐标模型：
横轴表示“卖官”的数量Q，纵轴表示行为的收益R，因为收益和风险是正相关的，所以，纵轴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在收益为R．的情况下，行为者愿意提供的买官卖官数量为Q1；当收益上升为R2时．官位供给数量相应扩大到Q2；而随着收益的上升，风险是在不断增大的，则在国家打击“卖官”行为的威慑力足够大的情况下，行为者有一个心理承受极限，即图中的E3点。于是，在收益大于R3的情况下，官位供给的数量反而下降，供给曲线出现回逆的走向，这意味着在风险极高时，行为者必然会减少行为的供给数量，规避风险以求安全。
3、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经济利益是“卖官”行为的原动力。为此，笔者认为，对于“卖官”行为，应该从宏观管理人手，加强反腐败力度；微观上强调制度的创新，加强法制建设，增大法律的威慑力，提高“卖官”的犯罪成本，结合坐标图，即应增大R，使得图中的a点左移，压缩“卖官”犯罪的利益空间。具体建议要点是：(1)、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运用道德制约力量，使“经济人”不愿为；(2)、改善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环境，进一步加强政府裁员加薪工作，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推动高薪养廉政策的实施，使“经济人”不必为；(3)、健全法制，加强法治，使“经济人”不敢为；(4)、制度创新，使“经济人”不能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卖官行为 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卖官”的腐败案件屡见报端，其行为屡禁不止，这不能不引人怀疑，是否有除了简单的管理体制、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爱因斯坦讲：“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同一思维水平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就提示我们应当跑出习惯思维的圈子，更多地研究事实，提升对新规律的认识能力，而经济学的观念与视觉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工具。本文拟以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对“卖官”行为作深入分析，最后对如何遏制“卖官”现象提出政策建议。
一、“卖官”的动因分析
“卖官”是指当权者把特定的官职以商品的形式出售给不特定的人并从中获益的行为。“卖官”现象自古有之，从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起，卖官鬻爵便史不绝书。而被称为“落日辉煌”的“康乾盛世”，也出现过三年时间卖了500多顶乌纱帽的丑闻。封建王朝的卖官，主要是为了笼络地方富商，稳固统治；而如今的“卖官”者主要是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官职供不应求，“卖官”一本万利，导致腐败分子铤而走险
在现实中，官职数量有限，属于稀缺资源，导致官位升值。现以我国乡镇主要领导的职位为例，乡(镇)长和书记与一般的公务员之比为30比1，形成巨大的供需矛盾。这样就意味着：一是绝大部分人是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理想职位的，他们只有通过买官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二是越往上爬，道路越“艰难”，付出的成本就越大。因此，卖官者就可以借机抬高“物价”实现一本万利、无本万利。据有关报道，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借提拔干部、解决干部职级待遇之机，收受30人贿赂人民币62．1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这位已经被查处的贪官“利用职务之便”，共卖出官位近30个，平均每个官位1-5万元。巨额的利润导致了腐败分子铤而走险，是他们“卖官”的主要动因。
2、“卖官”能积聚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
现实中的“卖宫”行为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是异曲同工，“卖官”者把“卖官”视为积聚资本，是通过获取更多的金钱来买更大的官，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用权赚更多的钱，再用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权”，形成买卖“良性”发展。据有关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但他同时也向韩贵芝、田凤山等人行贿保官、买官，并曾给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送过15万的买官费。
二、“卖官”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尽管腐败分子手中官职的生产成本几乎为零，但他们还是要为“卖官”行为付出很大的隐性成本(可能出现的处罚、名誉地位的损失和精神压力)。这里为了便于分析，现在引入以下基本假设：(1)“卖官”者为理性经济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2)“卖官”总是有利可图的，最终获利与否，它与国家反腐败力度和可能受到的惩罚有关；(3)“卖官”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从0％到100％；(4)违法的程度与惩罚的严厉程度正相关。
1、成本分析
①卖官的成本，是卖者获得现有职位所付出的费用，用x，表示。②买官者由于被惩罚所支付的成本，包括党纪政纪处分、罚金、监禁，用x2表示。③买官者的机会成本，用X3表示。④其他成本，如名誉地位的损失和精神压力，用X4表示。这样，“卖官”的简单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C=f(X1，X2，X3，X4)。式中X1是可控变量；X4、则都与X2、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机会成本X3是通过违法所获得的最后收益体现出来，所以下面主要分析X2。
在假设条件中曾假设行为者违法的严重程度与惩罚的严厉程度正相关，在此，“卖官”是按其受贿金额的大小衡量其严重程度，而对这一行为的惩罚也具有简单衡量的单位罚金，那么罚金额的高低相当于惩罚的严厉程度。这样一来，如果将“卖官”者的收入为N元，罚金为M元，受罚可能性为P，那么预期的罚金就是M×P，可以代表“卖官”者由于被惩罚所支付的成本为X2。
2、收益分析
“卖官”者之所以愿意承担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显然是因为此种付出能为当事人带来一定的收益R。并且大部分情况下R大于成本C。“卖官”者的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卖官”所得金额，就是上文中假设的N；一为该行为给违法者带来的精神满足，用s表示。那么，“卖官”的简单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R=g(n，s)。
3、“卖官”行为的坐标模型的建立
①“卖官”行为与一般的供给行为相似，其供给的数量与其所预期的收益是正相关的。同时犯罪的收益和成本也是呈正相关的，即所谓的“罪刑相当”。因此，这种行为的供给不是无限扩大的，会有一个上限。
②政府在“反腐”问题上的终极目标是消除包括“卖官”在内的一切腐败行为，但由于受到反腐成本的约束，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卖官”行为。这样，极少量“卖官”行为的存在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卖官”的“需求”；但随着“卖官”者收益的增加，政府对相应“卖官”行为的“需求”是在不断减少的，即对影响极大，性质恶劣的“卖官”行为进行查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坐标模型：
横轴表示“卖官”的数量Q，纵轴表示行为的收益R，因为收益和风险是正相关的，所以，纵轴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在收益为R．的情况下，行为者愿意提供的买官卖官数量为Q1；当收益上升为R2时．官位供给数量相应扩大到Q2；而随着收益的上升，风险是在不断增大的，则在国家打击“卖官”行为的威慑力足够大的情况下，行为者有一个心理承受极限，即图中的E3点。于是，在收益大于R3的情况下，官位供给的数量反而下降，供给曲线出现回逆的走向，这意味着在风险极高时，行为者必然会减少行为的供给数量，规避风险以求安全。
3、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经济利益是“卖官”行为的原动力。为此，笔者认为，对于“卖官”行为，应该从宏观管理人手，加强反腐败力度；微观上强调制度的创新，加强法制建设，增大法律的威慑力，提高“卖官”的犯罪成本，结合坐标图，即应增大R，使得图中的a点左移，压缩“卖官”犯罪的利益空间。具体建议要点是：(1)、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运用道德制约力量，使“经济人”不愿为；(2)、改善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环境，进一步加强政府裁员加薪工作，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推动高薪养廉政策的实施，使“经济人”不必为；(3)、健全法制，加强法治，使“经济人”不敢为；(4)、制度创新，使“经济人”不能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