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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到3日，全球著名智库“21世纪理事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议，主题为“读懂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非正式对话时，阿里安娜·赫芬顿（下文称赫芬顿）的发言受到高度关注。这位“新媒体女王”不仅熟知网络媒体的运作规则，更是位传奇女性。会后，她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
打破“新媒体不赚钱”魔咒
作为世界上第一份“互联网报纸”，《赫芬顿邮报》无论内容还是经营，都非常成功。它每月拥有独立访客近4000万，月网站留言超过100万条。去年5月，它的月独立用户访问量首次超过《纽约时报》。在传统媒体收益下滑的今天，多数网络媒体也在亏本，《赫芬顿邮报》却是个例外，3年前的利润就达到3000万美元。
用搜索引擎“找选题”，是赫芬顿的高招。她曾说，《赫芬顿邮报》从创办之初就将编辑理念与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找到最热的选题，以生动的形式讲故事给读者听，并“担任千百万美国人的耳目”。它使用一套被称为“搜索引擎优化”的技术，编辑时刻关注谷歌等搜索引擎网站上最受关注的关键词，再围绕关键词以链接、视频、幻灯、评论等多种报道手段讲述新闻故事。这样做，保证了选题的热门度。同时，赫芬顿还主张“人工编辑永远不可替代”，认为新闻的成功在于编辑的激情和观点。“我们有明确的态度。以阿富汗战争为例，我们清楚地表明立场，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把读者变成记者，这是赫芬顿的又一高招。她说：“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资讯，而希望参与其中，这是新闻的发展趋势。”《赫芬顿邮报》有1万多名“公民记者”，类似传统媒体的“通讯员”，每时每刻都在为它提供报道。2008年美国大选，《赫芬顿邮报》将一个采访任务分给50到100名“公民记者”，每人每天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个记者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赫芬顿称之为“分布式新闻”。金融危机时，她发动人们写博客记录经济滑坡的影响，“为统计数据添加血和肉”。大量的互动让新闻传播变成了“一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享的事业”。
广泛的参与不断增加《赫芬顿邮报》的点击率，每条新闻后面的跟帖通常多达5000多条。高点击率使其文章在搜索引擎上总是排名靠前，广告商正是看中这一点。丰厚的广告收益让它有资金去做高质量的原创新闻。去年，《赫芬顿邮报》的一组战地报道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新闻奖。
个人魅力成就独特报纸
美国一份杂志曾这样归纳《赫芬顿邮报》成功的原因：鲜明的政治观点、高质量内容、赫芬顿的个人魅力。
赫芬顿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希腊乡下姑娘，至今仍能记起故乡泥土的芳香。”她父亲是记者，母亲是社工。赫芬顿16岁时，父母分手，她随母亲搬到英国，后就读剑桥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曾任学生会主席。她在剑桥学会了辩论，并运用于写作中。
毕业后，赫芬顿开始为媒体写专栏。她曾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英国政论家伯纳德·列文恋爱8年，列文却不愿娶她。1980年，她带着失落来到美国纽约。
在纽约，赫芬顿出了几本畅销人物传记，并嫁给了石油大亨迈克尔·赫芬顿，生了两个女儿。受丈夫影响，那时的赫芬顿是个保守派时事评论员。但后来她发现丈夫其实是个同性恋。1997年两人离婚，她的立场也逐渐“向左转”。2003年，她曾与施瓦辛格竞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但最后一刻退出选举。
在创办《赫芬顿邮报》之前，赫芬顿建立过多个时事新闻网站，但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她社交名媛的身份也常受人诟病。对此，她很不服。“亨利·基辛格参加的社交活动比我多得多，从没有人把他叫做‘交际花’。”
《赫芬顿邮报》的上线，使赫芬顿成为“近1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依靠在政界和娱乐圈的人脉关系，拉拢大批名流开博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人都是她的注册博主。
如今，赫芬顿每年要发表100多次演讲，每周做两档脱口秀节目。除了为《赫芬顿邮报》写博客外，她还刚刚出版了第十三本著作《第三世界美国》。
我们处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办报的人担心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他们，你有何建议？
赫芬顿：对报纸及其网络分支来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拥抱媒体的混合型未来，把传统新闻业的优势——公正、准确、叙述故事、深入调查，与数字世界的优点——速度、透明度、参与性结合在一起。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网络媒体不如传统媒体可靠，你同意吗？
赫芬顿：我不同意。在《赫芬顿邮报》，我们有超过700人在全球工作，并遵从调查性新闻的优良传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印刷出版和数字出版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报纸的未来，而是新闻事业的未来。毕竟，无论报业如何，我们都处在一个新闻业的黄金时代。社会需要好新闻，渴望知道好新闻的人从来不缺。
环球人物杂志：经商就是要失败，沮丧，再前行。是这样吗？
赫芬顿：确实如此。我母亲告诉我：“失败与成功不是相反的，而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我生命中的最低点是我写第二本书时，当时被36家出版商拒绝了。在第二十五次被拒绝时，你可能以为我会说“也许我该考虑改行”，其实不然。当时我的钱用光了，郁闷地走在伦敦的圣詹姆斯街——我那时住在那里。我看到巴克莱银行。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放胆一搏。我要求和经理谈谈，想要贷款。我没有任何资产，但那位银行家——他的名字是伊恩·贝尔，还是给我贷款。这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坚持，经受另外11次被拒绝，最后被接受。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就是坚持——我们可以坚持多久，直到成功。所谓成功，就是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的次数多一回。
成功不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成为女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压力大吗？
赫芬顿：就《赫芬顿邮报》而言，这意味着每天都在成长，抓住新的机遇，同时忠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接触、对话、帮助人们得到想要的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对成功的概念只剩下两个内容：金钱和权力。这个看法在短期内看起来管用。从长期来说，金钱和权力就如同只有两个脚的凳子，你可以努力平衡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跌倒。越来越多的人，那些非常成功的人，都跌倒了。如果我们不重新定义成功，我们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女性的代价比男性更高。紧张工作的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近40%，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60%。过去30年里，随着妇女在职场的成功，她们的压力水平也增长了18% 。
环球人物杂志：你有减压秘诀吗？
赫芬顿：经过多年的过度工作，我晕倒了，颧骨破了，眼睛缝了5针。这让我有种新的紧迫感，要学会放下自己。
我们似乎都相信，要成功就必须让自己工作得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休息得更晚。看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一种强调压力、职业倦怠和缺少睡眠的文化。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误解，不要认为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就是削减睡眠。只有这样，你才会看到你的创造力、记忆力、生产力和决策能力的提升。
颧骨受伤后，睡觉成为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我也积极倡导充足睡眠。我们编辑部有两个午睡室，不断有人预订。去年，我给所有朋友的圣诞礼物是一个闹钟，这样他们就不必以需要手机当闹钟为借口，在床上继续沉溺于充满诱惑、但也剥夺睡眠时间的苹果手机！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女性权利，你说过：“我们不但需要在高层的公平位置、公平薪水，还要重塑男人们创造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
赫芬顿：这个新的世界就是我们不再将成功等同于夜以继日地工作，缺乏睡眠和充满倦怠。女性应该在这方面带头，为自己、也为那些迫切需要放松自己、重新充电的男性作表率。我们要找到我们工作的快乐，也要找到生活其他方面的快乐。
打破“新媒体不赚钱”魔咒
作为世界上第一份“互联网报纸”，《赫芬顿邮报》无论内容还是经营，都非常成功。它每月拥有独立访客近4000万，月网站留言超过100万条。去年5月，它的月独立用户访问量首次超过《纽约时报》。在传统媒体收益下滑的今天，多数网络媒体也在亏本，《赫芬顿邮报》却是个例外，3年前的利润就达到3000万美元。
用搜索引擎“找选题”，是赫芬顿的高招。她曾说，《赫芬顿邮报》从创办之初就将编辑理念与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找到最热的选题，以生动的形式讲故事给读者听，并“担任千百万美国人的耳目”。它使用一套被称为“搜索引擎优化”的技术，编辑时刻关注谷歌等搜索引擎网站上最受关注的关键词，再围绕关键词以链接、视频、幻灯、评论等多种报道手段讲述新闻故事。这样做，保证了选题的热门度。同时，赫芬顿还主张“人工编辑永远不可替代”，认为新闻的成功在于编辑的激情和观点。“我们有明确的态度。以阿富汗战争为例，我们清楚地表明立场，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把读者变成记者，这是赫芬顿的又一高招。她说：“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资讯，而希望参与其中，这是新闻的发展趋势。”《赫芬顿邮报》有1万多名“公民记者”，类似传统媒体的“通讯员”，每时每刻都在为它提供报道。2008年美国大选，《赫芬顿邮报》将一个采访任务分给50到100名“公民记者”，每人每天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个记者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赫芬顿称之为“分布式新闻”。金融危机时，她发动人们写博客记录经济滑坡的影响，“为统计数据添加血和肉”。大量的互动让新闻传播变成了“一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享的事业”。
广泛的参与不断增加《赫芬顿邮报》的点击率，每条新闻后面的跟帖通常多达5000多条。高点击率使其文章在搜索引擎上总是排名靠前，广告商正是看中这一点。丰厚的广告收益让它有资金去做高质量的原创新闻。去年，《赫芬顿邮报》的一组战地报道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新闻奖。
个人魅力成就独特报纸
美国一份杂志曾这样归纳《赫芬顿邮报》成功的原因：鲜明的政治观点、高质量内容、赫芬顿的个人魅力。
赫芬顿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希腊乡下姑娘，至今仍能记起故乡泥土的芳香。”她父亲是记者，母亲是社工。赫芬顿16岁时，父母分手，她随母亲搬到英国，后就读剑桥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曾任学生会主席。她在剑桥学会了辩论，并运用于写作中。
毕业后，赫芬顿开始为媒体写专栏。她曾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英国政论家伯纳德·列文恋爱8年，列文却不愿娶她。1980年，她带着失落来到美国纽约。
在纽约，赫芬顿出了几本畅销人物传记，并嫁给了石油大亨迈克尔·赫芬顿，生了两个女儿。受丈夫影响，那时的赫芬顿是个保守派时事评论员。但后来她发现丈夫其实是个同性恋。1997年两人离婚，她的立场也逐渐“向左转”。2003年，她曾与施瓦辛格竞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但最后一刻退出选举。
在创办《赫芬顿邮报》之前，赫芬顿建立过多个时事新闻网站，但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她社交名媛的身份也常受人诟病。对此，她很不服。“亨利·基辛格参加的社交活动比我多得多，从没有人把他叫做‘交际花’。”
《赫芬顿邮报》的上线，使赫芬顿成为“近1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依靠在政界和娱乐圈的人脉关系，拉拢大批名流开博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人都是她的注册博主。
如今，赫芬顿每年要发表100多次演讲，每周做两档脱口秀节目。除了为《赫芬顿邮报》写博客外，她还刚刚出版了第十三本著作《第三世界美国》。
我们处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办报的人担心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他们，你有何建议？
赫芬顿：对报纸及其网络分支来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拥抱媒体的混合型未来，把传统新闻业的优势——公正、准确、叙述故事、深入调查，与数字世界的优点——速度、透明度、参与性结合在一起。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网络媒体不如传统媒体可靠，你同意吗？
赫芬顿：我不同意。在《赫芬顿邮报》，我们有超过700人在全球工作，并遵从调查性新闻的优良传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印刷出版和数字出版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报纸的未来，而是新闻事业的未来。毕竟，无论报业如何，我们都处在一个新闻业的黄金时代。社会需要好新闻，渴望知道好新闻的人从来不缺。
环球人物杂志：经商就是要失败，沮丧，再前行。是这样吗？
赫芬顿：确实如此。我母亲告诉我：“失败与成功不是相反的，而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我生命中的最低点是我写第二本书时，当时被36家出版商拒绝了。在第二十五次被拒绝时，你可能以为我会说“也许我该考虑改行”，其实不然。当时我的钱用光了，郁闷地走在伦敦的圣詹姆斯街——我那时住在那里。我看到巴克莱银行。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放胆一搏。我要求和经理谈谈，想要贷款。我没有任何资产，但那位银行家——他的名字是伊恩·贝尔，还是给我贷款。这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坚持，经受另外11次被拒绝，最后被接受。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就是坚持——我们可以坚持多久，直到成功。所谓成功，就是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的次数多一回。
成功不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成为女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压力大吗？
赫芬顿：就《赫芬顿邮报》而言，这意味着每天都在成长，抓住新的机遇，同时忠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接触、对话、帮助人们得到想要的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对成功的概念只剩下两个内容：金钱和权力。这个看法在短期内看起来管用。从长期来说，金钱和权力就如同只有两个脚的凳子，你可以努力平衡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跌倒。越来越多的人，那些非常成功的人，都跌倒了。如果我们不重新定义成功，我们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女性的代价比男性更高。紧张工作的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近40%，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60%。过去30年里，随着妇女在职场的成功，她们的压力水平也增长了18% 。
环球人物杂志：你有减压秘诀吗？
赫芬顿：经过多年的过度工作，我晕倒了，颧骨破了，眼睛缝了5针。这让我有种新的紧迫感，要学会放下自己。
我们似乎都相信，要成功就必须让自己工作得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休息得更晚。看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一种强调压力、职业倦怠和缺少睡眠的文化。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误解，不要认为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就是削减睡眠。只有这样，你才会看到你的创造力、记忆力、生产力和决策能力的提升。
颧骨受伤后，睡觉成为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我也积极倡导充足睡眠。我们编辑部有两个午睡室，不断有人预订。去年，我给所有朋友的圣诞礼物是一个闹钟，这样他们就不必以需要手机当闹钟为借口，在床上继续沉溺于充满诱惑、但也剥夺睡眠时间的苹果手机！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女性权利，你说过：“我们不但需要在高层的公平位置、公平薪水，还要重塑男人们创造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
赫芬顿：这个新的世界就是我们不再将成功等同于夜以继日地工作，缺乏睡眠和充满倦怠。女性应该在这方面带头，为自己、也为那些迫切需要放松自己、重新充电的男性作表率。我们要找到我们工作的快乐，也要找到生活其他方面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