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报道中海油员工人均薪酬38.67万一事，中海油总公司方面称，员工均薪38.67万元，是包括员工拿到手的工资在内的，还包括教育培训费、工会经费、各项社会保险等费用在内的全额人工成本。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工资出现高低甚至出现相差很大的情况，应该是很正常的。那么作为中海油，凭什么享受高工资呢?
　　如果是按劳取酬，看谁的劳动多谁就该得高工资，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作为中海油的职工劳动强度比其他的行业高多少相反，我们看到中国石油企业比很多国家的石油公司生产效率要低得多。即使在国内，我们很多行业的职工辛苦程度并不低于石油员工，可是他们的收入却比中海油的员工要低很多。
　　如果是按照贡献的大小来分配，那么作为人均薪酬38.67万的行业，应该对国家对社会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可是事实是如此吗?现在物价的上涨，物流成本的巨大，很大程度上和高油价有关。让很多人承受着物价上涨带来的很多压力，不知道这样的企业对社会带来了什么巨大的贡献?
　　如果按照风险的大小来分配，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中海油有什么风险．一旦国际油价上涨了，他们很快的便把风险转嫁给全民，通过涨价来应付国家油价的上涨。甚至以“加油紧张”逼迫国家同意涨价。实在不行，还是出现亏损或者钱赚得少了．就伸手向国家要巨额补贴。可以说，石油行业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石油公司成为利润的巨人，不就是证明了这一切吗?
　　可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却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实在让人想不通．也超越了人们该承受的底线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企业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而不是为自己多谋取利益。
　　
　　股市内幕交易
　　渐成官商勾结新形式
　　吴明
　　
　　4月6日，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涉嫌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开庭。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6月，李启红以中山市领导的身份，提前获知了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备整体上市的信息。
　　200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李启红家人和亲戚掌握的账户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计买人“公用科技”股票89.68万股，卖出后账丽收益达人民币1983万多元。在内幕交易过程中，谙熟证券操作规则的中山公用集团董事长谭庆中还为李启红家族逃避监管提供了全程的“服务”。
　　事实上，“李启红现象”并不鲜见。中国股市多起被查处的内幕交易案，都有公职人员涉足其中。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内幕交易，不仅损害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更令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对于正在不断走向规范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这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恶疾”之一。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监管者一直未放松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去年11月，五部委出台《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沪深证券交易所也都加大了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力度。
　　但剖析李启红内幕交易案，内幕交易行为仍有着赖以滋生的土壤，风险漏洞依然如影随形。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普丽芬博士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并购重组程序行政审批环节繁冗，内幕信息流转环节过多、非公开时间段过长，导致内幕信息突破传统内部人的范围，将一些公职人员卷入其中。
　　“一些上市公司为了应对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可能不得不在公司股票停牌前提前跟有关政府部门沟通，甚至取得政府原则性批复意见。这就给个别官员利用其知悉的内幕信息牟利留下了空间。”普丽芬说。
　　在法庭上，谭庆中承认提议李启红购买公用科技的股票是为了“感谢她对集团重组的推动”。可见，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已经成为资本市场频现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重要原因。
　　而从更宽泛的层而来看，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和空白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屡禁不止的内幕交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举例说，现行《证券法》对“内幕信息”“内幕知情人”的界定较为模糊，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尤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界定过于狭窄，上市公司本身、收购人、内部人员亲属，以及道听途说者等非典型内幕交易者，也都未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