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麦克法兰热衷于讲述他第一次来中国的见闻。那是1996年，他当时51岁，去访问北京往北的农村，“一个不毛之地。”他和当地的居民聊天，发现他们“都很兴奋地聊起近几年的戏剧性变化。”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后，村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穿着和住房条件迅速改善，有些家庭甚至开始购买电视机和冰箱。
　　但这也困惑了麦克法兰很长时间。作为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致力于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性的比较研究，他以英国社会为蓝本，从历史、现代技术、物质生活、家庭和人口等方面考察“现代世界”的论题，日本也是他的长期研究对象。就物质生活和现代技术而言，中国进入了现代世界的范畴，但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它是否真的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艾伦·麦克法兰有一长串学术头衔：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欧洲科学院院士、皇家人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皇家历史学会研究员。他1941年生于印度，曾被作为印度“统治者”而培养。后来，印度等国家相继独立，麦克法兰回到英国，成为一名学者。现在，他将目光对准了中国。2011年，应清华大学国学院之邀，艾伦·麦克法兰来到中国进行演讲，并出版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此后持续关注这个东方大国。近期他来到中国，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他近期对中国的观察。

“中国的贪腐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最近一段时间政府的反贪腐行动？
　　艾伦·麦克法兰：那当然是好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对此态度矛盾，有人认为它不会持续，也不会成为制度性的东西，这个我也需要继续观察。但它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你知道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提升人们物质幸福方面的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贪腐啊、贫富阶级分化啊这些。你看，在中国有一些人超级富有，他们把钱浪费在买很多大房子、现代艺术品、酒上面。他们和富有的美国人、印度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超级富有的阶层一样，开着私人飞机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过着和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的腐败也在这里发生，但是在中国，仍然有大量人为了生存在努力挣扎，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贪腐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有，中国不是贪腐很严重的国家。
　　总体来说，贪腐是个很难界定的东西，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中国的问题远远没有很多国家严重，比如印度、非洲或者南美等等，也不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中国的贪腐问题严重程度可能和法国或者澳大利亚差不多，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它处于中等水平。
　　这个模式是这样的：从经济角度来讲，你如果想搞定某些事情，你必须在政治系统里有朋友，但在政治系统里的人，你如果想挣到钱，你就必须在经济系统有很好的朋友。所以，政治和经济目前的关系太紧密了。这就是目前我们常常提到的贪腐形式，这样的腐败在美国也很常见，华盛顿就非常腐败，在这里你可以用钱买来权力，所以政治常常被财富影响。不同的是，在美国你有钱了，你就可以拿来买权力，但在中国问题常常反过来，你首先有了政治权力，然后你可以用它换来大量金钱和财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这方面的腐败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你知道的，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来中国之后，你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艾伦·麦克法兰：以前在西方，大多数人对中国都不那么了解，也许现在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就是这里的人都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看一样的书，一样的贫穷，等等。但我1996年到这里之后，看到这里的情况跟之前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西方，很多报纸啊什么的对待中国都很消极，尤其是在美国等国家，也有一些反中国的组织，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试图说明中国是个压迫的、倒退的、很不舒服的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应该说这近二十年来它发展仍然是惊人的，我本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地作讲座，所以我本人整个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激化的贫富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每天都有大量的征地冲突事件发生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类学家，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艾伦·麦克法兰：我说过了，中国和英国不同，和日本也不同。问题就在于，这里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里或者那里，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发生，每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我希望这些问题能渐渐得到解决。

“中国政府应该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看来，你认为中国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我愿意反复重申的，它和我们（英国）非常不一样。中国的历史、社会阶层、文化根源、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等方面，和印度完全不一样，和英国也完全不一样。英国的现代性根源甚至可以回溯到13、14世纪，但中国几个世纪前基本上就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中国的确是个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东南西北有那么多少数民族，所以你要找什么东西，在中国都能找到，你要找腐败，你要找冲突，肯定有，总之你要找什么样的例子这里都有。就像，如果你把整个西欧、东欧和中东放在一起，你就能看到所有你要看到的东西，毒品、娼妓、腐败，等等，重要你想找到它不好的方面，它都有。这就和中国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也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它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目前这些批评和负面消息，都是可以理解的？
　　艾伦·麦克法兰：不不，当然不。那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政府结构形式。我认为现在，它仍然想把一切都紧紧拽在一起，他们要做的只是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试着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分派下去。亚当·斯密给了我们关于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蓝图，他写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关系时说，国家不应该有太多的权力，他说，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night watchmen）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家工厂里，晚上也需要有一些人巡逻，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一切都照常进行。中国政府应该慢慢向“守夜人”这样的角色转化。中央政府就应该做中央政府应该做的事，它的职责是保卫，一些巨大的项目、大方面的沟通啊等等，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其他的一切都应该往下放权。基本上说，你们有点像欧盟，云南、广东、四川、这些省都大到足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了，就像在欧盟一样，有些问题如果是彼此都一样的，差不多的，那么就交给中央政府来管，所以中央政府的职责就在于保卫这个国家，处理一些巨大的问题，但比如说福利系统、教育系统、语言、文化等等，这些都交给各个地方去处理。

“现在面临的是‘再造传统’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书里，你提到中国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如何保留好自己的传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年，传统这个词好像被更频繁地提起了，你怎么看“现代社会”如何保存传统这样的事情？
　　艾伦·麦克法兰：我注意到了，习近平最近也公开提到这个事情，中国社会也在热烈讨论这个，中国经历过“文革”破坏传统的阶段，一切孔子相关的东西、传统的都被丢弃掉，那么毋庸置疑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会得到重新关注。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必然会更多地关注文化，当然我认为，进入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这么一个时代，再回复传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交往，经过“文革”，或者说再往前几十年的时间，社会已经丢弃和遗忘得差不多了，你再想完全恢复或者保存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这应该是个“再造传统”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现代性”这个问题，在你看来中国有没有你所说的“现代性”因素？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说的“全球化”时代，如果仅从技术和物质生活的层面来衡量，中国当然是有一些现代性的东西在里面。它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比如说，单就现代技术来说，你们现在用的车不像我们当年的车，如果说中国进入“现代化”，它一开始拥抱的就是全世界最新的现代技术。但现代性是一个太复杂的内涵，物质和技术只是一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社团、权利和官僚制度、法律等等也是现代世界十分重要的指标。中国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做哪些事情？
　　艾伦·麦克法兰：那要做的简直太多了。我知道中国社团发展不充分，中国政府目前对这些仍然非常紧张，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放轻松一些，只要它能正常运作，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良好的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