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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属称谓是语言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称呼,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汉语和英语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中西方的传统文化、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孕育了英汉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上的民族特色和语言特征。
[关键词]亲属称谓;差异对比;社会根源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4X(2009)03-0046-04
1.引言
对“亲属”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说:“‘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产生的、彼此间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现代汉语词典》说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辞海》则说是“跟自己有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三者说法虽稍有差异,但本质基本相同。“称谓”就是称呼方式。“称谓”经常会说明一个人的一些社会背景如职业、教育程度等。所以,“亲属称谓”就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其可以说明此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及与其他人的关系。亲属称谓是语言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称呼,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从不同民族、国家的亲属称谓的差别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对其所起的不同作用。汉语和英语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中西方的传统文化、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孕育了汉英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上的民族特色和语言特征。
2.汉英称谓语差异的社会根源
由于婚姻制度不同,不同民族或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有所不同是理所当然的。假如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话,各个民族和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是不会有很大差别的。但对于相同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却因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汉语亲属称谓可以用“纷繁复杂”来形容,而英语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这和两个民族的不同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了解汉英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了解汉英语言的称谓差异还得从汉英文化差异入手。
汉语在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且中国社会是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究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核心就是有序。按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传统文化对汉语的称谓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在汉语的亲属称谓中有明显的尊卑、长幼、亲疏之分。在社会和家庭中,受长时间的封建社会统治影响,封建宗族思想及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重视亲属关系的中华民族,也相当重视能表示亲属关系远近的亲属称谓。尤其是宗族内部,说话人的称谓必须符合身份,对于长辈或者父母,绝对不能直呼其名,要用尊称或采取避讳的手段,即使是同辈,有时也不能直呼其名。而西方国家一直主张独立自由、人人平等,没有长幼尊卑之分,儿童对于年老的人也可直呼其名,而不像中国一样称呼长辈时要避讳。这和他们的宗教传统也有一定的关系,“耶稣主张,家庭中的成员平等,他自己就以名字称呼母亲,而且认为子女可以与其父母相争,可以与他们为敌。因此在英语亲属称谓中没有尊卑之别,同辈之间不论年龄大小,均可直呼其名,以表示亲切友好。”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对话:“Please call me John,do not call me uncle.”(别叫我叔叔,请叫我约翰。”)
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往往是几代同堂,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聚居在一起,其中关系又很复杂,为了指称明确,亲属间称谓词语不仅数量多,而且语义明确。与此比较,西方国家的家庭内部结构简单,成员数量少,而且成员关系都比较简单明了,他们与中国家庭相比亲情观念淡薄,彼此日常往来较少,因此亲属称谓词不但数量少,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不清。
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相对封闭但内部体系完整的大陆地理单元,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社会结构——家庭,以及长期持续的专制政体,从而形成一种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大陆文化和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传统的家庭模式是“外延式家庭”(extended family),世代同堂、光宗耀祖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状况也决定了细分亲属称谓的必要性。其次,从文化思想的影响来看,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和核心地位的是孔孟儒学,其伦理道德说教均以宗法性家庭及血缘纽带为宗旨。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和伦理为本位的集体主义。“血浓于水”“手足之情”“认祖归宗”等熟语就是中国人注重血亲和家庭关系的生动写照。因而,亲属称谓体系尤为庞杂且备受青睐,充分体现出“尊卑有分、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内外有别、亲疏有别、血亲姻亲有别、人各有份”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如汉语中,伯伯或叔叔的儿女叫“堂”,意思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是同根;而姑姑、舅舅、姨姨的子女为“表”,意味着彼此不同姓,不是一族人。亲属称谓语的大规模泛化则表明,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这个道理,使用这种仿亲属称谓可以大大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使对方感到亲切和受尊重。使用从他称谓的目的在于回避直呼对方的名字,这是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敏感的反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化。海岛型地理环境内在不足,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人们迁徙频繁,传统社会结构是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制,因而形成和发展了以商业文明为特征的海洋文化,也必然塑造了爱好自由、平等、独立、竞争、个体、功利的外向型的民族性格及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传统的家庭模式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人们把亲属关系看得比较淡薄,直系旁系、血亲姻亲、年龄大小的区分对他们意义不大。只有基督教徒之间用亲属称谓,因为他们认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有灵魂的亲缘关系,往往比血缘关系更神圣。
2.1 汉英称谓语的语义不完全对应
汉英常见的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如表下:
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英语对亲属称谓的划分仅仅从辈分和性别的角度出发,其中的人员称谓并没有更详细的划分,语义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宽泛。而汉语除了依据以上两点划分以外,还更加具体、详细以及系统地来分割亲属关系及称谓。在汉语中,亲属称谓一般都能区分宗亲、血亲以及姻亲;而英语却不能,它的语言覆盖面比较广,语义非常笼统。例如:My bother married his sister.这句话就很难准确地翻译,因为不知道brother是“我的”哥哥还是弟弟,sister是“他的”姐姐还是妹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社会家庭文化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对纲常伦理的定义和概念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的出入,确切地说,是没有像中国传统文化中那样有一套严格繁琐的纲常伦理。
汉语亲属称谓中有表尊敬的谦称、尊称,如:“拙夫”“令堂”;有区分亲疏的“堂兄”“族兄”;还有区分内外的“祖父”“外公”。这些词语在英语的亲属称谓中就不能找到语义相对应的表达词汇。《红楼梦》中宝玉称自己的母亲王夫人为“太太”,三十九回中,宝玉与李纨她们在聊天,提到:“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这里“太太”用作他称,译文里处理为“my mother”。当然也有称母亲为“母亲”的,例如第十一回中,贾蓉称尤氏。译文里也就译为“mother”。而宝钗则称自己的母亲为“妈妈”。汉语里,“母亲”与“妈妈”含有不同的语义成分,前者庄重,后者亲昵。
2.2 汉英亲属称谓在语用上的差异
汉语亲属称谓是一个整齐、规范的体系。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描写的荣宁二府庞大家族的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亲属系统,令人眼花缭乱。汉语亲属称谓的使用频率之高可以说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亲戚之间的长辈可以对晚辈直呼其名,而反之则不可以。但是在西方却完全可以,而且英语亲属称谓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即使在家族内部也很少使用,除非是想故意表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才会使用。拟亲属称谓在汉英之中都存在,它是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但这种泛化的范围也是相差很大的。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语可用于社会上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的邻居、故里、熟人甚至陌生人,并且适用于各种职业的人员,如“大娘”“李哥”“医生阿姨”等,这种称呼方式堪称中国特色。英语中也存在类似的例子,如“Uncle John”等,但其数量很少,使用范围小,使用几率非常低。基督教徒之间也经常使用亲属称谓语互相称呼,如“Father Smith”(史密斯教父)、“Sister Blank”(布兰克修女)等。另外,汉语中还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称呼方式——从他称谓或转称(defining addresses by expressing addressee’s relation to another person),它可用于亲属之间,也可泛化到社会上,如“他爸”(有孩子的家庭妻子称呼丈夫)、“小姑子”(已婚女性对自己丈夫的妹妹的称呼)、“玲玲妈”(对玲玲的妈妈的称呼)等。英语中没有这种称呼方式。英语文化中单独使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长辈时常可降一辈称呼。如great-uncle(伯祖父、叔祖父、姑祖父、舅姥爷)可称为“uncle”,而在汉语中是不可以的。
社会语言学认为,对于同一个体的称呼,使用的代名词越多,“非对等式”称呼(non-reciprocal/asymmetrical)的可能性会越大,使用的代名词越少,则“对等式”称呼(re-ciprocal/symmetrical)的可能性越大,并且称呼方式的使用种类越多,称呼语所负载的社会语义(social semantic)就越复杂(贾玉新,1997)。很明显,汉语亲属称谓语属“非对等式”而英语则属“对等式”。非对等式称呼折射出差序的或垂直的(hierarchical or vertical)社会人际关系,而对等式称呼反映的则是平等的或平行的(egalitarian or horizontal)社会关系。这也印证了社会语言学的另一观点,即称呼行为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社会中权势性(power)和平等性(solidarity)的象征。
2.3 汉英语在父系亲属称谓与母系亲属称谓上的差异
中国特别重视父系这方的亲属,相比较而言对于母系亲属就淡薄一些。中国把父亲的兄弟叫做“伯”、“叔”,母亲的兄弟称呼为“舅”。而英语只有一个“uncle”来表示汉语中这双方的亲戚。例如在《红楼梦》中,宝玉曾经对黛玉说:“我和你自然比和她(指薛宝钗)亲得多。”在词汇的运用上,汉语亲属称谓也体现了母系亲属的这种相对次要的地位,如在许多母系亲属称谓前都加词缀“外”,例如“外祖母”“外祖父”“外甥”等。(张安德、杨元刚,2003:121)而西方是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并且由于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因素,他们把父系和母系的亲属关系看得同等重要,或者可以说都不是特别地重视。
2.4汉英语在姻亲称谓与血亲称谓上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对于姻亲和血亲都有自己的划分和使用范围,从构词法上看,英语对于姻亲的称谓,都是在词后加后缀-in-law来实现,如son-in-law,parent-in-law,sister-in-law这种派生的方法。而汉语却使用了一整套单独的词汇来表示姻亲与血亲,如:哥哥—姐夫,妹妹—弟媳,弟弟—小舅子。相比之下,英语词汇对姻亲定义非常明确,即姻亲关系是按照法律建立的,婚姻关系一旦不被法律认可,就不存在这种姻亲称谓了。这比汉语的语义要清晰得多。对于旁系,英语基本上不再区分,而汉语是要区分的,如汉语中的姑父、姨夫在英语中只用uncle,与叔、舅、伯一样,汉语的婶婶、舅母在英语中只用aunt,与姑、姨同词。这也是由双方的不同社会背景与文化差异所决定的。
3.结语
亲属称谓语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从汉英的亲属称谓的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以及受到的文化制约。因而,汉族人在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必须考虑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限制。(冒国安,2004:282)在语言交际中,只有认真考虑到英语语言中的特定的称谓表达形式,才能使交际顺利进行。在教授外国友人汉语时,应尽力详细讲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使他们在使用汉语时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1]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
[2]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3]贾玉新.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能力.外语期刊,1997.
[4]张安德,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对比[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冒国安.实用英汉对比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责编 雷艳]
[关键词]亲属称谓;差异对比;社会根源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4X(2009)03-0046-04
1.引言
对“亲属”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说:“‘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产生的、彼此间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现代汉语词典》说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辞海》则说是“跟自己有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三者说法虽稍有差异,但本质基本相同。“称谓”就是称呼方式。“称谓”经常会说明一个人的一些社会背景如职业、教育程度等。所以,“亲属称谓”就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其可以说明此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及与其他人的关系。亲属称谓是语言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称呼,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从不同民族、国家的亲属称谓的差别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对其所起的不同作用。汉语和英语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中西方的传统文化、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孕育了汉英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上的民族特色和语言特征。
2.汉英称谓语差异的社会根源
由于婚姻制度不同,不同民族或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有所不同是理所当然的。假如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话,各个民族和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是不会有很大差别的。但对于相同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却因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汉语亲属称谓可以用“纷繁复杂”来形容,而英语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这和两个民族的不同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了解汉英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了解汉英语言的称谓差异还得从汉英文化差异入手。
汉语在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且中国社会是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究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核心就是有序。按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传统文化对汉语的称谓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在汉语的亲属称谓中有明显的尊卑、长幼、亲疏之分。在社会和家庭中,受长时间的封建社会统治影响,封建宗族思想及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重视亲属关系的中华民族,也相当重视能表示亲属关系远近的亲属称谓。尤其是宗族内部,说话人的称谓必须符合身份,对于长辈或者父母,绝对不能直呼其名,要用尊称或采取避讳的手段,即使是同辈,有时也不能直呼其名。而西方国家一直主张独立自由、人人平等,没有长幼尊卑之分,儿童对于年老的人也可直呼其名,而不像中国一样称呼长辈时要避讳。这和他们的宗教传统也有一定的关系,“耶稣主张,家庭中的成员平等,他自己就以名字称呼母亲,而且认为子女可以与其父母相争,可以与他们为敌。因此在英语亲属称谓中没有尊卑之别,同辈之间不论年龄大小,均可直呼其名,以表示亲切友好。”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对话:“Please call me John,do not call me uncle.”(别叫我叔叔,请叫我约翰。”)
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往往是几代同堂,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聚居在一起,其中关系又很复杂,为了指称明确,亲属间称谓词语不仅数量多,而且语义明确。与此比较,西方国家的家庭内部结构简单,成员数量少,而且成员关系都比较简单明了,他们与中国家庭相比亲情观念淡薄,彼此日常往来较少,因此亲属称谓词不但数量少,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不清。
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相对封闭但内部体系完整的大陆地理单元,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社会结构——家庭,以及长期持续的专制政体,从而形成一种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大陆文化和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传统的家庭模式是“外延式家庭”(extended family),世代同堂、光宗耀祖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状况也决定了细分亲属称谓的必要性。其次,从文化思想的影响来看,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和核心地位的是孔孟儒学,其伦理道德说教均以宗法性家庭及血缘纽带为宗旨。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和伦理为本位的集体主义。“血浓于水”“手足之情”“认祖归宗”等熟语就是中国人注重血亲和家庭关系的生动写照。因而,亲属称谓体系尤为庞杂且备受青睐,充分体现出“尊卑有分、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内外有别、亲疏有别、血亲姻亲有别、人各有份”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如汉语中,伯伯或叔叔的儿女叫“堂”,意思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是同根;而姑姑、舅舅、姨姨的子女为“表”,意味着彼此不同姓,不是一族人。亲属称谓语的大规模泛化则表明,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这个道理,使用这种仿亲属称谓可以大大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使对方感到亲切和受尊重。使用从他称谓的目的在于回避直呼对方的名字,这是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敏感的反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化。海岛型地理环境内在不足,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人们迁徙频繁,传统社会结构是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制,因而形成和发展了以商业文明为特征的海洋文化,也必然塑造了爱好自由、平等、独立、竞争、个体、功利的外向型的民族性格及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传统的家庭模式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人们把亲属关系看得比较淡薄,直系旁系、血亲姻亲、年龄大小的区分对他们意义不大。只有基督教徒之间用亲属称谓,因为他们认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有灵魂的亲缘关系,往往比血缘关系更神圣。
2.1 汉英称谓语的语义不完全对应
汉英常见的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如表下:
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英语对亲属称谓的划分仅仅从辈分和性别的角度出发,其中的人员称谓并没有更详细的划分,语义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宽泛。而汉语除了依据以上两点划分以外,还更加具体、详细以及系统地来分割亲属关系及称谓。在汉语中,亲属称谓一般都能区分宗亲、血亲以及姻亲;而英语却不能,它的语言覆盖面比较广,语义非常笼统。例如:My bother married his sister.这句话就很难准确地翻译,因为不知道brother是“我的”哥哥还是弟弟,sister是“他的”姐姐还是妹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社会家庭文化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对纲常伦理的定义和概念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的出入,确切地说,是没有像中国传统文化中那样有一套严格繁琐的纲常伦理。
汉语亲属称谓中有表尊敬的谦称、尊称,如:“拙夫”“令堂”;有区分亲疏的“堂兄”“族兄”;还有区分内外的“祖父”“外公”。这些词语在英语的亲属称谓中就不能找到语义相对应的表达词汇。《红楼梦》中宝玉称自己的母亲王夫人为“太太”,三十九回中,宝玉与李纨她们在聊天,提到:“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这里“太太”用作他称,译文里处理为“my mother”。当然也有称母亲为“母亲”的,例如第十一回中,贾蓉称尤氏。译文里也就译为“mother”。而宝钗则称自己的母亲为“妈妈”。汉语里,“母亲”与“妈妈”含有不同的语义成分,前者庄重,后者亲昵。
2.2 汉英亲属称谓在语用上的差异
汉语亲属称谓是一个整齐、规范的体系。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描写的荣宁二府庞大家族的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亲属系统,令人眼花缭乱。汉语亲属称谓的使用频率之高可以说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亲戚之间的长辈可以对晚辈直呼其名,而反之则不可以。但是在西方却完全可以,而且英语亲属称谓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即使在家族内部也很少使用,除非是想故意表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才会使用。拟亲属称谓在汉英之中都存在,它是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但这种泛化的范围也是相差很大的。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语可用于社会上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的邻居、故里、熟人甚至陌生人,并且适用于各种职业的人员,如“大娘”“李哥”“医生阿姨”等,这种称呼方式堪称中国特色。英语中也存在类似的例子,如“Uncle John”等,但其数量很少,使用范围小,使用几率非常低。基督教徒之间也经常使用亲属称谓语互相称呼,如“Father Smith”(史密斯教父)、“Sister Blank”(布兰克修女)等。另外,汉语中还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称呼方式——从他称谓或转称(defining addresses by expressing addressee’s relation to another person),它可用于亲属之间,也可泛化到社会上,如“他爸”(有孩子的家庭妻子称呼丈夫)、“小姑子”(已婚女性对自己丈夫的妹妹的称呼)、“玲玲妈”(对玲玲的妈妈的称呼)等。英语中没有这种称呼方式。英语文化中单独使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长辈时常可降一辈称呼。如great-uncle(伯祖父、叔祖父、姑祖父、舅姥爷)可称为“uncle”,而在汉语中是不可以的。
社会语言学认为,对于同一个体的称呼,使用的代名词越多,“非对等式”称呼(non-reciprocal/asymmetrical)的可能性会越大,使用的代名词越少,则“对等式”称呼(re-ciprocal/symmetrical)的可能性越大,并且称呼方式的使用种类越多,称呼语所负载的社会语义(social semantic)就越复杂(贾玉新,1997)。很明显,汉语亲属称谓语属“非对等式”而英语则属“对等式”。非对等式称呼折射出差序的或垂直的(hierarchical or vertical)社会人际关系,而对等式称呼反映的则是平等的或平行的(egalitarian or horizontal)社会关系。这也印证了社会语言学的另一观点,即称呼行为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社会中权势性(power)和平等性(solidarity)的象征。
2.3 汉英语在父系亲属称谓与母系亲属称谓上的差异
中国特别重视父系这方的亲属,相比较而言对于母系亲属就淡薄一些。中国把父亲的兄弟叫做“伯”、“叔”,母亲的兄弟称呼为“舅”。而英语只有一个“uncle”来表示汉语中这双方的亲戚。例如在《红楼梦》中,宝玉曾经对黛玉说:“我和你自然比和她(指薛宝钗)亲得多。”在词汇的运用上,汉语亲属称谓也体现了母系亲属的这种相对次要的地位,如在许多母系亲属称谓前都加词缀“外”,例如“外祖母”“外祖父”“外甥”等。(张安德、杨元刚,2003:121)而西方是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并且由于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因素,他们把父系和母系的亲属关系看得同等重要,或者可以说都不是特别地重视。
2.4汉英语在姻亲称谓与血亲称谓上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对于姻亲和血亲都有自己的划分和使用范围,从构词法上看,英语对于姻亲的称谓,都是在词后加后缀-in-law来实现,如son-in-law,parent-in-law,sister-in-law这种派生的方法。而汉语却使用了一整套单独的词汇来表示姻亲与血亲,如:哥哥—姐夫,妹妹—弟媳,弟弟—小舅子。相比之下,英语词汇对姻亲定义非常明确,即姻亲关系是按照法律建立的,婚姻关系一旦不被法律认可,就不存在这种姻亲称谓了。这比汉语的语义要清晰得多。对于旁系,英语基本上不再区分,而汉语是要区分的,如汉语中的姑父、姨夫在英语中只用uncle,与叔、舅、伯一样,汉语的婶婶、舅母在英语中只用aunt,与姑、姨同词。这也是由双方的不同社会背景与文化差异所决定的。
3.结语
亲属称谓语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从汉英的亲属称谓的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以及受到的文化制约。因而,汉族人在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必须考虑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限制。(冒国安,2004:282)在语言交际中,只有认真考虑到英语语言中的特定的称谓表达形式,才能使交际顺利进行。在教授外国友人汉语时,应尽力详细讲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使他们在使用汉语时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1]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
[2]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3]贾玉新.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能力.外语期刊,1997.
[4]张安德,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对比[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冒国安.实用英汉对比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责编 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