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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文化教育的矛盾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体育系统形成的是“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这套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运转较为顺畅，并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了巨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运动员包分配制度取消后，这一体系的弊端开始显现。国家培养出的专业运动员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退役后就业困难。因未来的出路不好，很多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走体育专业这条路，竞技体育的发展受到制约。中国体育金字塔塔尖虽然尚存，但金字塔的底座却处境堪忧。甚至连“塔尖”运动员退役后也因技能单一、文化素质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世界体操冠军张尚武事件反映了这种现象。张尚武是河北籍运动员，曾经是国家体操队的一颗希望之星，1995年他就进入了国家队。2001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一鸣惊人，除夺得个人吊环金牌外，还和邢傲伟、杨威等名将一起夺得了男团比赛的冠军。就是这样一位世界冠军，在2003年，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逆转。未能入选雅典奥运会阵容之后，又因跟腱断裂，他被迫凄凉退役。练了18年体操，从未受过正规文化教育，只有体操一项技能，空顶着一个大学生的名头，1米54的身高，一身的伤病……这个世界冠军进入社会以后迷茫无助，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变化、扭曲。2005年，他因偷窃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又在石家庄、天津、北京卖艺乞讨为生。张尚武是畸形的金牌机器下的一个极端产品。当他离开了体育圈，连谋生都成了一件难事，不是流落街头卖艺，就是走向犯罪深渊。而再看看美国式“体教结合”下诞生的超级明星林书豪。名校诞生的职业球员，不仅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光彩夺目，在球场之外，林书豪同样是个成功的典范。把公众认为运动和学业似乎不能两全其美这一陈旧观点彻底打破，学业和篮球都取得了成功。试想，林书豪如果最终无法在NBA立足，哈佛高材生的身份也足以保证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篮球依然是他的业余爱好。林书豪是一个体教结合的成功典范，他文化修养的提升，塑造了他坚忍顽强、低调谦卑、自信坚持的品格，他的个人魅力足以让更多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更清晰的效仿对象，也使他真正成为了篮球界的优质偶像。
两个典型人物的事例折射了体育教育融合的重要。体育作为教育的核心，是实现教育的重要手段，应融合在教育的整个过程。教育如果缺少了体育，就不完整、不健全，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谋求体教融合，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美国体育主要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依照1978年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协调业余体育工作。在美国，竞技体育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来培养后备人才。中学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大学则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在各自的体育项目管理上，学校享有很高的管理权限。为了确保运动员不因为训练比赛而荒废学业，美国的大学普遍实行“补课制”。每个大学生选手都有一个“补课教师”，这些“补课教师”或者是高年级学生，或者就是他的同窗好友。
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与美国有共同之处，政府把竞技体育建立在群众体育的基础上，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参与机会，培养他们终身从事体育运动的习惯，同时发掘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德国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体育俱乐部，它是德国公民从事体育活动的主要载体。德国的宪法允许俱乐部和体育联合会有组织上的“自治”，确定了“独立”和“自我负责”的基本原则。政府把体育管理的任务交给了社会体育组织来完成，政府最重要的体育政策是经济资助，为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优惠条件。
韩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由政府（教育和体育部门）、财团、企业联合培养，国民体育振兴公团为优秀的青少年后备人才提供特别奖学金。为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鼓励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韩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优秀运动员可免试上大学和免服兵役。这一制度对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合国外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现体育始终都不脱离教育。体育不是仅仅以体抓体，“围绕金牌转”，而是更多地为运动员未来发展蓄力。体育和优质的教育资源结合，才能切实解决运动员培养训练与文化教育的矛盾，最终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虽没彻底改变，但国家已越来越重视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工作。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编办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即国办发[2010]23号文件。2012年7月上述五个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23号文件的通知，对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工作作了进一步要求，这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从基层体校到国家队运动员都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根深蒂固的“学训矛盾”思想开始转化，“学训相辅相成”的新理念也得到了更多认同。事实证明，一个文化知识基础薄弱的运动员，其领悟能力、接受能力、训练比赛能力都将受到直接影响，难以成为一个高水平运动员。同时，学习文化知识还是运动员结束竞技训练后就业的需要。当运动员走出赛场，走向社会，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将不再那么单一，所要处理的关系更加复杂和多元，对社会的认知和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一旦运动员缺乏了必要的文化教育，对社会的适应就无从谈起。
国家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为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为己任的基层体育学校指明了方向。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作为长沙市柔道、摔跤、举重、射击、跆拳道的训练基地，担任的是普及性不高的重竞技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任务。对于我们这类学校来说，提升青少年运动员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尽力为运动员学生的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为每一位运动员的终身发展导航，是办学的重要任务。因此，学校一直就十分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国办发[2010]23号文件出台后更是认真研究、贯彻落实。学校始终积极推进体教结合，在保障运动员训练的同时积极探索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学校严格按照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将教学工作纳入长沙市教育局统一管理，把体校的“文化课”教育打实打牢。学校的教研教改、师资培训、德育工作、学籍管理都与教育部门无缝衔接。初三毕业时，学生全部参加全市统一的中考。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善了体校文化教育的软硬件，提升了运动员文化教育水平。同时，学校对高中年龄阶段的运动员加强了职业教育，设立了高尔夫服务与管理、幼儿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体育市场营销等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对没有输送希望的运动员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两门职业技能，使他们在离开体校后也具备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这不仅是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终身负责，也是为了保障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运动员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竞技体
育乃至体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抓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破解体教、学训的矛盾，让体育、文化教育工作资源共享，相互促进，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而作出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世界体操冠军张尚武事件反映了这种现象。张尚武是河北籍运动员，曾经是国家体操队的一颗希望之星，1995年他就进入了国家队。2001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一鸣惊人，除夺得个人吊环金牌外，还和邢傲伟、杨威等名将一起夺得了男团比赛的冠军。就是这样一位世界冠军，在2003年，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逆转。未能入选雅典奥运会阵容之后，又因跟腱断裂，他被迫凄凉退役。练了18年体操，从未受过正规文化教育，只有体操一项技能，空顶着一个大学生的名头，1米54的身高，一身的伤病……这个世界冠军进入社会以后迷茫无助，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变化、扭曲。2005年，他因偷窃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又在石家庄、天津、北京卖艺乞讨为生。张尚武是畸形的金牌机器下的一个极端产品。当他离开了体育圈，连谋生都成了一件难事，不是流落街头卖艺，就是走向犯罪深渊。而再看看美国式“体教结合”下诞生的超级明星林书豪。名校诞生的职业球员，不仅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光彩夺目，在球场之外，林书豪同样是个成功的典范。把公众认为运动和学业似乎不能两全其美这一陈旧观点彻底打破，学业和篮球都取得了成功。试想，林书豪如果最终无法在NBA立足，哈佛高材生的身份也足以保证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篮球依然是他的业余爱好。林书豪是一个体教结合的成功典范，他文化修养的提升，塑造了他坚忍顽强、低调谦卑、自信坚持的品格，他的个人魅力足以让更多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更清晰的效仿对象，也使他真正成为了篮球界的优质偶像。
两个典型人物的事例折射了体育教育融合的重要。体育作为教育的核心，是实现教育的重要手段，应融合在教育的整个过程。教育如果缺少了体育，就不完整、不健全，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谋求体教融合，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美国体育主要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依照1978年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协调业余体育工作。在美国，竞技体育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来培养后备人才。中学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大学则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在各自的体育项目管理上，学校享有很高的管理权限。为了确保运动员不因为训练比赛而荒废学业，美国的大学普遍实行“补课制”。每个大学生选手都有一个“补课教师”，这些“补课教师”或者是高年级学生，或者就是他的同窗好友。
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与美国有共同之处，政府把竞技体育建立在群众体育的基础上，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参与机会，培养他们终身从事体育运动的习惯，同时发掘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德国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体育俱乐部，它是德国公民从事体育活动的主要载体。德国的宪法允许俱乐部和体育联合会有组织上的“自治”，确定了“独立”和“自我负责”的基本原则。政府把体育管理的任务交给了社会体育组织来完成，政府最重要的体育政策是经济资助，为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优惠条件。
韩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由政府（教育和体育部门）、财团、企业联合培养，国民体育振兴公团为优秀的青少年后备人才提供特别奖学金。为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鼓励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韩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优秀运动员可免试上大学和免服兵役。这一制度对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合国外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现体育始终都不脱离教育。体育不是仅仅以体抓体，“围绕金牌转”，而是更多地为运动员未来发展蓄力。体育和优质的教育资源结合，才能切实解决运动员培养训练与文化教育的矛盾，最终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虽没彻底改变，但国家已越来越重视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工作。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编办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即国办发[2010]23号文件。2012年7月上述五个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23号文件的通知，对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工作作了进一步要求，这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从基层体校到国家队运动员都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根深蒂固的“学训矛盾”思想开始转化，“学训相辅相成”的新理念也得到了更多认同。事实证明，一个文化知识基础薄弱的运动员，其领悟能力、接受能力、训练比赛能力都将受到直接影响，难以成为一个高水平运动员。同时，学习文化知识还是运动员结束竞技训练后就业的需要。当运动员走出赛场，走向社会，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将不再那么单一，所要处理的关系更加复杂和多元，对社会的认知和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一旦运动员缺乏了必要的文化教育，对社会的适应就无从谈起。
国家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为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为己任的基层体育学校指明了方向。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作为长沙市柔道、摔跤、举重、射击、跆拳道的训练基地，担任的是普及性不高的重竞技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任务。对于我们这类学校来说，提升青少年运动员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尽力为运动员学生的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为每一位运动员的终身发展导航，是办学的重要任务。因此，学校一直就十分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国办发[2010]23号文件出台后更是认真研究、贯彻落实。学校始终积极推进体教结合，在保障运动员训练的同时积极探索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学校严格按照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将教学工作纳入长沙市教育局统一管理，把体校的“文化课”教育打实打牢。学校的教研教改、师资培训、德育工作、学籍管理都与教育部门无缝衔接。初三毕业时，学生全部参加全市统一的中考。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善了体校文化教育的软硬件，提升了运动员文化教育水平。同时，学校对高中年龄阶段的运动员加强了职业教育，设立了高尔夫服务与管理、幼儿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体育市场营销等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对没有输送希望的运动员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两门职业技能，使他们在离开体校后也具备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这不仅是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终身负责，也是为了保障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运动员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竞技体
育乃至体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抓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破解体教、学训的矛盾，让体育、文化教育工作资源共享，相互促进，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而作出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