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茅盾是1981年3月27日清晨去世的，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全家都非常悲痛。我母亲金韵琴与大姐孔海珠商量，先向北京发了电报吊唁，接着与茅盾姑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韦韬提出我们要到北京去参加追悼会，见对我们全家恩重情长的姑父最后一面。韦韬哥说好的，他向治丧委员会汇报，统一听他们的安排。
　　母亲对我们说，我家子女太多不能都去，选几个代表。大姐那些年一直在帮助姑父写回忆录搜集资料，她与母亲肯定要去。二哥与我没有见过姑父，作为第二代家属代表去参加追悼会。
　　其实早在1955年姑父与姑妈曾来过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我还是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姑娘，曾经去那里见过姑父姑妈。虽是才1岁多点，却还记得那天我嘴里有糖果，被抱上儿童椅吃饭前，姑父关照我把糖吐出来放盘子里，吃完饭再吃这回事。
　　1981年我已27岁，之前一直没机会去北京，两年前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校对科工作，也算与文学界有点关系，我很高兴被妈妈选中进京。而出版社领导听说我要去北京参加茅盾先生追悼会，毫不犹豫放行并算我公假。
　　我们母子一行三人，加上海珠姐在武汉参加会议直接飞去北京。到北京机场下来，就有人来把我们接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下。国务院二招在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6号，西直门立交桥东南角，从外观看不像高级宾馆，但是里面的设施与服务在当时算很好的。我们住下后，有姑父家的红旗牌轿车来接我们去交道口13号茅盾住地向表哥表示哀悼。我母亲是韦韬的亲舅妈，听他讲了茅盾姑父去世的经过。姑父是在2月18日那天病倒的，第二天开始发烧，到20日去医院住院治疗。
　　海珠姐是三四个多月前才见过姑父，2月在韦韬信中得知姑父又住院，信中简单说了一句姑父“病情麻烦”，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去世了。姑父此次入院前一直在抓紧时间写回忆录，一定是太累了。3月14日，茅盾姑父深知自己病将不起，口授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共中央，表达了一生心向共产主义理想，请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的心愿。另一封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提出将储蓄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作协，作为繁荣中国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每年奖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后，姑父像是使完了最后全部的力气，于3月27日晨5时55分合上了双眼，安详离去。
　　幸而我们一行赶上去北京医院向姑父遗体告别的日子。
　　姑父的追悼会级别特别高，即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遗体告别仪式与追悼会分开举行，当中隔开约一周多时间。第二天要去北京医院，当天晚上我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出差的两位同事，同龄人编辑与摄影师来国务院二招看望我。他们表示很想去向尊敬的文学先驱茅盾先生遗体告别，但是打听下来告别仪式不向媒体开放，来求我带他们进去。我们觉得北京有关方面纪律严格，我们都各自有身份卡识别，此事太难办到。
　　同事就说，那你帮我们拍些照片回来。那一年我根本没有照相机，也不会拍，摄影师就把他那台沉重的工作相机挂我脖子上，临时教我摄影，可是我怎么也学不会手动对焦，眼前一片模糊，心慌气短，他就换了一个小的傻瓜相机给我。
　　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处庄严肃穆，参加告别的有很多大人物，看上去都面熟，我认出当年红透大江南北的歌唱家李谷一，她看上去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告别的贵宾一拨一拨上前看望茅盾先生，鞠躬献花。轮到我们全家四人，一起上前，看到姑父的遗容，母亲与大姐忍不住抹眼泪，我很紧张，脑子嗡嗡响，手脚都在抖。一是室内哀乐低回，我见到姑父身上覆盖着红色党旗，紧闭双目的样子感到很悲伤，第二就是直后悔昨晚为什么会答应帮助拍照，现在怎么掏出照相机，怎么来按上几张呢。
　　其实那天遗体告别是有专人摄影的，后来隔了很久我们也收到了表哥寄来的照片，可当时就想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起码要留下我家人与姑父告别的影像。
　　记得我灵机一动，向姑父鞠躬之后快步走到对面，掏出相机拍摄了几张我母亲、大姐向姑父鞠躬告别的照片，也拍了列队在旁的表哥、表嫂与三个子女全家的样子。可那时我的心那么慌，技术上完全是生手，结果可想而知，照片洗出来全部是模糊的。
　　过了几天，1981年4月11日，“深切悼念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沈雁冰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送了花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同首都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叶剑英、陈云、宋庆龄、聂荣臻同志送了花圈。
　　人民大会堂我第一次进去，安保非常严密，组织安排井井有条。我们先是被安排在台湾厅还是哪个厅候场，厅很端庄、雅致，围着一圈大沙发，大家安静地坐下，没有人说话。待到我们列队进场，前面已经暗沉沉好多排人，我踮起脚也看不到会场中心的布置。等了很久，一会儿有领导列队进来，一会儿又有年纪很大的重要人物陆陆续续进来，等中央核心领导进来是最后一批，是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记得有人在前面看见列队走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做了一个手势，谦让胡耀邦走在前头。因为有很多工作人员挡着，我只看到他们一晃而过，接着追悼會就开始了。
　　追悼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开始，奏哀乐，全体肃立默哀。胡耀邦同志致悼词。悼词说：“沈雁冰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回来后看电视与报纸，得悉参加姑父追悼会的全部名单，出席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学界巴金、曹禺、夏衍、叶圣陶等姑父生前好友都出席了。也才看清楚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会场里，悬挂着茅盾姑父遗像，安放他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而站在亲属队伍里领头的是表哥韦韬，接着是表嫂陈小曼与他们三个孩子小钢、小宁与丹丹。列在队尾还有两位女孩与一位男孩我从未见过，是姑父的弟弟沈泽民（1902年—1933年，浙江桐乡人，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鄂豫皖边区的创立者）与妻子张琴秋（1904年—1968年，中国红军唯一的女将领，一九四九年后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女儿玛雅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泽民叔叔的外孙与外孙女。 　　追悼会议程最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前去吊唁的人都一一前去与家属握手表示慰问。我们跟在母亲后面也走过去，看见大厅里放满了花圈，层层叠叠，我们的花圈自然被湮没其中。后来在新闻里看到在送花圈的单位名单里有浙江省领导机关、桐乡县领导机关。
　　人民大会堂茅盾先生追悼会后，我们跟随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姑父的骨灰。因为种种国家规定，我姑妈的骨灰当时没有能与姑父一起安葬。记得八宝山公墓并不大，也不怎么豪华，大概就像上海干部骨灰能进入龙华烈士陵园一样，是一种荣誉。我记得在我们送葬的队伍中，有一个蛮漂亮的姑娘特别活络，她不是摄影记者却单手拿个照相机跑前奔后拍照，她就是如今名气很响的留德摄影家王小慧。
　　王小慧与韦韬哥的太太陈小曼是亲戚关系，她的妈妈是陈小曼的表妹，他们生活在天津。王小慧很小就常常去北京小曼阿姨家玩，因年龄相仿，与茅盾姑父的孙女、孙子都很熟悉。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姑父为孙女小钢请了辅导老师，王小慧也获得一同参加复习的机会，她聪明伶俐又乖巧，一举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81年应该是在读生。
　　我是第一次去北京，一待近半个月，在等待举行仪式的时间里，我们去了交道口姑父家。敬爱的姑父接待客人的书房在外间，一排朴素的书橱，两把简易的沙发。姑父生活过的房间里，看到他睡的是单人铁架床，才3尺宽的样子，我很不解床头的杆子上垂挂着很多长短不一的绳子。母亲说，那是一些别人寄来的书刊外面绑的绳子，姑父不舍得扔掉，吊在那里废物利用。姑父一生惜物，旧信封也要反过来利用，姑母的旧棉袄他不舍得扔掉，穿在身上御寒感觉很舒服。我还看到姑父卧室五斗橱上安放着姑妈的骨灰盒。姑妈去世十多年了，姑父还是要每天在姑妈面前站站，在心里与她说说话。令我惊讶的还有，茅盾姑父平时写作的书桌并不大，文具也很简单，就像我在巴金故居、柯灵故居看到的一样。文学大师不讲究写作硬件如何，偉大的著作来自于人的大脑。
　　在京期间，我与母亲同居一室，天天听她讲姑父的故事。母亲1975年6月曾经受姑父之邀，在交道口姑父家住了6个月之久，她天天写日记，记录与茅盾姐夫交谈的内容与生活的点滴印象。母亲带着这本日记来到北京，北大中文系孙玉石教授来看望我们时，母亲拿出来给他看，孙教授觉得非常珍贵，鼓励她整理出来写一本书，那就是后来母亲撰写的《茅盾谈话录》，此书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唯一的著作。
　　前两年我们又在那本小书的基础上，增添了篇目，编入茅盾姑父写给母亲信中的25封，改书名为《茅盾晚年谈话录》出版，受到好评，重印了一次。
　　追悼会结束就要回上海，我们匆匆游览了颐和园与八达岭。四月的天气已经很热，耀眼的太阳当头照，回首告别亲爱的姑妈与姑父生活了半辈子的北京城。想到在北京我再也没有长辈亲戚，以后没有借口可以来，18岁就失去父亲的我，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