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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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故土后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变化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回去到底是在寻找什么?为什么要回到出生地才能寻找到自己的身份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著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记述梁庄这个群体的变迁和记忆。她在单向街的读书会上,与大家分享回望出生地时,我们谈的乡愁是什么。
  他把出生地作为起点
  我并不认为一种别人不了解的生活会构成阅读的障碍,我们对他人的生活其实都很难了解。有的书籍可能刚好跟你经验共鸣,所以读起来非常顺畅,但很多写的生活跟你的不一样却依然可以阅读,不是说你知道这种生活,而是打开了你想象中的某种生活和某种经验,或者说打开了你对世界的理解。
  所以,我看袁凌的《从出生地开始》,在阅读上可能会有某种障碍,但障碍并不来自于他所书写的生活我不了解,而是来自于袁凌作为一个作家,对他记忆深处打捞的那种细致度以及他对语言的那样一种描述。比如,车站,他花了很多篇幅来写。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接触过车站,从北京回老家会经过公交车站、地铁站、火车站等等,车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元素,袁凌写的虽然是他童年时代或是少年时代的小镇车站,但是这个经验很重要。车站上贴了个寻人启事我们也都经历过,但是一个作家总能够用他观察世界的方式使得最常见的一个事物变得陌生化,这是语言所抵达的层次。他用那种具有摩擦的语言给你创造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使你突然对所熟悉的生活变得不熟悉了,你突然发现世界原来不是你所想的这个样子,而是成为一个新鲜的状态。我觉得一个作家就是能把特别陈旧的或是就在我们身边的,却被遗忘的一个存在重新激活,让它再散发出一种活力,这种活力里边可能包含事物本身的活力,也包含他对生活对世界的感受。刚才说到语言的活力,袁凌的语言方式是一种细致略带陈旧的语言。陈旧本身就是一种记忆,就像旧照片一样,那里面是时光的痕迹,流淌的岁月有灰尘在里面,这种灰尘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感。
  另外,袁凌把这些事物放在心里,他把寻人启事这样最常见的东西纳入他的灵魂里,从根本不知道寻人启事上的人是什么样子开始,他重新替它做了一番旅程。他把一个平面的符号、被我们忽略的一个生活场景,变成一个具有疼痛感的、一个新鲜的粗糙的、让我们灵魂有所触动的一个人的存在。这是我认为袁凌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从语言来谈他对生活的看法。我们经常说经验同质化,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好在于能通过他独特的理解力,把我们所谓的同质经验变成异质经验。
  袁凌实际上是把童年时代看到的、听说到的,都纳入“从出生地开始”。袁凌出生在陕南,他在书里特意写到那样一个封闭的世界,但他并没有把那里作为一方地域、一口小井尽情地挖、不断地挖,他只是把这作为起点,他是要抵达很远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袁凌的内心是特别柔软的一个人,这个柔软不是说感伤,感伤是浪漫主义的。他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素朴的情怀。从出生地开始,这个出生地可以是他的,也可以是我们所有人,你会发现袁凌往往是既大又小。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袁凌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他对每一个事物有一个凝视的长度。你从他的叙述中能感觉到这种长度,他停滞在一个寻人启事上,就好像他从中看到了很多,不是一略而过,他是跟这个世界对望的,是一个特别缓慢的对望。他愿意停下来看那样一个最普通的风物,恰恰我们的世界里就包含这样一个很大的被漠视的世界。
  所以,袁凌《从出生地开始》写老家的院子,老家亲人的生活,他的舅舅、他的舅母、他的姥姥、他的妻子,同时也提到了器具,那样一些已经成为过往生活的一些器物。说器物更为恰当一些。他不是把这些事物作为一个转瞬即逝,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永久。这些事物对我们的生命发生过影响,也通过他的文字,持续地发生影响。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非常喜欢袁凌的写作,不管从文学层面还是广义的社会学层面他都做了特别细致的考察,他既还原了一种生活同时也能穿越这种生活来达到一种普遍的层面,这是我的基本理解。
  每一次的回乡意味着寻找自己
  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回家,我想这是人类特殊的本能。作家占尽了天机,因为能够写字,能够表述出来并且凝固出一个可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文学就像博物馆一样,把消逝的时间,虽然那个时间不再来了,但它总是试图把那样一个虚无的东西转化成实在的东西呈现出来。不会写作的人难道不想回家?难道他回到家没有情感?难道他都没有凝视过某一个事物?我觉得是有的。这是人类最正常的一种情感,只不过一个作家能够通过书写呈现出来。所以,对于我来讲,回到自己的家乡确实就像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发现自己不是为了给梁庄立一个碑,或是说立一个言,并不是像后来大家所说的那么宏伟,其实没有,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情感需求。回到家里,既是对个人成长的一个回望,同时我想也是重新出发。这个重新出发不是说要进化到一个什么地步,而是说重新让记忆的岛屿浮现出来,重新寻找过往生命里能够把握的那一点点。把这一点点记录下来。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谈乡愁好像特别多,专家在谈我们要留住美丽的乡村,普通人在谈眼看我们的村庄就没有了,要找那么一点乡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谈乡愁不是一个怀旧的事,它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我们谈什么是乡愁呢?我们根本就没有乡了。这个乡既是一个文化意义的乡也包含一个物质意义的乡,我们所有的过往历史都即将消失殆尽,那我们在哪呢?我们就像可怜的鱼一样被搁浅在沙滩上,我们断流了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没有历史感也没有历史存在的河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金钱是一个最实在的衡量我们成功的标准,这时候你没有什么愁可以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出生地开始”这样的命题,不单单是乡愁意义上的写作,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时代的大问题。稍微拔高一点,今天作为这样一个族群,你的出生地在哪里?你所谓的那样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合理性在哪里?我们只有现在,孤零零的现在,没有了过去,没有所谓的传统,甚至连家族也没有了,家族是最实在的,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根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迫切的写作,包括写梁庄也是一样的。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写的是我的个人史,因为梁庄是我的家乡,是我的家,我经常说我写的不是社会学的村庄,我写的就是文学意义的村庄,只不过我用了社会学的方法,里面写的也是个人的生活和状态。我所要完成的不只是表达我个人的乡愁,也不仅是为了呼唤我们要保护梁庄,不是这样的。我想通过我的写作来看:今天,梁庄和像梁庄这样的村庄里的人都到哪去了?那样大的流散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每一次的回乡,每一次从出生地开始,都意味着一个人在重新寻找自己,在重新寻找自己存在的依据。这个过程如何表达,每个作家都不一样,我觉得袁凌的写作非常私人化,既是语言的私人化和空间的私人化,同时也是相对普遍意义的写作。
  余光中的乡愁太甜了
  从文学上怎么样来写故乡,确实非常考验一个作家。余光中的乡愁太甜了,甜得我们适应不了,里面是很软的,很自得的,很享受的。今天,我们再谈乡愁确实有一种焦虑感。
  当代文学里,尤其是近二十年,写故乡或者以故乡之名来写作,都有一种焦虑感。在写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无一例外的有一种失败感,这个失败感来自你对过往生活一个不可捉摸的地方。首先,村口的那棵树没有了,这棵树是最有象征性的存在。每一个村庄村头的树都被挖走了,要不就是卖给城里放在某个商场的前面,要么作为某种材质了,还可能就是死亡了。这棵树没有了,最大的象征物没有了,这是一个大的情感上的记忆失落。你会发现作家再写故乡的时候很难用一种甜软的笔调来写桃花源般的乡村,非常难。包括像迟子建那样比较温婉的写作也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尤其在今天,所有用文字来谋生的作家都没有办法写出那种田园式的村庄。
  乡愁意味着什么?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尽管如此,你会发现写村庄有一种写法是非常直面的赤裸裸的写法。并不是说所有小说的虚构都是没有力量的,我觉得还有一些是有力量的。但是还有一种,包括我的写法是相对于铺开的一种方式。比如袁凌,虽然是个人记忆,但我觉得他是铺得非常开的,他对那样一个大院,过去的生活非常细化地铺张开来,这是一种写法。
  我也是在不断学习。我采访梁庄出去打工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跟他们一块住几天,为什么呢?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每一次眼睛的眨动,每一个眼神的变动都试图写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的全部,才能把生活内部里的疼痛,那种喜怒哀乐呈现出来,不见得要写那种撕心裂肺的东西。把他生活的细节,他哭泣的表情,吃饭的表情写出来也是全部,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写故乡既是一个陷阱,同时也是特别具有可书写的题材。在任何一个时代写故乡,里面都包含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处于一个和平年代,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故乡对于一个人仍然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很多诗人在写故乡,它具有哲学意义同时也是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我认为故乡这样一个话题是谈之不尽,写之不完的。
  责任编辑:张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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