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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扬州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京杭大运河河运状况对扬州经济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咸丰年间，由于战争破坏、水源不足、黄河侵扰，京杭大运河河运逐渐停滞。这一变化直接导致扬州丧失了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漕运被迫停止，盐务走向衰落，商业经济一蹶不振，又跟不上时代发展，扬州地位自此严重下降。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河运；太平天国；扬州；咸丰
隋朝开通大运河后，位于江淮之间、运河之滨的扬州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国内外的商贸在此交易，文化在此交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清代前期，扬州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加强，坐拥南北漕运中心、食盐集散中心之利。清初诗人、戏曲家孔尚任曾形容：“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1]
然而到清末民初时，扬州已经成为文人笔下的“僻处江北，斗大一城”[2]。晚清扬州的衰落与京杭大运河的状况密不可分。由于战争破坏、水源不足、黄河侵扰，大运河河运逐渐停滞。这一变化直接导致扬州丧失了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漕运被迫停止，盐务走向衰落，商业经济一蹶不振，又跟不上时代发展，扬州地位自此严重下降。扬州处在长江和运河交汇的十字路口，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城市，由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其转折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咸丰年间（1851—1861）。本文略述其过程，并加以分析。
一、咸丰年间京杭大运河河运逐渐停滞
1. 太平天国运动阻断漕粮运道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于广西，呈现燎原之势。太平军一路北上，自广西至湖南岳州，不断占领沿途的漕运通道，至1853年1月攻下武昌后，即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大部分运道。除破坏运道外，太平军还到处收缴当地囤积的漕粮，导致多地“粮仓与运船俱废”[3]。随后太平军顺江而下，一路攻州克县。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国都。太平军接着派兵肃清天京外围，夺取漕运重镇扬州、镇江，掌握了两地的京杭大运河航道。东南的财赋重地被占领，漕粮的主要供应区和运输河道均被切断，这些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解除清军所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威胁，太平军在运河区域军事活动十分频繁，曾三次攻占运河重镇扬州。1858年10月，太平军第三次攻打扬州时，再次攻破了位于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江北大营最终溃散。太平军在扬州一带频繁的军事活动，导致南北航线长时间被切断。加上水源不足、黄河侵害等因素，运河自身情况愈发不容乐观，运道面临梗阻。而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致使运河无法得到有效治理，淤塞更为严重。
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放弃漕粮河运，致使“江、浙漕粮全数改由海运”[4]。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波及全国18个省份，瓦解了晚清的经济社会秩序，清政府维护多年的漕运体系也遭破坏。
2. 水源不足，运河萎缩
清朝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通过京杭大运河实现南北交流，大运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因此大运河治理一直都备受清朝统治者重视。运河工程一般分为岁修（每年例修项目）、抢修（抢险项目）、另案（上兩次以外之修防项目）、专案（大工修堵）、奏办（专指上奏项目）、咨办（高级官吏间协商项目）等名目。尽管统治者耗费巨资全力经营，但大运河的通航效率还是经常受到水源不足的制约。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通常是因地制宜，沿线以天然湖河及泉水为主。由于地形变化、环境影响、人为破坏等因素，到明清时大运河沿线地段的水源大部分都陷入了贫乏的境地。为了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明朝屡次加以疏浚而收效甚微。清朝时水源进一步萎缩，统治者下令将大运河沿线的水源划入官湖、官塘、官泉，严禁百姓引水灌溉。由于湖塘滩地肥沃，易于耕种，因而盗水灌溉、侵占湖田之事屡禁不止，导致水面不断被农田、村镇挤占。特别是自嘉庆、道光以来，侵占淤田湖塘的纠纷和事件愈发严重。另外气候变化也是大运河水源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自15世纪起，我国大陆气候进入近五千年气候变迁中的第四寒冷期，气候逐渐偏旱。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旱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频率高达1.8年一次。清朝以后，1785年也爆发了一次大旱灾，有13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5]。
水源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京杭大运河的正常通航，也增加了疏浚运河工程的难度。咸丰帝在位期间，清朝统治江河日下，社会动乱不安，政府财政空虚，且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力对京杭大运河再进行整治，运河的通航条件每况愈下。
3. 黄河侵害，运河割裂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另一方面，黄河流入华北平原后，泥沙大量沉淀，造成河床淤积、洪水泛滥，变成了一条忧患之河，民间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平，天下宁”之说。而历史上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经常发生交汇或联通，两者关系相当密切，并产生一系列矛盾。黄河的冲击，或造成大运河堤岸损坏，或造成大运河河道淤塞。历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些矛盾，曾有过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举措，但始终无法彻底摆脱黄河对大运河的威胁。咸丰皇帝即位后，黄河水患依旧频发，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1855年的黄河大改道。
1855年8月1日，由于连续暴雨，黄河在河南兰仪县北岸铜瓦厢漫决。河决之后，黄河水先是淹没了西北方向的封丘、祥符两县，又折转向东北，漫注兰仪、考城等县。此后又分为三股，一股流经赵王河在山东曹州府向南淹去，两股在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直至张秋镇才三股汇流，穿过会通河，流经大清河，最终入海。大清河从此也成了黄河的一部分。自此铜瓦厢以东长达数百千米的黄河河道断流，成为一条废黄河。这就是咸丰五年铜瓦厢黄河大改道。
黄河漫决，迟迟未退。由于黄河水直冲张秋运道，导致“由张秋东至安山，运河阻滞”[6]，两岸的百姓苦不堪言。恰逢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力拿出经费从事河工，只得作罢。由于大运河长期被隔断，漕粮河运被海运代替，大运河地位从漕运主干线降为区域性河道。 二、大运河河运变化对扬州衰落的影响
1. 漕运废弃，交通优势丧失
有外国学者曾指出，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是通过河流与河流交汇而形成的“T”字形路线发展起来的。扬州就处在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位置，从唐朝起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大运河以及建立在大运河基础之上的漕运体系对扬州的发展至关重要。
太平天国运动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基于运河之上的漕运体系便遭破坏。内陆省份囿于地理条件限制，漕粮供应严重不足，例如咸丰三年（1853）孙瑞珍奏报：“湖南、湖北漕船停运一年，江西江安漕粮全数截留，合计四省粮米颗粒不能抵通。”[7]江安漕粮指的是由浙江、安徽起运京师的漕粮。据1853年的奏报，江西漕船于上年回空时，多数船只抵江南清河县，“闻粤匪滋扰，河道梗塞停泊清淮”[8]。次年又有奏报：“江苏以至长沙之线，大小船只被太平军抢掠者高达十之七八。”[9]为保障漕粮的安全运输，咸丰帝只能下令江浙漕粮，包括江北漕粮“统归上海，兑交海船运赴天津。”[10]迨至1900年，“南北漕糧全数改折，漕运停罢。是后南北运河失其固有之使命，往日繁荣皆成陈迹矣。”[11]漕运体系的崩溃，使扬州不仅失去了交通优势，更失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
2. 盐务衰落，经济全面衰退
盐课是清政府重要的经济支柱，其国用收入的一半要依靠盐税的收入。清代盐法承袭明制，采用“纲法”，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以及商人垄断盐业的一整套制度。纲盐制的实施，使得淮南纲盐要经过扬州各关的查验，才能运销各地，而扬州盐商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运输网，从中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清中期以后，政府下令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从根本上取消两淮盐商对盐的营销垄断权，无论官绅还是商民都可以承运。票盐法的实施打破了扬州盐商垄断两淮盐业的局面，扬州盐业遭遇沉痛打击。
不仅如此，淮盐的销售地包含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6省的250多个州县，几乎全部依赖运河运输。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大运河河运停滞的恶性变化，食盐的运销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产出的食盐无法向外运输，盐务从业人员大量失业，盐价压得极低。“频年片引不行，各场皑素山积，盐一斤仅易一钱，尚苦无从销售，生理日穷，坐以待尽”[12]，描写的就是这一现象。市场既失，淮盐产量也随之大幅减少。据统计，咸丰八年（1858）的产盐量尚不足嘉庆道光年间年产量的三分之一，战后十年间也始终未能恢复到二分之一。此后，产盐重心北徙，扬州盐商的经营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曾经在盐业巨额资本的驱动下，扬州城内各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所谓“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13]，促使扬州成为闻名全国的一大商业城市。盛极一时的扬州盐务衰落之后，资本、人口相继外流，昔日繁荣的商业贸易也随之而退潮，城市社会生活失去活力。咸丰年间曾经号称“繁华极顶之区”的多字、新盛、左卫、辕门桥一带，早已“楚炬一空”，亭台楼阁、园林盛景“几成瓦砾场，非复归时光景矣。”
3. 依赖河运，近代化进程缓慢
在咸丰年间京杭大运河河运停滞的情况下，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条件一度丧失殆尽。咸丰年间之后战乱平息，扬州仍习惯于依靠京杭大运河的河运，保持传统的商业消费经济、安逸悠闲生活，与长江中下游区域其他城市相比，近代化进程明显缓慢。这是扬州加速衰落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都与运河城市的传统特点相关。
第一，工业先天不足。扬州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以商贸为主体，工业发展十分孱弱。扬州商业有着丰富的底蕴，催生了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他们的资金除了一小部分用于救灾济荒、筑路修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之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肆意挥霍掉了。他们抛金撒银，购置土地，修建园林，穷奢极欲，很少将大额的商业资本投资于工业，用来支持家乡的实业建设。扬州的商业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96%，从事商业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事工业的人口仅占城市总人口的1%左右。[14]小规模、单结构的工业模式，使得城市功能、城市建设、城市生活等方面的近代化发展都不明显。直到20世纪40年代，扬州的工业仍然是两家织布厂、两家蛋品加工厂、一家制粉厂，以及江都县的砖瓦窑。[15]
第二，心态保守，求稳求安。位置决定格局，在“僻处江北”一隅之后，扬州很难接触到新思想、新事物的熏陶，心态日趋保守，体现在缺乏竞争的意识和开放的理念。没有竞争就没有危机感，拒绝开放就不会意识到落后。扬州的富商大贾和普通市民在经济已然衰退的情况下，依然做着“夜深灯火是扬州”的美梦，只想守着自己的安逸悠闲的生活方式，缺乏对新事物的主动挑战，无心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无心跟随时代潮流发展实业。扬州籍豪绅卢殿虎深感扬州交通不发达，想修建一条公路，不料当地民众听信谣言，认为公路会破坏风水，不惜动用武力也坚决反对。后来扬州又错失了津浦铁路取道于此的宝贵历史机遇。可见端着保守的姿态，自然会错过经济转型发展的机会。
纵观古今中外城市的兴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撇开自然灾害及战争等突发性和不可抗拒力量等因素，往往促进一个城市不断繁荣兴盛的因素，也有可能导致这个城市最终的衰落。扬州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座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最终在晚清又因运河而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中国文学资料丛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60页。
[2]李涵秋：《广陵潮》，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3]《巴陵县志》卷2，转引自杨奕青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47页。
[4][10]郑肇经：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2页。
[5]探索自然丛书编委会编：探索自然丛书《灾害篇》，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6]《山东通志》（光绪），卷126《运河考》。
[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220页。
[10]《续纂扬州府志》（同治），卷4《赋役志》，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1495页。
[12]《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2。
[13]《淮安府志》（乾隆），卷13，方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4]沈嘉荣：《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考察》，载《江苏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6页。
[15]季鹏：《地理环境变迁与城市近代化——明清以来扬州城市兴衰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河运；太平天国；扬州；咸丰
隋朝开通大运河后，位于江淮之间、运河之滨的扬州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国内外的商贸在此交易，文化在此交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清代前期，扬州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加强，坐拥南北漕运中心、食盐集散中心之利。清初诗人、戏曲家孔尚任曾形容：“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1]
然而到清末民初时，扬州已经成为文人笔下的“僻处江北，斗大一城”[2]。晚清扬州的衰落与京杭大运河的状况密不可分。由于战争破坏、水源不足、黄河侵扰，大运河河运逐渐停滞。这一变化直接导致扬州丧失了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漕运被迫停止，盐务走向衰落，商业经济一蹶不振，又跟不上时代发展，扬州地位自此严重下降。扬州处在长江和运河交汇的十字路口，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城市，由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其转折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咸丰年间（1851—1861）。本文略述其过程，并加以分析。
一、咸丰年间京杭大运河河运逐渐停滞
1. 太平天国运动阻断漕粮运道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于广西，呈现燎原之势。太平军一路北上，自广西至湖南岳州，不断占领沿途的漕运通道，至1853年1月攻下武昌后，即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大部分运道。除破坏运道外，太平军还到处收缴当地囤积的漕粮，导致多地“粮仓与运船俱废”[3]。随后太平军顺江而下，一路攻州克县。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国都。太平军接着派兵肃清天京外围，夺取漕运重镇扬州、镇江，掌握了两地的京杭大运河航道。东南的财赋重地被占领，漕粮的主要供应区和运输河道均被切断，这些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解除清军所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威胁，太平军在运河区域军事活动十分频繁，曾三次攻占运河重镇扬州。1858年10月，太平军第三次攻打扬州时，再次攻破了位于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江北大营最终溃散。太平军在扬州一带频繁的军事活动，导致南北航线长时间被切断。加上水源不足、黄河侵害等因素，运河自身情况愈发不容乐观，运道面临梗阻。而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致使运河无法得到有效治理，淤塞更为严重。
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放弃漕粮河运，致使“江、浙漕粮全数改由海运”[4]。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波及全国18个省份，瓦解了晚清的经济社会秩序，清政府维护多年的漕运体系也遭破坏。
2. 水源不足，运河萎缩
清朝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通过京杭大运河实现南北交流，大运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因此大运河治理一直都备受清朝统治者重视。运河工程一般分为岁修（每年例修项目）、抢修（抢险项目）、另案（上兩次以外之修防项目）、专案（大工修堵）、奏办（专指上奏项目）、咨办（高级官吏间协商项目）等名目。尽管统治者耗费巨资全力经营，但大运河的通航效率还是经常受到水源不足的制约。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通常是因地制宜，沿线以天然湖河及泉水为主。由于地形变化、环境影响、人为破坏等因素，到明清时大运河沿线地段的水源大部分都陷入了贫乏的境地。为了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明朝屡次加以疏浚而收效甚微。清朝时水源进一步萎缩，统治者下令将大运河沿线的水源划入官湖、官塘、官泉，严禁百姓引水灌溉。由于湖塘滩地肥沃，易于耕种，因而盗水灌溉、侵占湖田之事屡禁不止，导致水面不断被农田、村镇挤占。特别是自嘉庆、道光以来，侵占淤田湖塘的纠纷和事件愈发严重。另外气候变化也是大运河水源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自15世纪起，我国大陆气候进入近五千年气候变迁中的第四寒冷期，气候逐渐偏旱。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旱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频率高达1.8年一次。清朝以后，1785年也爆发了一次大旱灾，有13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5]。
水源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京杭大运河的正常通航，也增加了疏浚运河工程的难度。咸丰帝在位期间，清朝统治江河日下，社会动乱不安，政府财政空虚，且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力对京杭大运河再进行整治，运河的通航条件每况愈下。
3. 黄河侵害，运河割裂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另一方面，黄河流入华北平原后，泥沙大量沉淀，造成河床淤积、洪水泛滥，变成了一条忧患之河，民间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平，天下宁”之说。而历史上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经常发生交汇或联通，两者关系相当密切，并产生一系列矛盾。黄河的冲击，或造成大运河堤岸损坏，或造成大运河河道淤塞。历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些矛盾，曾有过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举措，但始终无法彻底摆脱黄河对大运河的威胁。咸丰皇帝即位后，黄河水患依旧频发，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1855年的黄河大改道。
1855年8月1日，由于连续暴雨，黄河在河南兰仪县北岸铜瓦厢漫决。河决之后，黄河水先是淹没了西北方向的封丘、祥符两县，又折转向东北，漫注兰仪、考城等县。此后又分为三股，一股流经赵王河在山东曹州府向南淹去，两股在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直至张秋镇才三股汇流，穿过会通河，流经大清河，最终入海。大清河从此也成了黄河的一部分。自此铜瓦厢以东长达数百千米的黄河河道断流，成为一条废黄河。这就是咸丰五年铜瓦厢黄河大改道。
黄河漫决，迟迟未退。由于黄河水直冲张秋运道，导致“由张秋东至安山，运河阻滞”[6]，两岸的百姓苦不堪言。恰逢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力拿出经费从事河工，只得作罢。由于大运河长期被隔断，漕粮河运被海运代替，大运河地位从漕运主干线降为区域性河道。 二、大运河河运变化对扬州衰落的影响
1. 漕运废弃，交通优势丧失
有外国学者曾指出，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是通过河流与河流交汇而形成的“T”字形路线发展起来的。扬州就处在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位置，从唐朝起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大运河以及建立在大运河基础之上的漕运体系对扬州的发展至关重要。
太平天国运动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基于运河之上的漕运体系便遭破坏。内陆省份囿于地理条件限制，漕粮供应严重不足，例如咸丰三年（1853）孙瑞珍奏报：“湖南、湖北漕船停运一年，江西江安漕粮全数截留，合计四省粮米颗粒不能抵通。”[7]江安漕粮指的是由浙江、安徽起运京师的漕粮。据1853年的奏报，江西漕船于上年回空时，多数船只抵江南清河县，“闻粤匪滋扰，河道梗塞停泊清淮”[8]。次年又有奏报：“江苏以至长沙之线，大小船只被太平军抢掠者高达十之七八。”[9]为保障漕粮的安全运输，咸丰帝只能下令江浙漕粮，包括江北漕粮“统归上海，兑交海船运赴天津。”[10]迨至1900年，“南北漕糧全数改折，漕运停罢。是后南北运河失其固有之使命，往日繁荣皆成陈迹矣。”[11]漕运体系的崩溃，使扬州不仅失去了交通优势，更失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
2. 盐务衰落，经济全面衰退
盐课是清政府重要的经济支柱，其国用收入的一半要依靠盐税的收入。清代盐法承袭明制，采用“纲法”，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以及商人垄断盐业的一整套制度。纲盐制的实施，使得淮南纲盐要经过扬州各关的查验，才能运销各地，而扬州盐商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运输网，从中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清中期以后，政府下令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从根本上取消两淮盐商对盐的营销垄断权，无论官绅还是商民都可以承运。票盐法的实施打破了扬州盐商垄断两淮盐业的局面，扬州盐业遭遇沉痛打击。
不仅如此，淮盐的销售地包含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6省的250多个州县，几乎全部依赖运河运输。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大运河河运停滞的恶性变化，食盐的运销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产出的食盐无法向外运输，盐务从业人员大量失业，盐价压得极低。“频年片引不行，各场皑素山积，盐一斤仅易一钱，尚苦无从销售，生理日穷，坐以待尽”[12]，描写的就是这一现象。市场既失，淮盐产量也随之大幅减少。据统计，咸丰八年（1858）的产盐量尚不足嘉庆道光年间年产量的三分之一，战后十年间也始终未能恢复到二分之一。此后，产盐重心北徙，扬州盐商的经营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曾经在盐业巨额资本的驱动下，扬州城内各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所谓“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13]，促使扬州成为闻名全国的一大商业城市。盛极一时的扬州盐务衰落之后，资本、人口相继外流，昔日繁荣的商业贸易也随之而退潮，城市社会生活失去活力。咸丰年间曾经号称“繁华极顶之区”的多字、新盛、左卫、辕门桥一带，早已“楚炬一空”，亭台楼阁、园林盛景“几成瓦砾场，非复归时光景矣。”
3. 依赖河运，近代化进程缓慢
在咸丰年间京杭大运河河运停滞的情况下，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条件一度丧失殆尽。咸丰年间之后战乱平息，扬州仍习惯于依靠京杭大运河的河运，保持传统的商业消费经济、安逸悠闲生活，与长江中下游区域其他城市相比，近代化进程明显缓慢。这是扬州加速衰落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都与运河城市的传统特点相关。
第一，工业先天不足。扬州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以商贸为主体，工业发展十分孱弱。扬州商业有着丰富的底蕴，催生了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他们的资金除了一小部分用于救灾济荒、筑路修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之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肆意挥霍掉了。他们抛金撒银，购置土地，修建园林，穷奢极欲，很少将大额的商业资本投资于工业，用来支持家乡的实业建设。扬州的商业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96%，从事商业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事工业的人口仅占城市总人口的1%左右。[14]小规模、单结构的工业模式，使得城市功能、城市建设、城市生活等方面的近代化发展都不明显。直到20世纪40年代，扬州的工业仍然是两家织布厂、两家蛋品加工厂、一家制粉厂，以及江都县的砖瓦窑。[15]
第二，心态保守，求稳求安。位置决定格局，在“僻处江北”一隅之后，扬州很难接触到新思想、新事物的熏陶，心态日趋保守，体现在缺乏竞争的意识和开放的理念。没有竞争就没有危机感，拒绝开放就不会意识到落后。扬州的富商大贾和普通市民在经济已然衰退的情况下，依然做着“夜深灯火是扬州”的美梦，只想守着自己的安逸悠闲的生活方式，缺乏对新事物的主动挑战，无心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无心跟随时代潮流发展实业。扬州籍豪绅卢殿虎深感扬州交通不发达，想修建一条公路，不料当地民众听信谣言，认为公路会破坏风水，不惜动用武力也坚决反对。后来扬州又错失了津浦铁路取道于此的宝贵历史机遇。可见端着保守的姿态，自然会错过经济转型发展的机会。
纵观古今中外城市的兴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撇开自然灾害及战争等突发性和不可抗拒力量等因素，往往促进一个城市不断繁荣兴盛的因素，也有可能导致这个城市最终的衰落。扬州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座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最终在晚清又因运河而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中国文学资料丛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60页。
[2]李涵秋：《广陵潮》，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3]《巴陵县志》卷2，转引自杨奕青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47页。
[4][10]郑肇经：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2页。
[5]探索自然丛书编委会编：探索自然丛书《灾害篇》，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6]《山东通志》（光绪），卷126《运河考》。
[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220页。
[10]《续纂扬州府志》（同治），卷4《赋役志》，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1495页。
[12]《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2。
[13]《淮安府志》（乾隆），卷13，方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4]沈嘉荣：《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考察》，载《江苏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6页。
[15]季鹏：《地理环境变迁与城市近代化——明清以来扬州城市兴衰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