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在电影《一一》里说：“以前我爸爸每天都听音乐，我很讨厌他听的音乐。后来，十五岁，我恋爱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些音乐我都听懂了。后来她离开了我，音乐却留了下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句话不愿和其他人分享，生怕别人知道了它，会夺去什么一样的。
　　再后来，我终于明白了音乐的意思。
　　喜欢音乐的人很多，可真正懂她的人很少。
　　我从不掏钱去听音乐会。我还依稀记得平生第一次被好事者拉去听某个知名港台歌星的巡回演唱会，除了压缩脂肪的拥挤、歌迷癫狂的尖叫、蟑螂大小的明星影子、嗡嗡的回音，我能记住的实在有限。我始终不能乐在“此”中且不疲。
　　音乐该是一个人的事，关上门，仅留一扇窗，任屋外烈日骄阳或萧瑟风雨，于内心的痛痒无益无害，全抛开人事，先钻进自己的情绪。响起的音乐便是她灵魂的絮语，和你在空旷的时空里交谈。所以我早忘了一场场惊世骇俗的巡回演出，只记得从音箱里不急不躁地流出的音符。
　　以前家里有部方方正正的留声机，我固执地记得当唱针轻轻地碰触到唱片的时候，唱片轻吟出的婉转的夜曲。在我的印象里，留声机就应该是邓丽君的呢哝，而现如今唱片都成了古董，于是我又总是渴望有一天也在家里摆上一套《无间道》里阿仁兜售的音响，坐在它面前，只和它梳理关于音乐的长发。我甚至无理地断定，刘建明不可能是一个坏人，就因为他热爱着一套音响。尽管他真的始终是一个坏警察，我却一直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就因为他在生活的胶着中用心灵享受过一首歌。
　　大约人生有很多逃不掉的绝望，唯独干净地面对音乐，才能暂且叙述一切，体会一切，放下一切。所以我从不去那喧嚣的音乐场，将灵魂的声音贩卖成叫嚣的屠宰场。更何况音乐会是用心去听的，而不是用耳朵听的。
　　我总厌恶将耳机塞在耳朵里。耳机将音乐塞进大脑，这种野蛮的听，让音乐猛地有了太多侵略性，大约听的人是想用这“充耳”的音乐阻挡什么吧。这样的音乐变成了工具，变成了逃避的角落，变成畏手畏脚的设置。可音乐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只充满你的耳朵，而是应该像空气一样环绕，轻轻撩动你的鬓发，从你的皮肤上温柔地滑过，最后在你的心上留下一个笑容或一滴眼泪。
　　我总爱执着地不去听有词的歌的含义，只有这个时候才越发地听得清楚。音乐是关乎爱情还是成长，关乎痛楚还是欣悦，不在词，不在调，甚至也不在旋律。音乐也与写词谱曲的人无关、与演奏的人无关，更与唱的人无关。倘若有一日迷上了哪一个唱的奏的写的人，那你爱上的一定不是音乐。
　　我很庆幸自己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追星族，我爱某某的声音，我爱某某的旋律，但终究某某只是某某。这样说大约太自负，大约我也是从黑暗的狂热中剪破厚厚的茧子爬出来的吧，或者大约我也曾鲁莽地爱上过什么吧。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音乐在成为自由之前，也曾经是一个赤裸的海妖，蛊惑着谨慎的水手。但大约终究不是必定，我终究在情绪的战斗中脱身孑立，不用再为了贝多芬的奇才跟在他后面小心翼翼，不用再为了比约克干净空旷的声音去忍受她所有的歌，不用再为了邦乔维的放浪蹒跚在别人的路上，不用再为了杜普雷的悲傷撕开自己的伤口……
　　所以，这一首是通俗的轻盈，下一首也可以是朋克的枯燥；这一秒还在昆曲的婉转，下一秒便是摇滚的无情。难怪朋友说我是不是有些分裂。
　　好在音乐是一个人的事。
　　朋友推门离去，留我一个人在音乐中。
　　这让我能更清楚地明白：有的人是她忠实的追逐者，有的人把她当作自己的装饰，有的人拿她买卖，还有更多人把她当成一种情绪，借着她来表白或宣泄。可是音乐只不过是音乐，音乐也只能是音乐。她的生命大约是不需要借助于外物的吧，就像你我一样，如果侥幸，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一场对话，了解有关彼此的故事。
　　我记起了第一个“杭育杭育”的演唱者，大约他全没有想过他居然是音乐的鼻祖吧，或者正是因为这种无意识成就了他的壮举吧，或许这种无意识才是真正的音乐吧。这让我想起一个刚下完雨的清冷的早晨，我的身边经过一个身影，没看清任何具体信息，只听见他正兀自深情地唱着一首熟悉的老歌，街景从他的身边流过，赶早的人群正焦躁地为一天的生计开始繁忙，他却和他的歌静静地飘过。我一直记得他清朗的眉眼和苍老的歌。他终于引我走到了另一个与音乐无关的人身边。
　　一位伟大的业余作家，总是瞪大一双清澈的眼睛，穿透眼前的世界，他苛责自己的文字，他生前只发表过很少的作品，他死前要求将他的作品悉数烧毁——如果不是市侩利益的世人，大约谁也不会认识卡夫卡。有太多人赞赏他，以至于连那个违背朋友本义的马克斯·布洛德也成了文化名人。大约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要将这作为文明史上的奇迹和庆典吧，我想死去的卡夫卡一定要怪无妄的人多事了，这个业余的钟情于文字的人，大约只想将文字当作一个秘密的情人沉浸在自己的人生和记忆里吧。
　　就像音乐一样，文字也是一个人的事吧。
　　我明白。一个人的“歌”，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