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其所以难,是由于历史具有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复杂,而且还由于侧身且活动于期间的人也非常复杂,尤其是他们的性格与心理。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劝告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的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可是,在我国史学界,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简单的划分,如“三七开”、“四六开”等等,其结论往往离历史实际甚远。
　　其实,在中国君主时代的传统史学中,已经有些著名学者对历史的复杂性理解颇深。如王船山就是颇具史识的大儒,他极为明确地反对简化的两极评判,曾在《宋论》卷六中强调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过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不可以人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这番话堪称至理名言,而“平其情”与“思其反”更是史家必须注意的要领,否则,便难免“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寻求历史的公正。
　　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我很高兴地知道湖北黄陂有位裴高才先生,他整整花费二十年的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作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几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黎元洪传记文学著作。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治史的严谨与史识的高明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大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
　　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