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实行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实现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和谐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思想
和谐社会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古代思想家对和谐的理想社会做过许多设想，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近代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和谐社会也进行了不懈地追求和探索，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曲折中稳步前进的阶段，无不闪烁着毛泽东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火花。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社会政治和谐
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一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列宁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好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1957年2月，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深刻阐明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学说。
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毛泽东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两类矛盾就不会转化。他进而指出，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否可能由非对抗转化为对抗，毛泽东认为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正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因而必须预先防范。而对于敌我矛盾可不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不可能，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了，如“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其次，阐明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谓专政的方法，即镇压和强制的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依照法律的程序，对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严重犯罪分子等，依法治罪，剥夺其政治权利等，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所谓民主的方法，即讨论、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比如说，对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必须遵循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尽量做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紧密结合;对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要进行对话协商，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和谐建设。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需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还必须辅之以社会主义法制，人民内部一旦有触犯党纪国法的，必须绳之以法。只有在强调民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的前提下，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制的权威，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理性基础。
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实现社会经济和谐
建国伊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原封不动照搬苏联大哥的办法。不可否认，照搬旧制在当时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学习他国经验也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创造性。
毛泽东历来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不满足于照抄照搬。1956年，他在把自己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经济建设上后，决心打破苏联的束缚，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1956年至1957年，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在理论上取得了可喜成果。此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20年的艰辛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突破传统工业化模式，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初期，基本上仿效苏联。不久，毛泽东便对这一既成模式提出了诸多质疑。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最有价值的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要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不能走苏联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能犯他们犯过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第二，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毛泽东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破除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模式，改革苏联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在当时建设资金有限的状况下，毛泽东认为可以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了，才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建设。而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利益，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保持企业的“独立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工资，使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不断增加。在所有制关系上，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毛泽东曾经提出可以在坚持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保留和发展一些私营、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尽管没有在以后的实践中付诸实施，但已涉及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能否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在当时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大创新、大飞跃。 三.贯彻“双百方针”，采取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社会文化和谐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也是相当重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他提出了“双百方针”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思想，这对于促进思想文化领域的和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双百方针”体现了学术包容精神。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政治与文化艺术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这是文化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是不容动摇的。但作为文化领域中的学术问题，则应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不能以行政干预，进行政治划线。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可见，只有提倡兼容并包的精神，才能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才能更加有利于文化学术的全面和谐发展。
二是推行“双百方针”有利于正确对待矛盾与是非。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十分敏感的，在文化领域推行“双百方针”，难免会产生矛盾是非，对于文化这种特殊领域内的矛盾与是非，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主张“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它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化就蓬勃发展，繁荣昌盛;而一旦偏离或放弃了这一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就发展缓慢甚至于枯萎凋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要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立在“社会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一项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实践再次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长需要代价，在社会主义行进的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种种历史原因使得毛泽东上述正确思想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全面深入地贯彻。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N].光明日报，1986—05—21.
（作者单位：安徽颍上一中）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思想
和谐社会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古代思想家对和谐的理想社会做过许多设想，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近代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和谐社会也进行了不懈地追求和探索，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曲折中稳步前进的阶段，无不闪烁着毛泽东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火花。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社会政治和谐
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一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列宁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好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1957年2月，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深刻阐明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学说。
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毛泽东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两类矛盾就不会转化。他进而指出，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否可能由非对抗转化为对抗，毛泽东认为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正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因而必须预先防范。而对于敌我矛盾可不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不可能，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了，如“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其次，阐明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谓专政的方法，即镇压和强制的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依照法律的程序，对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严重犯罪分子等，依法治罪，剥夺其政治权利等，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所谓民主的方法，即讨论、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比如说，对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必须遵循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尽量做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紧密结合;对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要进行对话协商，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和谐建设。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需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还必须辅之以社会主义法制，人民内部一旦有触犯党纪国法的，必须绳之以法。只有在强调民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的前提下，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制的权威，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理性基础。
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实现社会经济和谐
建国伊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原封不动照搬苏联大哥的办法。不可否认，照搬旧制在当时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学习他国经验也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创造性。
毛泽东历来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不满足于照抄照搬。1956年，他在把自己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经济建设上后，决心打破苏联的束缚，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1956年至1957年，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在理论上取得了可喜成果。此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20年的艰辛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突破传统工业化模式，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初期，基本上仿效苏联。不久，毛泽东便对这一既成模式提出了诸多质疑。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最有价值的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要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不能走苏联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能犯他们犯过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第二，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毛泽东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破除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模式，改革苏联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在当时建设资金有限的状况下，毛泽东认为可以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了，才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建设。而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利益，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保持企业的“独立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工资，使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不断增加。在所有制关系上，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毛泽东曾经提出可以在坚持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保留和发展一些私营、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尽管没有在以后的实践中付诸实施，但已涉及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能否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在当时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大创新、大飞跃。 三.贯彻“双百方针”，采取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社会文化和谐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也是相当重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他提出了“双百方针”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思想，这对于促进思想文化领域的和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双百方针”体现了学术包容精神。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政治与文化艺术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这是文化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是不容动摇的。但作为文化领域中的学术问题，则应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不能以行政干预，进行政治划线。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可见，只有提倡兼容并包的精神，才能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才能更加有利于文化学术的全面和谐发展。
二是推行“双百方针”有利于正确对待矛盾与是非。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十分敏感的，在文化领域推行“双百方针”，难免会产生矛盾是非，对于文化这种特殊领域内的矛盾与是非，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主张“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它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化就蓬勃发展，繁荣昌盛;而一旦偏离或放弃了这一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就发展缓慢甚至于枯萎凋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要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立在“社会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一项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实践再次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长需要代价，在社会主义行进的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种种历史原因使得毛泽东上述正确思想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全面深入地贯彻。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N].光明日报，1986—05—21.
（作者单位：安徽颍上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