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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汉学研究的领域中，俄罗斯汉学研究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在世界上排列汉学研究的座椅的话，从历史上说，除了日本以外，俄罗斯汉学研究和法国汉学研究难分仲伯，即便在今天，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也是名列前茅的。
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
柳若梅等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我们这一代人对俄罗斯有着特殊的感情，记得上小学时老师鼓励我们和俄罗斯小朋友通信，我用仅学了1年的俄语给遥远的俄罗斯的一位小朋友写了信，还真的收到了回信。读《青年近卫军》，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成为我们中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近百年来中国人最了解的国家，并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莫过于俄罗斯。
但我们知道俄罗斯了解中国多少吗？在我从事海外汉学史研究以前，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做域外汉学研究的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关注的是西方汉学或者东亚汉学，很少有人将俄罗斯汉学放在世界汉学的一流国家来看待。在我读完了我的同事柳若梅的《院士汉学家》的书稿后，这个看法发生了动摇，俄罗斯汉学的悠久历史和巨大成就极大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一
如果将俄罗斯汉学和欧洲汉学相比较，俄罗斯汉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和中国有着地缘政治的关系，这是西欧各国所不及的。而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汉学的成就与特点。中俄两国山水相连，这一点曾使许多西欧人十分羡慕。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到达东方的航道有两条：一条是葡萄牙人开辟的，沿西非海岸，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澳门；一条是西班牙人开辟的，过大西洋到达墨西哥，后横渡太平洋到达菲律宾，来到中国的福建沿海。后因荷兰和葡萄牙争夺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这条通道经常被阻断。这样欧洲人就想开辟新的通往亚洲的通道，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俄罗斯。当时，对中国极感兴趣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对开辟这条通道十分热心。他曾亲自给来华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写信，希望他回中国时从俄罗斯借道，以便开辟一条陆路达到中国的通道。在他编辑的德国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近事》中，不仅仅收入了《1693—1695年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一文，而且在书的序言中他也写下了下面这段热情的文字,“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计划，人类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应该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Tschina（人们这样称呼它），也许是天意如此安排，以至于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许会把他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好的生活理念当中。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的，即借助其辽阔疆土把中国和欧洲连在一起，并统治着北冰洋沿岸那些北方不文明地区的俄罗斯人，应该通过他们当今统治者和教会牧首的精诚努力，就像我所理解的那样，致力于仿效我们的功绩。”
当然，莱布尼茨在世时这条通道始终没有打通，但他的愿望最终还是由俄罗斯的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们实现了。
早在1676年，俄国的外交部官员斯帕法里（Н•Г•Спафарий-Милеску）就访问过北京，以后俄罗斯也多次派出使团来华，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始终不能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天赐良机，“中俄雅克萨之战，俄军败，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部分俄俘被送往北京。先后被带到北京、归顺为清朝臣民的俄俘有近百人。身为满族的清朝统治者继承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异族‘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允许俄俘保持其原有的宗教信仰即东正教信仰，按常规行圣事，并为其安排了供奉圣像之所。”虽然，俄方提出在中国建立教堂等事未被批准，但东正教在中国的存在为俄国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深入地了解中国打下了巧妙的伏笔。1711年，在中国北京主持东正教活动的马克西姆神父去世。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俄国以准许中国派往卡尔梅克的使团经俄境前往，作为交换条件，请求由俄国再派出东正教司祭为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持圣事。1715年，俄国政府和教会终于将东正教使团派入北京，这便是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后经中国和俄罗斯所签订的《恰克图条约》（1728年），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被确定为10人，4名神职人员，6名世俗人员，包括随团的医生和学员，定期每10年轮换一届。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开始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
由此，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合法身份，从1715年的第一届东正教使团到1956年的第二十届，在这长达250年的历史中，俄罗斯成为世界各国在中国最早建立正式的外交使团，并保持如此长的时间的唯一国家。东正教使团成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正如孙越生先生所说“到1860年俄国在中国设立公馆为止的一个多世纪时间……实际上既是沙俄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又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中国学的大本营，一身三任焉。”实际上，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当时在北京的欧洲人只剩下了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人，当时英法联军和奕亲王都在找能中文和欧洲语言间做翻译的人，所能找的“通事”也只是东正教使团的人。
以往学术界大都认为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在汉学成就上很高，到宋君荣、冯秉正、韩国英和钱德明时，他们个个都是著作等身。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有13卷之巨，宋君荣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王朝史》、《中国天文学史》不同凡响，钱德明的《满法词典》及孔子研究更是享誉欧洲。《耶稣会书简集》、《中华帝国史》、《中国杂纂》，这些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奠基整个欧洲汉学。但如果我们细细梳理俄罗斯驻北京使团成员的汉学著作时，他们的汉学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令人惊讶的。我在这里把柳若梅书稿和相关学者著作中所介绍的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和他们的汉学著作稍加整理，就会看出这一点。
第二届使团中的随团学生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在中国生活了12年，1750年他完成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翻译；1756年，罗索欣受命翻译《八旗通志初集》，得译稿共16卷，罗索欣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大量极为详尽的注释，集成单独一集——《所有满语汉语词、人名、封号和职官注释》；罗索欣由满语翻译《异域录》的俄译本发表。这个译本和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的法译本相比，罗索欣的译本更实用，因为宋君荣法译本中没有注释，且不是全译；罗氏所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比冯秉正的译本早了20年；他还翻译了《二十四孝》、《三字经》、《千字文》、《1730年京报摘抄》、《日本简史》等书。
第三届使团学生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тьев）于1755年返回俄国，1756年被任命为外务委员会翻译，开始了他在俄罗斯汉学史上成果卓著的汉学家生涯。他完成了罗索欣所没有翻译完的《八旗通志》，并于17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780年5月列昂季耶夫推出了由汉语和满语直接翻译的俄译本的《大学》，1782他摘译了《易经》，列昂季耶夫还翻译了《三字经》、文集《中国思想》（集中国汉、唐、宋等朝代的皇帝和官员治国思想，《孙子兵法》等书也包含其中）。1778―1779年，列昂季耶夫受女皇之命翻译满文本的《大清律例》简缩本（2卷），该译本问世后，时值叶卡捷琳娜二世及俄国宫廷的法典委员会制定法典的时期，对列昂季耶夫的译本兴趣极大，后又命翻译全文，全文3卷本于1781―1783年问世。1778年，列昂季耶夫节译了《大清一统志》，以《简述中国的城市、收入及其番属国》为题发表，该书完全保持了一手原始资料的特点，对于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列昂季耶夫一生发表作品22种，这些由汉语和满语直接翻译的作品是对18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思想生活的一大贡献，他的作品不仅几乎全部得以在俄国发表，而且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欧洲发表（如《中国思想》就被译成了德语和法语）。
第八届使团的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继承前贤的翻译中国经典的传统先后翻译了：《通鉴纲目》、《元史》、《北京使节出使西藏谒见第巴桑结、出使准噶尔谒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诸汗记》、《明亡清兴（叛民李自成生平）》、《汉蒙满俄拉丁词典》、《俄华例句详解大辞典》、《汉满例句详解成语辞典》、《汉语发音词典》（又名《五方元音》）、《按发音或声调排列的汉语词典》、《俄汉神学术语与基督教典籍语句词典》、《俄汉医药辞典》、《皇家科学院中国日本图籍目录》、《太上感应篇》、《唐太宗时期建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食物本草》、《脉理歌诀》。
第九届东正教使团团长比丘林（НикитаЯковлевич Пичуринский，1777―1853）更是著作等身，他一生的著述极大地推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他也被称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性著作有：《三字经》、《四书》、《西藏志》、《西域记》、《资治通鉴纲目》、《汉俄词典》、《汉俄语音简明词典》、《汉拉（语音）词典》、《满—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词汇词典》、《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国详志》、《中国民情与风尚》、《蒙古札记》、由《元史》前三卷和《通鉴纲目》选译的《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十五世纪至今的卫拉特，即卡尔梅克人历史述评》、《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三卷）、《东亚中亚史地资料汇编》等。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的巴拉第在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上非常勤奋，根据陈开科的研究，他先后翻译和注释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圣祖亲征录》、《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纪要》、《迦毗罗学说》、《佛陀传》、《古代佛教史》、《中国的穆斯林》、《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徒刘泽亮编译遏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简介》、《中国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中国史料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随班大学生戈尔斯基，主要代表著作有：《满族先世的肇始与发迹》、《清室源流与满洲名义》；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随班大学生杂哈劳，主要代表作：《新疆详图》；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医生塔塔林诺夫，主要代表作：《中国医学》、《中国麻醉术与水疗法评价》；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修士伊拉里昂，主要代表作：《中国西藏关系史纲》、《平定罗刹方略》、《论俄中关系和中国军队的俄罗斯连》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随班大学生赫拉波维茨基，其代表作：《甲申之变—明朝灭亡之际的北京事变》、《钱币制度历史概览》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司祭茨威特科夫的代表作：《基督教入中国考》、《七世纪的景教碑》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司祭叶夫拉姆皮的主要代表作：《关于钞法的会奏》、《南京灾难的回忆》等。
在19世纪反映东正教北京使团的汉学研究成就的重要代表是连续出版了四集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虽然只有四集，但这些俄罗斯汉学研究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惊讶，蔡鸿生先生曾将《著作集》中的主要论文翻译成中文，例如，杂哈老的《中国户口历史概览》、戈什克维奇的《中国人脂粉调剂法》、《中式算盘》、《中国佛徒发源出家仪式》、《御膳用香稻米》等等，这些研究在整个西方汉学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
通过这个简单回顾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俄罗斯汉学在欧洲汉学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将俄罗斯的汉学和西欧的汉学做个比较可以看出，俄罗斯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拥有职业汉学家的国家。这就是柳若梅在书稿中介绍的汉学家巴耶（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这位来自德国哥尼斯堡的专家。一开始他是被彼得大帝作为古希腊研究的专家请来的，后来他转向中国研究，并和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建立了通讯关系，独立地开始了汉学研究，并出版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本汉学著作《中国博览》。他1726年2月携家来到了彼得堡，任职古希腊罗马史院士席位。鉴于他在东方研究方面的贡献，1734年11月22日的科学院大会上，授予他东方古迹史院士席位。在彼得堡科学院，巴耶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巴耶在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标志着俄罗斯汉学作为欧洲汉学的一部分，与欧洲汉学有着一种历史和学术的联系。他同法国汉学家的通讯，以及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讯都说明在俄罗斯汉学在其创立时期与欧洲汉学的密切关系。巴耶的汉学研究说明俄罗斯汉学在欧洲汉学史的地位，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巴耶应该算作欧洲第一位职业汉学家，他从事职业汉学研究要早于法国的雷慕萨。
尽管如此，巴耶所开创的俄罗斯汉学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他们的汉学研究是在西欧汉学研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这就使俄罗斯汉学在其创立的初期打上了较深的西欧汉学的印记。
但俄罗斯汉学真正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西方汉学史上写出自己的辉煌，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则应开始于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时期。按照阎国栋的说法，俄罗斯汉学与欧美汉学和日韩代表的东亚汉学形成了“汉学鼎足为三，共同构成了世界汉学的基本格局”。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长年生活在中国的使团成员，无论是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数，还是其研究的成果来看，都已经大大超越了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说，如果同西欧汉学相比，在19世纪俄罗斯汉学领先于西欧汉学。为何在此期间俄罗斯汉学的成就超过西欧汉学呢？今天我们考察这段历史，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雍正禁教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在人数上大大减少，相比之下，在北京最多的欧洲人是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人员，而且长年坚持，每十年一轮。在同中国的制度关系建立上俄罗斯走在了西欧各国的前面。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并展开他们的汉学研究是有制度保证的。这种体制上的稳定性，使其在华汉学家人数明显超过来华的其他天主教修会，而其中的多数人又为其学术成果的积累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北京的东正教使团主要担任外交使命和汉学研究的任务，他们没有传教的任务。这是他们和在华的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会士的重大区别。那些在宫中的耶稣会士尽管才华横溢，但其主要的精力仍要放在为皇帝的服务上，这是和他们在中国的总体传教策略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各地的传教活动是要依托在北京宫中的那些传教士的，没有宫中的这些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的庇护，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能在雍正禁教后就土崩瓦解了。反之，我们看到在北京的这些东正教使团的神职人员并未把精力放在传教上，他们几乎是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中国的研究，为俄罗斯在东方的扩张提供学术的支持。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大都认为在华耶稣会的汉学家代表着西方传教士汉学的最高成就，现在看来要改变这种看法了。
二
西方东方学的形成既有其知识的积累，也有其集体的想象。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但他的确从一个从未注意的视角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不管西方的思想家们如何将东方作为“他者”，来构造自己的理想和乌托邦。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在西方思想形成的历程中东方文化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作为“乌托邦”的想象或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靶子。这样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们所制造出来的“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的社会发展模式就自然被消解了。在“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的模式中，西方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似乎神圣的、神秘的历史逻辑：希腊——基督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上帝好像把智慧的苹果只给了西方人，西方人所以实现了现代化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他的成功是应为有着自己的独有的文化。正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展示的逻辑那样，资本主义的精神只有在基督新教的那种氛围中才能产生。
相反，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想实现现代化，那只有学习西方，不仅仅是器物层面上学，在精神层面上更要学。现代化这个圣物是建立在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其他文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走这条路。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暂不说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的确有着其他文明所要学习的地方，其实，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同样有着其他文明学习的地方。不能因为近代以来几百年希腊、基督教文明在现代化上领先，其他文明就丧失了自身文明的意义。
这是一个文明理论问题，我们不做展开。我们从历史上看，“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模式忘记了东方和西方从而不是在孤立的历史地缘中行进的，这些人鼓吹这种“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大都是西方的思想家，但很少是历史学家。一旦进入历史，进入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逻辑只有片面的真理，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历史。
作为东方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汉学的存在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产物，在解释的历史中它凝结着真实的知识，在真实的知识中它包含着集体的想象。作为中国的知识一旦到了西方，它从来不仅仅停留在汉学的书桌上，作为异邦的知识，它一进入欧洲就成为思想家的材料。知识一旦从传播进入影响阶段，它就开始飞速的变异，成为本土文化和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像秋天的蒲公英一样随风飘荡。
当法国的来华传教士把一个儒家的中国介绍到欧洲时，中国立即成为启蒙运动手中的武器，最典型的是伏尔泰。儒家的自然主义成为其攻击教会一神论的最有力的说辞，没有耶稣的中国过着一样幸福的生活，教会的那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说法不攻自破；中国历史的自然编年的可靠性揭穿了教会的基督教历史编年的荒诞。
当法国迷恋中国的时候，俄罗斯正在迷恋法国。伏尔泰成为叶卡捷娜二世的精神导师，在她和伏尔泰的通信中对中国赞赏不止，她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建造了中国剧院，中国园林，小桥流水，九曲回廊，亭台楼阁，甚至她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中国古代的贤明皇帝成为主角。
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启蒙思想家交往密切，倾慕法国宫廷的“中国风格”，醉心于中国的物质文化，这也带动了俄国的社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18世纪下半叶，俄国思想家和大众文化界对于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诺维科夫、冯维辛、捷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俄国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作品中关注中国，而且借助中国深入思考俄国现实。这一时期，彼得堡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储备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翻译，他们外语娴熟，也出于工作或其他原因同东方学或汉学发生了联系。”
这里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俄罗斯思想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思想进程有所不同。如果说，启蒙运动者从中国获得智慧，从而为自身的思想裂变寻找到了一种思想的武器。这个演变的过程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东方成为其思想和文化发展与变迁的重要的因素。而俄罗斯没有经历一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俄罗斯思想和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就是在叶卡捷琳娜时期，此时从法国学来的“中国热”和此后从东正教使团那里带来的中国知识和思想，成为俄罗斯本身思想和文化形成、成熟的重要因素。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仅其躯体的一半在东方，其思想的来源一半也在东方，这或许和它经历的近20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有关，由此，才形成了俄罗斯性格和思想中的独特一面：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是其文化的底色，但东方思想，即对中国思想的消化始终是其成长、成熟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以后的历史中得到证明。
当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随着欧洲的逐步发展而渐渐退潮，当亚当•斯密和黑格尔公开批评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19世纪西方思想家的批判对象。而恰恰这个时候俄罗斯的思想界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敬仰，中国始终成为俄罗斯进步思想家关注的对象，中国思想始终成为建构俄罗斯思想文化的重要文化来源。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是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评价，他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普希金对中国始终充满友好与渴望。
在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轻风吹来了凉爽；
在飘动的树林的阴影里，
中国的夜莺在歌唱。
这是普希金著名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的一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对他的影响。普希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与他结识了来华的东正教使团的重要汉学家比丘林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丘林曾将自己翻译的《三字经》等书送给普希金，普希金在写作他的《普加乔夫史》时也读了不少比丘林和其他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甚至在普希金失恋的一段时间，他向沙皇提出要到中国访问。虽然，这个梦想最终并未实现，但他始终对中国所抱有的热情和当时欧洲已经消退的中国热形成明显的反差。
“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这是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去世前几个月所留下的一句名言。按照戈宝权先生的研究，托尔斯泰在19世纪的70―80年代思想开始发生“激变”。他试图在基督教学说、中国孔子，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新的学说，建立自己的新生活。“据统计，他当时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译本就有32种之多。当1891年10月彼得堡的出版家列杰尔列询问他，世界上有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深时，他答复说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在托尔斯泰从中国吸取智慧和思想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界早已经把中国作为死去的木乃伊，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天津，进入北京烧杀掠夺时，他发表有名的政论文《不准杀害》，对西方列强的罪行提出严重的抗议。
托尔斯泰转向中国文化，希望从中国文化实现自己精神追求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实际上托尔斯泰转向东方思想，代表了俄罗斯思想和文化一个特质。如果和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茨相比，他们都对中国思想和文化怀着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都是从当时本国的思想和文化变迁的需求出发的。但托尔斯泰的特点在于，他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是与俄罗斯文化的内在东方特质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东方、中国是俄罗斯精神形成中的重要因素，这使它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介绍和接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从冈察洛夫到托尔斯泰，从契科夫到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我们可以列出一串俄罗斯文学家在其建构自己文学作品时，从中国汲取思想的名单，而正是通过他们，俄罗斯汉学成为俄罗斯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1944―1948年间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授课期间，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任何一个世界的分支，这个世界是由自身最原本的东西构成，其中蕴藏着无限的潜能……中国通过典籍和艺术作品回答了人类思想和人类理想的很多课题，这种回答是全新的，在欧洲、在俄国都找不到这样的回答……欧洲的知识文化世界只是世界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世界是另外一个部分，就其博大而言，中国世界丝毫不逊于欧洲”。汉学家的认识融入到文学家和思想家那里，成为俄罗斯精神的一部分，像柳若梅在书稿中所说的“处于俄国学术整体发展背景之下的俄罗斯汉学是俄罗斯东方学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的汉学发展路径有所不同的是，在俄罗斯大地上，‘中国’是伴随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进入俄罗斯人的视野之中的，因而俄罗斯汉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俄罗斯独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是一个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民族，乌拉尔山脉像他英俊的鼻梁，将欧亚大陆共同铸造在他沧桑的面孔上。这只同时遥望东西方的雄鹰，不仅有着广阔的东方沃土，也同样有着东方的思想。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
中心
（责任编辑 袁剑）
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
柳若梅等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我们这一代人对俄罗斯有着特殊的感情，记得上小学时老师鼓励我们和俄罗斯小朋友通信，我用仅学了1年的俄语给遥远的俄罗斯的一位小朋友写了信，还真的收到了回信。读《青年近卫军》，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成为我们中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近百年来中国人最了解的国家，并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莫过于俄罗斯。
但我们知道俄罗斯了解中国多少吗？在我从事海外汉学史研究以前，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做域外汉学研究的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关注的是西方汉学或者东亚汉学，很少有人将俄罗斯汉学放在世界汉学的一流国家来看待。在我读完了我的同事柳若梅的《院士汉学家》的书稿后，这个看法发生了动摇，俄罗斯汉学的悠久历史和巨大成就极大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一
如果将俄罗斯汉学和欧洲汉学相比较，俄罗斯汉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和中国有着地缘政治的关系，这是西欧各国所不及的。而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汉学的成就与特点。中俄两国山水相连，这一点曾使许多西欧人十分羡慕。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到达东方的航道有两条：一条是葡萄牙人开辟的，沿西非海岸，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澳门；一条是西班牙人开辟的，过大西洋到达墨西哥，后横渡太平洋到达菲律宾，来到中国的福建沿海。后因荷兰和葡萄牙争夺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这条通道经常被阻断。这样欧洲人就想开辟新的通往亚洲的通道，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俄罗斯。当时，对中国极感兴趣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对开辟这条通道十分热心。他曾亲自给来华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写信，希望他回中国时从俄罗斯借道，以便开辟一条陆路达到中国的通道。在他编辑的德国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近事》中，不仅仅收入了《1693—1695年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一文，而且在书的序言中他也写下了下面这段热情的文字,“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计划，人类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应该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Tschina（人们这样称呼它），也许是天意如此安排，以至于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许会把他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好的生活理念当中。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的，即借助其辽阔疆土把中国和欧洲连在一起，并统治着北冰洋沿岸那些北方不文明地区的俄罗斯人，应该通过他们当今统治者和教会牧首的精诚努力，就像我所理解的那样，致力于仿效我们的功绩。”
当然，莱布尼茨在世时这条通道始终没有打通，但他的愿望最终还是由俄罗斯的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们实现了。
早在1676年，俄国的外交部官员斯帕法里（Н•Г•Спафарий-Милеску）就访问过北京，以后俄罗斯也多次派出使团来华，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始终不能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天赐良机，“中俄雅克萨之战，俄军败，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部分俄俘被送往北京。先后被带到北京、归顺为清朝臣民的俄俘有近百人。身为满族的清朝统治者继承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异族‘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允许俄俘保持其原有的宗教信仰即东正教信仰，按常规行圣事，并为其安排了供奉圣像之所。”虽然，俄方提出在中国建立教堂等事未被批准，但东正教在中国的存在为俄国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深入地了解中国打下了巧妙的伏笔。1711年，在中国北京主持东正教活动的马克西姆神父去世。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俄国以准许中国派往卡尔梅克的使团经俄境前往，作为交换条件，请求由俄国再派出东正教司祭为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持圣事。1715年，俄国政府和教会终于将东正教使团派入北京，这便是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后经中国和俄罗斯所签订的《恰克图条约》（1728年），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被确定为10人，4名神职人员，6名世俗人员，包括随团的医生和学员，定期每10年轮换一届。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开始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
由此，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合法身份，从1715年的第一届东正教使团到1956年的第二十届，在这长达250年的历史中，俄罗斯成为世界各国在中国最早建立正式的外交使团，并保持如此长的时间的唯一国家。东正教使团成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正如孙越生先生所说“到1860年俄国在中国设立公馆为止的一个多世纪时间……实际上既是沙俄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又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中国学的大本营，一身三任焉。”实际上，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当时在北京的欧洲人只剩下了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人，当时英法联军和奕亲王都在找能中文和欧洲语言间做翻译的人，所能找的“通事”也只是东正教使团的人。
以往学术界大都认为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在汉学成就上很高，到宋君荣、冯秉正、韩国英和钱德明时，他们个个都是著作等身。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有13卷之巨，宋君荣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王朝史》、《中国天文学史》不同凡响，钱德明的《满法词典》及孔子研究更是享誉欧洲。《耶稣会书简集》、《中华帝国史》、《中国杂纂》，这些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奠基整个欧洲汉学。但如果我们细细梳理俄罗斯驻北京使团成员的汉学著作时，他们的汉学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令人惊讶的。我在这里把柳若梅书稿和相关学者著作中所介绍的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和他们的汉学著作稍加整理，就会看出这一点。
第二届使团中的随团学生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在中国生活了12年，1750年他完成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翻译；1756年，罗索欣受命翻译《八旗通志初集》，得译稿共16卷，罗索欣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大量极为详尽的注释，集成单独一集——《所有满语汉语词、人名、封号和职官注释》；罗索欣由满语翻译《异域录》的俄译本发表。这个译本和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的法译本相比，罗索欣的译本更实用，因为宋君荣法译本中没有注释，且不是全译；罗氏所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比冯秉正的译本早了20年；他还翻译了《二十四孝》、《三字经》、《千字文》、《1730年京报摘抄》、《日本简史》等书。
第三届使团学生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тьев）于1755年返回俄国，1756年被任命为外务委员会翻译，开始了他在俄罗斯汉学史上成果卓著的汉学家生涯。他完成了罗索欣所没有翻译完的《八旗通志》，并于17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780年5月列昂季耶夫推出了由汉语和满语直接翻译的俄译本的《大学》，1782他摘译了《易经》，列昂季耶夫还翻译了《三字经》、文集《中国思想》（集中国汉、唐、宋等朝代的皇帝和官员治国思想，《孙子兵法》等书也包含其中）。1778―1779年，列昂季耶夫受女皇之命翻译满文本的《大清律例》简缩本（2卷），该译本问世后，时值叶卡捷琳娜二世及俄国宫廷的法典委员会制定法典的时期，对列昂季耶夫的译本兴趣极大，后又命翻译全文，全文3卷本于1781―1783年问世。1778年，列昂季耶夫节译了《大清一统志》，以《简述中国的城市、收入及其番属国》为题发表，该书完全保持了一手原始资料的特点，对于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列昂季耶夫一生发表作品22种，这些由汉语和满语直接翻译的作品是对18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思想生活的一大贡献，他的作品不仅几乎全部得以在俄国发表，而且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欧洲发表（如《中国思想》就被译成了德语和法语）。
第八届使团的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继承前贤的翻译中国经典的传统先后翻译了：《通鉴纲目》、《元史》、《北京使节出使西藏谒见第巴桑结、出使准噶尔谒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诸汗记》、《明亡清兴（叛民李自成生平）》、《汉蒙满俄拉丁词典》、《俄华例句详解大辞典》、《汉满例句详解成语辞典》、《汉语发音词典》（又名《五方元音》）、《按发音或声调排列的汉语词典》、《俄汉神学术语与基督教典籍语句词典》、《俄汉医药辞典》、《皇家科学院中国日本图籍目录》、《太上感应篇》、《唐太宗时期建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食物本草》、《脉理歌诀》。
第九届东正教使团团长比丘林（НикитаЯковлевич Пичуринский，1777―1853）更是著作等身，他一生的著述极大地推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他也被称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性著作有：《三字经》、《四书》、《西藏志》、《西域记》、《资治通鉴纲目》、《汉俄词典》、《汉俄语音简明词典》、《汉拉（语音）词典》、《满—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词汇词典》、《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国详志》、《中国民情与风尚》、《蒙古札记》、由《元史》前三卷和《通鉴纲目》选译的《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十五世纪至今的卫拉特，即卡尔梅克人历史述评》、《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三卷）、《东亚中亚史地资料汇编》等。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的巴拉第在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上非常勤奋，根据陈开科的研究，他先后翻译和注释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圣祖亲征录》、《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纪要》、《迦毗罗学说》、《佛陀传》、《古代佛教史》、《中国的穆斯林》、《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徒刘泽亮编译遏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简介》、《中国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中国史料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随班大学生戈尔斯基，主要代表著作有：《满族先世的肇始与发迹》、《清室源流与满洲名义》；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随班大学生杂哈劳，主要代表作：《新疆详图》；
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医生塔塔林诺夫，主要代表作：《中国医学》、《中国麻醉术与水疗法评价》；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修士伊拉里昂，主要代表作：《中国西藏关系史纲》、《平定罗刹方略》、《论俄中关系和中国军队的俄罗斯连》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随班大学生赫拉波维茨基，其代表作：《甲申之变—明朝灭亡之际的北京事变》、《钱币制度历史概览》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司祭茨威特科夫的代表作：《基督教入中国考》、《七世纪的景教碑》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司祭叶夫拉姆皮的主要代表作：《关于钞法的会奏》、《南京灾难的回忆》等。
在19世纪反映东正教北京使团的汉学研究成就的重要代表是连续出版了四集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虽然只有四集，但这些俄罗斯汉学研究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惊讶，蔡鸿生先生曾将《著作集》中的主要论文翻译成中文，例如，杂哈老的《中国户口历史概览》、戈什克维奇的《中国人脂粉调剂法》、《中式算盘》、《中国佛徒发源出家仪式》、《御膳用香稻米》等等，这些研究在整个西方汉学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
通过这个简单回顾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俄罗斯汉学在欧洲汉学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将俄罗斯的汉学和西欧的汉学做个比较可以看出，俄罗斯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拥有职业汉学家的国家。这就是柳若梅在书稿中介绍的汉学家巴耶（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这位来自德国哥尼斯堡的专家。一开始他是被彼得大帝作为古希腊研究的专家请来的，后来他转向中国研究，并和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建立了通讯关系，独立地开始了汉学研究，并出版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本汉学著作《中国博览》。他1726年2月携家来到了彼得堡，任职古希腊罗马史院士席位。鉴于他在东方研究方面的贡献，1734年11月22日的科学院大会上，授予他东方古迹史院士席位。在彼得堡科学院，巴耶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巴耶在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标志着俄罗斯汉学作为欧洲汉学的一部分，与欧洲汉学有着一种历史和学术的联系。他同法国汉学家的通讯，以及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讯都说明在俄罗斯汉学在其创立时期与欧洲汉学的密切关系。巴耶的汉学研究说明俄罗斯汉学在欧洲汉学史的地位，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巴耶应该算作欧洲第一位职业汉学家，他从事职业汉学研究要早于法国的雷慕萨。
尽管如此，巴耶所开创的俄罗斯汉学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他们的汉学研究是在西欧汉学研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这就使俄罗斯汉学在其创立的初期打上了较深的西欧汉学的印记。
但俄罗斯汉学真正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西方汉学史上写出自己的辉煌，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则应开始于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时期。按照阎国栋的说法，俄罗斯汉学与欧美汉学和日韩代表的东亚汉学形成了“汉学鼎足为三，共同构成了世界汉学的基本格局”。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长年生活在中国的使团成员，无论是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数，还是其研究的成果来看，都已经大大超越了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说，如果同西欧汉学相比，在19世纪俄罗斯汉学领先于西欧汉学。为何在此期间俄罗斯汉学的成就超过西欧汉学呢？今天我们考察这段历史，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雍正禁教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在人数上大大减少，相比之下，在北京最多的欧洲人是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人员，而且长年坚持，每十年一轮。在同中国的制度关系建立上俄罗斯走在了西欧各国的前面。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并展开他们的汉学研究是有制度保证的。这种体制上的稳定性，使其在华汉学家人数明显超过来华的其他天主教修会，而其中的多数人又为其学术成果的积累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北京的东正教使团主要担任外交使命和汉学研究的任务，他们没有传教的任务。这是他们和在华的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会士的重大区别。那些在宫中的耶稣会士尽管才华横溢，但其主要的精力仍要放在为皇帝的服务上，这是和他们在中国的总体传教策略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各地的传教活动是要依托在北京宫中的那些传教士的，没有宫中的这些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的庇护，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能在雍正禁教后就土崩瓦解了。反之，我们看到在北京的这些东正教使团的神职人员并未把精力放在传教上，他们几乎是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中国的研究，为俄罗斯在东方的扩张提供学术的支持。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大都认为在华耶稣会的汉学家代表着西方传教士汉学的最高成就，现在看来要改变这种看法了。
二
西方东方学的形成既有其知识的积累，也有其集体的想象。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但他的确从一个从未注意的视角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不管西方的思想家们如何将东方作为“他者”，来构造自己的理想和乌托邦。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在西方思想形成的历程中东方文化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作为“乌托邦”的想象或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靶子。这样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们所制造出来的“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的社会发展模式就自然被消解了。在“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的模式中，西方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似乎神圣的、神秘的历史逻辑：希腊——基督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上帝好像把智慧的苹果只给了西方人，西方人所以实现了现代化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他的成功是应为有着自己的独有的文化。正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展示的逻辑那样，资本主义的精神只有在基督新教的那种氛围中才能产生。
相反，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想实现现代化，那只有学习西方，不仅仅是器物层面上学，在精神层面上更要学。现代化这个圣物是建立在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其他文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走这条路。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暂不说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的确有着其他文明所要学习的地方，其实，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同样有着其他文明学习的地方。不能因为近代以来几百年希腊、基督教文明在现代化上领先，其他文明就丧失了自身文明的意义。
这是一个文明理论问题，我们不做展开。我们从历史上看，“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模式忘记了东方和西方从而不是在孤立的历史地缘中行进的，这些人鼓吹这种“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峙”大都是西方的思想家，但很少是历史学家。一旦进入历史，进入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逻辑只有片面的真理，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历史。
作为东方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汉学的存在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产物，在解释的历史中它凝结着真实的知识，在真实的知识中它包含着集体的想象。作为中国的知识一旦到了西方，它从来不仅仅停留在汉学的书桌上，作为异邦的知识，它一进入欧洲就成为思想家的材料。知识一旦从传播进入影响阶段，它就开始飞速的变异，成为本土文化和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像秋天的蒲公英一样随风飘荡。
当法国的来华传教士把一个儒家的中国介绍到欧洲时，中国立即成为启蒙运动手中的武器，最典型的是伏尔泰。儒家的自然主义成为其攻击教会一神论的最有力的说辞，没有耶稣的中国过着一样幸福的生活，教会的那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说法不攻自破；中国历史的自然编年的可靠性揭穿了教会的基督教历史编年的荒诞。
当法国迷恋中国的时候，俄罗斯正在迷恋法国。伏尔泰成为叶卡捷娜二世的精神导师，在她和伏尔泰的通信中对中国赞赏不止，她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建造了中国剧院，中国园林，小桥流水，九曲回廊，亭台楼阁，甚至她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中国古代的贤明皇帝成为主角。
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启蒙思想家交往密切，倾慕法国宫廷的“中国风格”，醉心于中国的物质文化，这也带动了俄国的社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18世纪下半叶，俄国思想家和大众文化界对于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诺维科夫、冯维辛、捷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俄国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作品中关注中国，而且借助中国深入思考俄国现实。这一时期，彼得堡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储备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翻译，他们外语娴熟，也出于工作或其他原因同东方学或汉学发生了联系。”
这里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俄罗斯思想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思想进程有所不同。如果说，启蒙运动者从中国获得智慧，从而为自身的思想裂变寻找到了一种思想的武器。这个演变的过程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东方成为其思想和文化发展与变迁的重要的因素。而俄罗斯没有经历一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俄罗斯思想和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就是在叶卡捷琳娜时期，此时从法国学来的“中国热”和此后从东正教使团那里带来的中国知识和思想，成为俄罗斯本身思想和文化形成、成熟的重要因素。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仅其躯体的一半在东方，其思想的来源一半也在东方，这或许和它经历的近20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有关，由此，才形成了俄罗斯性格和思想中的独特一面：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是其文化的底色，但东方思想，即对中国思想的消化始终是其成长、成熟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以后的历史中得到证明。
当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随着欧洲的逐步发展而渐渐退潮，当亚当•斯密和黑格尔公开批评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19世纪西方思想家的批判对象。而恰恰这个时候俄罗斯的思想界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敬仰，中国始终成为俄罗斯进步思想家关注的对象，中国思想始终成为建构俄罗斯思想文化的重要文化来源。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是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评价，他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普希金对中国始终充满友好与渴望。
在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轻风吹来了凉爽；
在飘动的树林的阴影里，
中国的夜莺在歌唱。
这是普希金著名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的一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对他的影响。普希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与他结识了来华的东正教使团的重要汉学家比丘林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丘林曾将自己翻译的《三字经》等书送给普希金，普希金在写作他的《普加乔夫史》时也读了不少比丘林和其他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甚至在普希金失恋的一段时间，他向沙皇提出要到中国访问。虽然，这个梦想最终并未实现，但他始终对中国所抱有的热情和当时欧洲已经消退的中国热形成明显的反差。
“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这是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去世前几个月所留下的一句名言。按照戈宝权先生的研究，托尔斯泰在19世纪的70―80年代思想开始发生“激变”。他试图在基督教学说、中国孔子，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新的学说，建立自己的新生活。“据统计，他当时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译本就有32种之多。当1891年10月彼得堡的出版家列杰尔列询问他，世界上有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深时，他答复说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在托尔斯泰从中国吸取智慧和思想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界早已经把中国作为死去的木乃伊，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天津，进入北京烧杀掠夺时，他发表有名的政论文《不准杀害》，对西方列强的罪行提出严重的抗议。
托尔斯泰转向中国文化，希望从中国文化实现自己精神追求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实际上托尔斯泰转向东方思想，代表了俄罗斯思想和文化一个特质。如果和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茨相比，他们都对中国思想和文化怀着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都是从当时本国的思想和文化变迁的需求出发的。但托尔斯泰的特点在于，他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是与俄罗斯文化的内在东方特质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东方、中国是俄罗斯精神形成中的重要因素，这使它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介绍和接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从冈察洛夫到托尔斯泰，从契科夫到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我们可以列出一串俄罗斯文学家在其建构自己文学作品时，从中国汲取思想的名单，而正是通过他们，俄罗斯汉学成为俄罗斯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1944―1948年间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授课期间，在谈到中国时说，“中国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任何一个世界的分支，这个世界是由自身最原本的东西构成，其中蕴藏着无限的潜能……中国通过典籍和艺术作品回答了人类思想和人类理想的很多课题，这种回答是全新的，在欧洲、在俄国都找不到这样的回答……欧洲的知识文化世界只是世界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世界是另外一个部分，就其博大而言，中国世界丝毫不逊于欧洲”。汉学家的认识融入到文学家和思想家那里，成为俄罗斯精神的一部分，像柳若梅在书稿中所说的“处于俄国学术整体发展背景之下的俄罗斯汉学是俄罗斯东方学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的汉学发展路径有所不同的是，在俄罗斯大地上，‘中国’是伴随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进入俄罗斯人的视野之中的，因而俄罗斯汉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俄罗斯独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是一个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民族，乌拉尔山脉像他英俊的鼻梁，将欧亚大陆共同铸造在他沧桑的面孔上。这只同时遥望东西方的雄鹰，不仅有着广阔的东方沃土，也同样有着东方的思想。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
中心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