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北民歌英译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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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陕北民歌是流传在黄土高原上的一部鸿幅巨著,一首饱含高原人情感的不朽史诗,这块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在民俗音乐史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本文中,以《西北回响》的中英翻译为例,借用“三美”论,从意、音、形三个方面分析和归纳了民歌英译的方法与技巧。主要介绍了如何恰当地处理汉语歌词中的比兴手法,实现上下文的逻辑连贯;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民歌中的叠词、垫词等音节、音律问题。
  【关键词】“三美”比兴手法 民歌翻译《西北回响》
  一、引言
  环顾世界版图,一个雄鸡形状的文明古国始终屹立于遥远的东方,其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这块地灵人杰的土地上,西北地区被沙化成了大漠,黄河古道纵横交错,丝绸之路穿梭其间。站在古城墙的残垣断壁下,仿佛依旧能够听到金戈铁马的悲鸣,看到南北军阀的混战。可为黄土高原撰写历史的不是流芳百世的摩崖石刻,也不是饱经风霜的文物古迹,而是人们至今难忘的民歌旋律,历经沧桑的黄土高原给予了陕北民歌生命和发展,而陕北民歌也为这块黄土地赋予了灵魂。极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将陕北人民的生活绘声绘色的推广到了全中国;王宏印教授的陕北民歌英译集—《西北回响》又将这曲民族天籁推广到了全世界。本文以《西北回响》为例,借用“三美”论,从音、意、形三个方面对英译陕北民歌进行考究与归纳。
  二、三美
  在《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中,鲁迅先生就中国文字首次提出了“‘三美’,即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许渊冲,1996:62)。在古诗翻译中,许渊冲先生提出了“三美”论,即音美、意美、形美。实际上,这成为了古诗翻译的最高标准,许先生曾在其《三谈“意美、音美、形美”》一文中说:“‘意似’是译诗的低标准,‘意美’是高标准,‘三美’是最高标准。‘意似’只能使读者‘知之’,‘意美’却能使读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读者‘乐之’。(许渊冲,1987,02:70-77)”若要就其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意美最为根本,音美次之,形美则列其末,三者得兼则能实现“化境”之妙。民歌的翻译近似于诗歌,但要比后者通俗一些,所以,在本文中,将借用诗歌翻译的“三美”标准来分析《西北回响》,并总结翻译陕北民歌的方法与策略。
  1.“三美”之意。“意”的范围甚广,大到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小到三言两语的精干段落,在语言转化的过程中,又要求句句切题、字字达意。作为“三美”中最核心的要素,对译者的最低要求便是忠实原文,传情达意。陕北民歌多即兴创作,内容通俗,常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活跃于民间,为此,歌词本身自带有地域性、随意性和模糊性,故在译事范围内,译者应尽量化不可译因素为可译因素,并将其明晰化。古往今来,儒、释、道三大哲学对国人思维方式影响颇深,故而,中国文化倾向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即“悟”。在此历史背景下,汉语言是一种重意合的隐性语言,具有以象表意的传统,民歌中出现的大量比兴手法便是实证。所谓“比兴”始于《诗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比者,附也;兴者,起也。”宋代朱熹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王占斌,陈大亮,2014,02:30-35)。简而言之,“比”即为比喻,“兴”即为起兴,其形式多为上句起兴,下句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例如陕北民歌代表作《蓝花花》中以“五谷里的田苗子,数上高粱高”起兴,又以“一十三省的女儿,数上蓝花花儿好”比拟。
  与汉语不同的是,英国人注重逻辑思维,语言结构严谨。在行文方面更是注重形合,语法精准。是故,汉语的比兴手法势必同外文逻辑、语境相悖(Eugene Nida A,2001)。那么,在英译陕北民歌的过程中,如何既实现异域文化传真,又为目的语读者接受,成了译者首当其冲的大事。我们仍以《蓝花花》为例: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地爱死个人。
  五谷里的(那个)田苗子,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蓝花花儿好。
  译文为:
  Blue thread dark and light look ever the best,
  Blue Flower is born to the world so lovely and wet.
  Of all crops in the field,sorghum grows the tallest;
  Of all girls from the thirteen provinces,Blue Flower is the prettiest.
  ——Blue Flower
  此节中的前两句,以色彩动人的蓝线起兴,比拟主人公蓝花花的美丽脱俗;但是在英文语境中,蓝线和人没有任何关系,如何以一个毫无逻辑关系的事物承启下文?且看译文的处理:译文中用blue一词表达了“青、蓝”二色,同时,又通过blue的引申含义,暗示了蓝花花人生的不幸,所以此处的人名翻译没有使用拼音,而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此节中的后两句,以“高粱高”起兴,类比“蓝花花好”,前者为形象的类比,后者为关系的类比。一般在人物关系的类比中,都会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所以在译文中,大多都可采用最高级来表示。后两句的译文便是实证,类比关系清晰,上下结构工整。
  再看一例,《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一曲: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
  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
  三月的桃花满山山开,
  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
  译文为:
  The sunny day in June and windy day in December,
  That man comes to love woman is by human nature.   March sees all peach blossoms in full bloom;
  It’s a season that man comes to woman for love.
  ——Why Must A Man Love A Woman?
  选段出自选文《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的前两节,欲求译文切题达意,首先需要明白原文歌词的所含所指。“人爱人”在陕西方言中指恋爱,相爱;“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的意思是男欢女爱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天性,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应过分纠结于“老祖先”等字眼,否则会出现断章取义的误译。在第一节中以六月的骄阳,腊月的寒风起兴,暗示“人爱人”也如同季节气候的变化一样自然。此曲的标题《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被译为问句“Why Must A Man Love A Woman?”,后文中使用增译的手法(饶梦华,2014,03:45-47),将同一句话译为“That man comes to love woman is by human nature.”一则是对标题的回答,二则是抒发情感表示男女相爱出于天性,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如此安排,使得译文逻辑连贯,意象鲜明,实为佳作。第二节同样采用增译的手法,通过三月桃花开起兴,暗示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作为翻译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要实现“意美”,首先要忠实原文,由于陕北民歌中掺杂了大量方言,做好译前的语内翻译工作亦是十分重要。例如,民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哥哥、妹妹、干妹子、后生”等等代词,实则是对恋人比较含蓄的称呼,译者万万不能按其字面意思直译,诱发乱伦之嫌,贻笑大方,此类翻译皆可意译为“my dear,my darling,sweetheart”等,将其含蓄的语言开放化(方仪力,2012,03:16-20)。本文中,仅介绍汉语中比兴手法的翻译方法,强调异域环境中,逻辑关联的重要性。
  2.“三美”之音。民歌的翻译可以分为歌词文本翻译和说唱文本翻译两种。歌词文本翻译侧重于文字本身,对歌曲的曲调、韵律、风格等因素不多做考虑,文体类型更接近诗歌翻译,但比后者通俗许多;而说唱文本翻译,更侧重于逐字翻译,并将歌曲的节奏、韵律、停顿、特色等都尽量还原到译文中去,甚至连字数都与原文保持一致。总而言之,歌词文本翻译属于叙述性文本范畴,同时又是说唱文本翻译的基础。在剖析民歌翻译的过程中,一般都将“音”置于首位,但《西北回响》一书中收录的105首民歌译文,多数属于歌词文本,阅读性强,重视“信”与“达”,也正是对“三美”三要素重要性排序的一种回应。故笔者将“音”置于次要章节。本章中,笔者将以叠词为起点,开始一段探“音”之旅,依次分析垫词、拖音等的翻译方法。
  以下例来分析叠词的处理方法:
  瞭(啦)见那村村(哟)瞭不见那人,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
  ——《泪蛋蛋抛在沙蒿蒿的林》
  上文中出现的叠词为“A格BB型”,即“形容词(名) (格) 双音节叠词”。选段中见“泪格蛋蛋”。其本身意思就是眼泪,“格蛋蛋”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格”字起衔接作用,并无实际意义。但若将其改为“泪蛋蛋”,歌词瞬间就失色不少,不及原来生动,而且在音乐的节奏性上也不如以前紧凑。这种“A格BB型”的造词艺术使得歌曲更具音乐性,彰显其表现力。在英文中,并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王宏印教授便在选词方面加以补偿。将“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的林”译为“my teardrops drip into the sand bush”,译文中的“teardrops”生动形象的表达了“泪格蛋蛋”,强调不是一般的眼泪,而是大颗的泪蛋蛋。
  叠词和垫词是陕北民歌歌词造词艺术中的一大特色,几乎在每首歌中都能看到垫词的身影,例如《挂红灯》中最后一节:
  (曾巴巴依巴依巴伊巴伊巴曾)
  (嘿)红花花依花依花红,
  红花花依花依花依花依花红
  (嘿)绿格茵茵。
  张生你(呀)你是妹妹小情人(么嗯哎哟)。
  ——《挂红灯》
  译文为:
  (Lalalalalala,lalalalalalala,
  Lalalalalala,lalalalalalala)
  Roses red and leaves green,
  Mr.Sam is my sweetheart.
  ——Hang The Red Lantern
  以上选文中,括号里的内容都是垫词,垫词和叠词一样,并无实际意义,在歌词文本中作为装饰性音节出现,大多时候都做省译处理。但像选文第一句“曾巴巴依巴依巴伊巴伊巴曾”,自成一句,节奏明快,感染性强,这种象声字的文字游戏和语音游戏,一概译为英语诗歌中常用而现代汉语歌词也常用的“啦啦啦”代之,聊备一格。(王宏印,2009:77)此处,笔者有一存疑,经上文分析“三哥哥”为歌中女主人公的恋人,但王宏印教授将其译为“Mr.Sam”,并解释为取谐音当名字。笔者认为此处欠妥,对“三哥哥”采取音译的异化(Venuti L,1995)处理,可能会产生歧义,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笔者拙见,不如采取保守译法,将其译为“my dear”或“he”。
  综上所述,歌曲的翻译中,“音”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翻译的过程中,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译者当尽量仿造英文,力求以各种形式的英文诗歌特点或因素补偿之(王宏印,2009:4)。
  3.“三美”之形。形式方面,从格局和韵律两个方面来分析。格局层面主要包括句长和节长的形式特征和排比、对仗等手法的修辞特征(李林波,2009,03:78-82)。翻译方法接近于汉语诗歌的翻译,诗歌中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绝句,民歌中有“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的经典名曲,虽不像诗歌一样严谨、高深,但无论是从字数,亦或从修辞分析,民歌的上下句之间也都达成高度一致,且修辞手法特别能够烘托气氛,渲染情感,译者在处理的过程中,当尽量还原,切不可简单直译。韵律方面,不管是头韵还是尾韵,都不失为传情达意的又一法门,都要求译者严格按照原文形式,再现原文风采。以《走西口》为例:   哥哥你走西口,
  妹妹(呀)犯了愁。
  提起哥哥走西口(哎),
  小妹妹泪长流。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不丢手。
  有两句(那个)知心话(哎),
  哥哥你记心头。
  ——《走西口》
  译文为:
  You go to Xikou,
  I’m so sorry for you.
  Whoever says it to me,
  My tears come down.Woe!
  You go to Xikou,
  I can’t let you go.
  Please do remember
  Whatever I tell you.
  —— You Go to Xikou
  一曲《走西口》红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陕北民歌也由此成为了更加脍炙人口的民间艺术。除了悠扬的旋律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外,这首歌的形式类似于诗歌中的五言律诗,且基本每句都能压上尾韵。这就要求译者除了要保留其形式的对等,还要尽量保持尾韵一致。王宏印教授的译文,在音和形两个方面都尽善尽美,但笔者有另一处存疑,即“西口”的翻译,能否直接采用拼音译法?“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张雄艳,2010)事件之一,由于天灾人祸,导致山西、陕西、河北等省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西口”象征着遥远的地方,泛指长城北的口外,而非一个固定的地名。所以,笔者认为,此译不妥。以下为笔者拙译:
  My dear,you go to the westward,
  I cannot let you stay behind.
  Think of you go to the westward,
  Without control,my tears shed.
  My dear,you go to the westward,
  I cannot loose your hand.
  I have some secret words,
  You should bear in your mind.
  —— You Go to the Westward
  笔者选用“the westward”表达“西口”,一则指代西部的方向;二则为一种心理暗示,启发外国人联想到美国的西进运动,同样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迁至西部蛮荒的不毛之地。在《西北回响》的前言中王宏印教授就民歌翻译的形式给出了两条意见:“1.根据实际音节多少和句长的需要采用简略译法,个别有所增益;2.不追求押韵,但不回避自然的韵,力求讲究节奏感和句子长度控制。”(王宏印,2009:4)即译者不能刻意追求文章形式工整对仗,在只能达意不能押韵的地方,应顺其自然,做好主次安排。
  三、结语
  翻译陕北民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胜枚举,笔者归纳总结的翻译方法只能算是该领域的冰山一角,在粗浅的研究中,择要者而阐之。文章的“意、音、形”三方概括中,笔者将“意”置于首位,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又将汉语文本中的“比兴手法”及逻辑关联置于重中之重;其次,在“音”一章中,主要讲述了如何实现民歌这种艺术形式的异域传真,在译事范围内,尽量变不可译因素为可译因素,否则唯有忍痛舍去[8];笔者将“形”置于最后,并非形式不重要,而是形式建立于忠实和通顺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形式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环节,译者唯有做到了“信”和“达”,才能实现“雅”。总而言之,无论哪种形式的歌曲翻译,译者都当忠实于原文,同时又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文当注重意境和音律,力求歌词文本具有演唱性;在此,向王宏印教授致敬,是他开创了民歌英译的先河,为后生学子们指点迷津。站在伟人的肩上,译者们方能更好地将这块民族艺术瑰宝推向世界舞台。
  参考文献:
  [1]Eugene Nida 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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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林波.在诗中聆听歌的回音——评“西北回响”兼论陕北民歌的翻译[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03: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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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张雄艳.走西口移民与晋蒙交汇区村落的民俗文化变迁[D].山西大学.2010.
  作者简介:
  艾杨,女,(1989-),回族,河南南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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