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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筹备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展览期间，笔者曾与市档案馆的李立军、延雁等同志一起，对一批新征集到的历史档案进行甄别、遴选，这期间偶然看到一份刘耀奎先生亲笔手书的自传，三张薄纸，上面写有800余蝇头小楷，简略记述了其为革命事业所做工作，浏览之后深感弥足珍贵。为了能公开展出这件历史档案，笔者对刘耀奎生平事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考证。
这份自传是和市委组织部解放初期档案一并存放，且文中使用“北平”称谓，可初步判断其写作时间大致在1949年2月至9月之间，距今已60余年。查刘耀奎资料，仅见《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平民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3年内部出版）书中，收有袁中和等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对敌军、警、宪的工作》，其中在谈到解放前与一些国民党要员建立联系时，写到“他们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贡献很大。”在这些人中，提到刘耀奎的名字，但除了说明他“曾任过吴佩孚部下的团长”一句外，其它事迹则语焉不详。
但这份“自传”的内容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在经历一番周折后，笔者终于通过深圳市史志办公室黄铃主任的帮助，与著名作家梁斌的孙子——供职于深圳市卫生系统的梁实同志取得了联系，又经他的协助，在北京找到了刘耀奎的孙子刘亚州、刘海州、刘会州及孙女刘会仙。他们对于刘老先生的了解，多是从父辈口中得知。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将刘耀奎一生的重要片段连缀起来，一个辛亥革命老人为革命事业所作贡献便跃然纸上。
刘耀奎自传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刘耀奎，年六十八岁，河北省蠡县人，民国纪元前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民元后乃随孙岳南北奔走作反袁世凯称帝运动。民国六年与刘晓岚等因青神嵋州之役失败，乃返平仍抱定倒袁之宿志，曾被捕入狱直至“洪宪”失败始获释。以后即从军在孙岳部下。民十三曹锟贿选，冯玉祥将军领导国民革命军倒曹，孙岳任第三军军长，耀奎被任为团长。民十四孙岳调升陕西督军，我亦随往到西安，后以积劳成疾，乃退居北平以养蜂习劳自给，并研究心身命理之学，时与名僧居士交游，十数年来不谈政治，潜心研读哲学并粗涉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等书。民十八年与河北同乡李锡九李隐沧等，反对河北省长商震苛捐杂税，迫其辞职。民二十一年梁斌丁浩川同志来平潜伏工作，投宿我家，后以事露彼等被捕。我曾托陆军学校教官王文举李梅等保出。民二十二年介绍梁斌到国民党军团长李振清处去教他们英语数学，并暗作活动发展革命同志。后被敌人发觉，梁斌乃逃回北平。民国三十六年经梁斌介绍与董杰同志发生工作关系，曾介绍董同志与伪联勤第十一军械库史祝三库长发生工作关系。三十六年有革命同志会的老友王卓山因送冯玉祥出国，潜道来平与李锡九兄同至舍下，邀我去彰德劝说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起义。同时复有冀中军区罗玉川金城林铁诸同志派人来敦促我到冀中去，目的亦是去劝说李振清起义参加人民阵营。我乃拿起老精神，经冀中到冀南之冶陶镇，曾晤见冀鲁豫军区薄一波滕代远诸同志，相研讨进行方法，留住二十余日颇蒙款待。到彰德见到李振清后，因李系我旧属，故招待颇为殷勤。经与数夜密谈，宣扬人类正义，劝他认明是非真理，宜赶快投入解放阵营，唯李振清颇为玩固，执迷不悟，我深悔虚此一行，乃决意回解放区报命。奈李匪坚持不允，恐怕蒋匪得知对他起疑，乃用专机送我回北平。三十七年春石家庄曾派同志来平邀我与李锡九赴石工作，我因病未能偕往。后与赵凡同志取得联络在平地下工作，受董杰同志之领导，赵凡同志等亦常在我家开会计划工作。我由旧属伪监护四团团长史祝三之关系秘与伪联勤第五补给区司令耿幼麟打通协商尽力保全仓库物资。并吸收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厂长贾振纲及工程师王赓扬发生关系负命保全该厂。直至北平解放。
刘耀奎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河北省蠡县赵佃庄人。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并从那里毕业，以后从军。历任排长、连长、军官大队长、讲武堂队长、担架队长、营长、团长、采办处长、军法处长、保定警察厅长等职。
清末，朝廷极度腐败，外强恣意掠夺，国家危在旦夕，人民命若倒悬。在这种时局下，许多仁人志士选择了救亡图存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刘耀奎加入京津同盟会，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当时，以清廷重臣良弼为首的顽固派，组织起“宗社党”，坚决反对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和，意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在这种局势下，京津同盟会设立了北方暗杀部，刘耀奎参与谋划暗杀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谘使良弼、“宗社党”骨干载泽三人的计划，然而几次行动均未成功，行刺的革命党人却牺牲了很多。1月26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彭家珍亲自出马，结果在西四红罗厂良弼宅前，用炸弹当场把良弼左腿炸断，彭家珍自己也被弹片击中当场牺牲。彭家珍行刺时穿的军服及佩带的手枪，都是刘耀奎所提供的。两天后，良弼伤重不治而死。2月12日，惊魂未散的清宣统帝终于下诏宣布退位。
在此之前，刘耀奎等同盟会成员还参与了滦州起义，与刘耀奎关系密切的孙鼎臣、戴锡九等人因起义计划泄露而被杀害，而他历尽艰险，侥幸逃脱，后追随因参与滦州起义而被革职的孙岳，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在这期间，刘耀奎曾在天津组织暗杀活动，结果事情败露而被捕入狱，一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出来。这时的北洋军阀已分化为直、奉、皖三大派系，各自都在扩张势力。孙岳在保定凭借与曹锟的旧关系，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后又被任命为第15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移驻直隶大名府。刘耀奎在孙岳手下也得到重用。1924年10月，孙岳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冯玉祥将所率部队组建为国民军，孙岳出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驻防保定。刘耀奎也被晋升为团长，并且还担任过保定警察厅长一职。1925年8月，孙岳就任陕西督办，刘耀奎也一同去了西安。后因连年军阀混战，刘耀奎感到心灰意懒，遂解甲归隐，闲居北平。
在这期间，刘耀奎受到同乡李锡九的很大影响，在北平参加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从事反贪官、反横征暴敛的活动。李锡九是河北安平县人，原名李永声，字立三，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曾当选省议员，继而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他经常与新文化运动鼓吹者交往，思想倾向进步，1922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安平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共支部。他还参加过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被推选为直隶省党部主任委员，成为具有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社会活动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李锡九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在北平闲居期间，刘耀奎读了许多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后，他联合旧友奔走号召抗日救亡，但却发觉国民党政府毫无抗日诚意。1932年在他的家乡发生了著名的“保定二师学潮”，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酿成轰动全国的“七六惨案”。这之后，曾积极参与“保定二师学潮”的梁斌、丁浩川二人逃亡来到北平，投宿在刘耀奎家中。刘耀奎的夫人梁慕苏是梁斌的二姐，而梁斌与丁浩川都是加入了共青团的革命青年，他们来北平投靠二姐夫刘耀奎，一是因为有这层亲戚关系，二是梁斌对刘耀奎的信任。刘耀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玉昆、次子刘玉田。刘玉昆是共产党员，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杳无音讯。刘玉田与梁斌同岁，但却小了一辈儿。刘耀奎因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所作所为，辞官赋闲在家，梁斌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在北平期间，梁斌和丁浩川都加入了“左联”，但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逮捕。刘耀奎托军队中的旧友出面，费了一番周折才将二人保释出狱。
梁斌出狱后，经刘耀奎介绍去国民党第39师2团当文书。团长李振清曾经是刘耀奎任保定警察厅长时的下属，穷出身，能打仗，但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刘耀奎介绍梁斌去他那里，也是借口为李振清补习文化。梁斌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同时，还承担着党交给的秘密任务，要在敌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但他在开展工作时暴露了身份，不得已再次逃回北平。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斌与丁浩川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全国解放后，梁斌潜心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1958年出版后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播火记》、《烽烟图》，成为新中国著名作家。而丁浩川解放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东北师范大学代理校长、中国科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教育学》、《丁浩川教育文集》等，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只可惜在1961年时就英年早逝了。
1947年，刘耀奎再次见到梁斌时，梁斌已是一个沉稳、干练的共产党干部了，他把潜伏北平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董杰介绍给了二姐夫刘耀奎，并希望他能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多做贡献，刘耀奎欣然领受了任务。抗日战争时，梁斌是中共蠡县县委的领导人之一，而董杰在潜入北平之前曾是冀中之光县的县长，都是冀中九地委领导下的干部。此时董杰的组织关系已由九地委转到冀中区党委北平工作委员会，继而又转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下的平民工作委员会。赵凡是“平委”的书记，而董杰曾是“军警敌特工委”的委员。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刘耀奎在董杰领导下积极开展策反敌军活动，后又通过董杰的关系结识了赵凡，且联系日益密切，他的家也成为地下党秘密聚会的可靠据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就于1945年九、十月间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我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组织我军进行反击的同时，还秘密开展了争取高树勋将军的政治攻势。同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阵前起义，我军主力乘势在运动战中又歼敌两个军计2.3万余人，并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取得了邯郸战役的全面胜利。高树勋起义被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并冠之以“高树勋运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由于敌40军军长、副军长在战役中被俘，使得另一个副军长李振清顺利地当上40军的军长。而这个李振清与刘耀奎有着很深的关系。1922年6月，李振清入陆军第15混成旅学兵连，两年后调保定警察厅任职，负责屠宰税业务，此时的警察厅长就是刘耀奎。1925年夏天，李振清调暂编陆军第4师第8旅第15团任排长，而刘耀奎是该团的团长。正是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中共方面希望刘耀奎能出面劝说李振清弃暗投明、放弃内战。刘耀奎于是衔命赴河南彰德（今安阳），不顾个人安危前去游说。但是，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李振清最终还是没能顺应历史潮流，他谢绝了刘耀奎苦口婆心的开导，并用飞机直接把刘耀奎送回北平，为了表达老部下的敬意，还送了许多物品。
刘耀奎劝降未果，但毕竟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后中共方面又陆续派人去做李振清的工作，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40军军长庞炳勋曾经投降日军，给40军带来耻辱，所以在解放战争中40军与解放军作战非常卖力，想借此洗刷不好的名声。所以在1949年长江以北基本都解放时，就只剩下李振清的40军还在河南安阳、新乡两个孤立据点顽抗。实际上，在起义、战死还是逃跑这道选择题上，李振清苦苦挣扎了很久，据说他的夫人出身资本家，对“共产”二字绝不认同。最后，李振清以寻求补给为由，带着夫人去了台湾，把部队一股脑儿地丢给了副军长李辰熙。而李辰熙很快就带着40军向解放军投了诚。
回到北平的刘耀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联系傅作义部队中的旧关系，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并在这个过程中四处奔走，竭力劝说相识相熟的官员保全工厂、仓库中的设备与物资。但在1948年12月25日，也就是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平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大生号”油盐店伙计张喜增，因违反纪律、暴露身份而被捕，他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并出卖同志，致使赵凡、董杰等许多同志被捕，刘耀奎也因此锒铛入狱。所幸北平很快就和平解放了，关在狱中的政治犯都被无条件地释放。经此事后，刘耀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
北平解放后，刘耀奎并没有接受共产党人给他职务上的安排。他认为刚刚解放，一般群众对新民主主义还认识不清，容易被坏人蛊惑，所以应该大力宣传以安定人心，但是在位的人说话不如在野的人说话效力大。所以他表示“辅助政府最先完成此项工作，比谋职务谋饭碗较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刘耀奎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园林局顾问。1960年，正值国家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刘耀奎在家乡的儿子刘玉田一家生活十分艰难，北京市的领导出面把刘玉田一家人接到北京来与刘耀奎团聚，并把刘玉田安排在北海公园工作。1961年10月，刘耀奎在北京出席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济济一堂，畅叙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1969年6月刘耀奎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岁月流水，淹没了无数的陈年往事。但一件尘封数十年的档案，却还在静静述说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在2011年6月26日开幕的“一切为了人民——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展览”上，刘耀奎先生的这份自传得以公开展出，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这份自传是和市委组织部解放初期档案一并存放，且文中使用“北平”称谓，可初步判断其写作时间大致在1949年2月至9月之间，距今已60余年。查刘耀奎资料，仅见《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平民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3年内部出版）书中，收有袁中和等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对敌军、警、宪的工作》，其中在谈到解放前与一些国民党要员建立联系时，写到“他们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贡献很大。”在这些人中，提到刘耀奎的名字，但除了说明他“曾任过吴佩孚部下的团长”一句外，其它事迹则语焉不详。
但这份“自传”的内容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在经历一番周折后，笔者终于通过深圳市史志办公室黄铃主任的帮助，与著名作家梁斌的孙子——供职于深圳市卫生系统的梁实同志取得了联系，又经他的协助，在北京找到了刘耀奎的孙子刘亚州、刘海州、刘会州及孙女刘会仙。他们对于刘老先生的了解，多是从父辈口中得知。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将刘耀奎一生的重要片段连缀起来，一个辛亥革命老人为革命事业所作贡献便跃然纸上。
刘耀奎自传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刘耀奎，年六十八岁，河北省蠡县人，民国纪元前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民元后乃随孙岳南北奔走作反袁世凯称帝运动。民国六年与刘晓岚等因青神嵋州之役失败，乃返平仍抱定倒袁之宿志，曾被捕入狱直至“洪宪”失败始获释。以后即从军在孙岳部下。民十三曹锟贿选，冯玉祥将军领导国民革命军倒曹，孙岳任第三军军长，耀奎被任为团长。民十四孙岳调升陕西督军，我亦随往到西安，后以积劳成疾，乃退居北平以养蜂习劳自给，并研究心身命理之学，时与名僧居士交游，十数年来不谈政治，潜心研读哲学并粗涉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等书。民十八年与河北同乡李锡九李隐沧等，反对河北省长商震苛捐杂税，迫其辞职。民二十一年梁斌丁浩川同志来平潜伏工作，投宿我家，后以事露彼等被捕。我曾托陆军学校教官王文举李梅等保出。民二十二年介绍梁斌到国民党军团长李振清处去教他们英语数学，并暗作活动发展革命同志。后被敌人发觉，梁斌乃逃回北平。民国三十六年经梁斌介绍与董杰同志发生工作关系，曾介绍董同志与伪联勤第十一军械库史祝三库长发生工作关系。三十六年有革命同志会的老友王卓山因送冯玉祥出国，潜道来平与李锡九兄同至舍下，邀我去彰德劝说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起义。同时复有冀中军区罗玉川金城林铁诸同志派人来敦促我到冀中去，目的亦是去劝说李振清起义参加人民阵营。我乃拿起老精神，经冀中到冀南之冶陶镇，曾晤见冀鲁豫军区薄一波滕代远诸同志，相研讨进行方法，留住二十余日颇蒙款待。到彰德见到李振清后，因李系我旧属，故招待颇为殷勤。经与数夜密谈，宣扬人类正义，劝他认明是非真理，宜赶快投入解放阵营，唯李振清颇为玩固，执迷不悟，我深悔虚此一行，乃决意回解放区报命。奈李匪坚持不允，恐怕蒋匪得知对他起疑，乃用专机送我回北平。三十七年春石家庄曾派同志来平邀我与李锡九赴石工作，我因病未能偕往。后与赵凡同志取得联络在平地下工作，受董杰同志之领导，赵凡同志等亦常在我家开会计划工作。我由旧属伪监护四团团长史祝三之关系秘与伪联勤第五补给区司令耿幼麟打通协商尽力保全仓库物资。并吸收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厂长贾振纲及工程师王赓扬发生关系负命保全该厂。直至北平解放。
刘耀奎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河北省蠡县赵佃庄人。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并从那里毕业，以后从军。历任排长、连长、军官大队长、讲武堂队长、担架队长、营长、团长、采办处长、军法处长、保定警察厅长等职。
清末，朝廷极度腐败，外强恣意掠夺，国家危在旦夕，人民命若倒悬。在这种时局下，许多仁人志士选择了救亡图存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刘耀奎加入京津同盟会，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当时，以清廷重臣良弼为首的顽固派，组织起“宗社党”，坚决反对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和，意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在这种局势下，京津同盟会设立了北方暗杀部，刘耀奎参与谋划暗杀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谘使良弼、“宗社党”骨干载泽三人的计划，然而几次行动均未成功，行刺的革命党人却牺牲了很多。1月26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彭家珍亲自出马，结果在西四红罗厂良弼宅前，用炸弹当场把良弼左腿炸断，彭家珍自己也被弹片击中当场牺牲。彭家珍行刺时穿的军服及佩带的手枪，都是刘耀奎所提供的。两天后，良弼伤重不治而死。2月12日，惊魂未散的清宣统帝终于下诏宣布退位。
在此之前，刘耀奎等同盟会成员还参与了滦州起义，与刘耀奎关系密切的孙鼎臣、戴锡九等人因起义计划泄露而被杀害，而他历尽艰险，侥幸逃脱，后追随因参与滦州起义而被革职的孙岳，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在这期间，刘耀奎曾在天津组织暗杀活动，结果事情败露而被捕入狱，一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出来。这时的北洋军阀已分化为直、奉、皖三大派系，各自都在扩张势力。孙岳在保定凭借与曹锟的旧关系，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后又被任命为第15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移驻直隶大名府。刘耀奎在孙岳手下也得到重用。1924年10月，孙岳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冯玉祥将所率部队组建为国民军，孙岳出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驻防保定。刘耀奎也被晋升为团长，并且还担任过保定警察厅长一职。1925年8月，孙岳就任陕西督办，刘耀奎也一同去了西安。后因连年军阀混战，刘耀奎感到心灰意懒，遂解甲归隐，闲居北平。
在这期间，刘耀奎受到同乡李锡九的很大影响，在北平参加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从事反贪官、反横征暴敛的活动。李锡九是河北安平县人，原名李永声，字立三，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曾当选省议员，继而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他经常与新文化运动鼓吹者交往，思想倾向进步，1922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安平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共支部。他还参加过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被推选为直隶省党部主任委员，成为具有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社会活动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李锡九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在北平闲居期间，刘耀奎读了许多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后，他联合旧友奔走号召抗日救亡，但却发觉国民党政府毫无抗日诚意。1932年在他的家乡发生了著名的“保定二师学潮”，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酿成轰动全国的“七六惨案”。这之后，曾积极参与“保定二师学潮”的梁斌、丁浩川二人逃亡来到北平，投宿在刘耀奎家中。刘耀奎的夫人梁慕苏是梁斌的二姐，而梁斌与丁浩川都是加入了共青团的革命青年，他们来北平投靠二姐夫刘耀奎，一是因为有这层亲戚关系，二是梁斌对刘耀奎的信任。刘耀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玉昆、次子刘玉田。刘玉昆是共产党员，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杳无音讯。刘玉田与梁斌同岁，但却小了一辈儿。刘耀奎因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所作所为，辞官赋闲在家，梁斌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在北平期间，梁斌和丁浩川都加入了“左联”，但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逮捕。刘耀奎托军队中的旧友出面，费了一番周折才将二人保释出狱。
梁斌出狱后，经刘耀奎介绍去国民党第39师2团当文书。团长李振清曾经是刘耀奎任保定警察厅长时的下属，穷出身，能打仗，但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刘耀奎介绍梁斌去他那里，也是借口为李振清补习文化。梁斌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同时，还承担着党交给的秘密任务，要在敌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但他在开展工作时暴露了身份，不得已再次逃回北平。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斌与丁浩川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全国解放后，梁斌潜心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1958年出版后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播火记》、《烽烟图》，成为新中国著名作家。而丁浩川解放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东北师范大学代理校长、中国科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教育学》、《丁浩川教育文集》等，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只可惜在1961年时就英年早逝了。
1947年，刘耀奎再次见到梁斌时，梁斌已是一个沉稳、干练的共产党干部了，他把潜伏北平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董杰介绍给了二姐夫刘耀奎，并希望他能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多做贡献，刘耀奎欣然领受了任务。抗日战争时，梁斌是中共蠡县县委的领导人之一，而董杰在潜入北平之前曾是冀中之光县的县长，都是冀中九地委领导下的干部。此时董杰的组织关系已由九地委转到冀中区党委北平工作委员会，继而又转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下的平民工作委员会。赵凡是“平委”的书记，而董杰曾是“军警敌特工委”的委员。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刘耀奎在董杰领导下积极开展策反敌军活动，后又通过董杰的关系结识了赵凡，且联系日益密切，他的家也成为地下党秘密聚会的可靠据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就于1945年九、十月间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我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组织我军进行反击的同时，还秘密开展了争取高树勋将军的政治攻势。同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阵前起义，我军主力乘势在运动战中又歼敌两个军计2.3万余人，并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取得了邯郸战役的全面胜利。高树勋起义被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并冠之以“高树勋运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由于敌40军军长、副军长在战役中被俘，使得另一个副军长李振清顺利地当上40军的军长。而这个李振清与刘耀奎有着很深的关系。1922年6月，李振清入陆军第15混成旅学兵连，两年后调保定警察厅任职，负责屠宰税业务，此时的警察厅长就是刘耀奎。1925年夏天，李振清调暂编陆军第4师第8旅第15团任排长，而刘耀奎是该团的团长。正是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中共方面希望刘耀奎能出面劝说李振清弃暗投明、放弃内战。刘耀奎于是衔命赴河南彰德（今安阳），不顾个人安危前去游说。但是，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李振清最终还是没能顺应历史潮流，他谢绝了刘耀奎苦口婆心的开导，并用飞机直接把刘耀奎送回北平，为了表达老部下的敬意，还送了许多物品。
刘耀奎劝降未果，但毕竟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后中共方面又陆续派人去做李振清的工作，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40军军长庞炳勋曾经投降日军，给40军带来耻辱，所以在解放战争中40军与解放军作战非常卖力，想借此洗刷不好的名声。所以在1949年长江以北基本都解放时，就只剩下李振清的40军还在河南安阳、新乡两个孤立据点顽抗。实际上，在起义、战死还是逃跑这道选择题上，李振清苦苦挣扎了很久，据说他的夫人出身资本家，对“共产”二字绝不认同。最后，李振清以寻求补给为由，带着夫人去了台湾，把部队一股脑儿地丢给了副军长李辰熙。而李辰熙很快就带着40军向解放军投了诚。
回到北平的刘耀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联系傅作义部队中的旧关系，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并在这个过程中四处奔走，竭力劝说相识相熟的官员保全工厂、仓库中的设备与物资。但在1948年12月25日，也就是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平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大生号”油盐店伙计张喜增，因违反纪律、暴露身份而被捕，他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并出卖同志，致使赵凡、董杰等许多同志被捕，刘耀奎也因此锒铛入狱。所幸北平很快就和平解放了，关在狱中的政治犯都被无条件地释放。经此事后，刘耀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
北平解放后，刘耀奎并没有接受共产党人给他职务上的安排。他认为刚刚解放，一般群众对新民主主义还认识不清，容易被坏人蛊惑，所以应该大力宣传以安定人心，但是在位的人说话不如在野的人说话效力大。所以他表示“辅助政府最先完成此项工作，比谋职务谋饭碗较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刘耀奎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园林局顾问。1960年，正值国家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刘耀奎在家乡的儿子刘玉田一家生活十分艰难，北京市的领导出面把刘玉田一家人接到北京来与刘耀奎团聚，并把刘玉田安排在北海公园工作。1961年10月，刘耀奎在北京出席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济济一堂，畅叙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1969年6月刘耀奎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岁月流水，淹没了无数的陈年往事。但一件尘封数十年的档案，却还在静静述说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在2011年6月26日开幕的“一切为了人民——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展览”上，刘耀奎先生的这份自传得以公开展出，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