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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宗元所作诗中，《种柳戏题》堪称别具一格。该诗以“戏题”笔墨，传神地描述了作者种柳柳江之事：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著，尹占华等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
“柳”是一篇诗眼。诗人姓柳，任官柳州，又种柳树，且在柳江，一个“柳”字，逗引出一篇有趣的文字。所以诗开篇连用四个“柳”字，在反复重叠中传达出一种巧妙的意义关联和特殊的声情效果。
大概正是由于此诗巧用叠字，以姓、地、树、江四者中之“柳”相互关合，开篇即入笔擒题，显得自然而精警，诙谐而多趣，所以受到后代不少诗评家的关注，或谓其“兴致洒落，正以戏佳”（孙鑛《孙月峰评点柳柳州全集》卷四二，民国十四年上海会文堂石印本）;或谓“有两句叠四字者，如柳子厚诗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是也”（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宋长白《柳亭诗话》更列举近体诗一篇之中叠字数见者多首，而在柳诗下特意注明：“自云‘戏题’。”（《柳亭诗话》卷二三，清光绪八年刻本）以突出其创作意图和形式特点。与这些评说相关，还有很多作者借鉴柳诗写法，在涉及“柳”的场合出以类似笔墨，或明言其事，或暗中化用。如北宋那位戏谑大家苏东坡即先在《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中写道：“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在《南乡子·绣鞅玉环游》一词中再次说道：“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须柳柳州。”他如元人徐瑞《送从弟兰玉视牍柳州》：“柳侯种柳柳江边，岁岁春风岁岁妍。”（徐瑞著《松巢漫稿（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人林爱民《送郑万松经柳州府》：“闲追柳侯兴，种柳柳江边。”（舒启修，吴光升撰《乾隆柳州县志》卷十《艺文·诗》，清乾隆二十九年修民国二十一年铅字重印本）陶奭龄《插柳》：“前年插柳一丈高，今年插柳如蓬蒿。柳边不是柳州柳，五柳先生持浊醪。”（陶奭龄著《赐曲园今是堂集》卷六，明崇祯刻本）清人王芑孙《种柳》：“昔人先种花，吾今更栽柳。……未携柳枝伎，聊学柳江守。”（王芑孙著，王义胜整理《渊雅堂全集》卷十七，广陵书社2017年版）梁焕奎《桂蠧》：“他年种柳柳长成，更对浓阴一回首。”（粱焕奎著《青郊诗存》卷四，1917年长沙梁焕均刻本）这样一种或咏其事，或用其意的现象，在柳诗接受史上非常独特，它既展示了后人对这首柳诗的重视，也强化了《种柳戏题》的典型特征。用日人近藤元粹的话说便是：“种柳柳州，柳果为一典故矣。”（近藤元粹评订《柳柳州诗集》卷三，光绪三十一年青木嵩山堂版）
然而，与这种创作中仿效、化用柳诗者相比，历史上还存在大量对《种柳戏题》之本事的误解和误传，严重干扰了对此诗创作动因的理解。其始作佣者，似当首推晚唐范摅。在范著《云溪友议》卷中《南黔南》条，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南中丞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
（范摅著，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卷中，中华书局2017年版）
这里所记二诗，一为“柳州柳刺史”，一为“黔南南太守”，句法相似，均具明显的叠字特点，且作者都定为“吕温”，故范摅将其一并拈出，作为诗坛掌故，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同时，这则记载也间接交代了柳诗创作的起因，亦即先有吕温赠诗在前，后有柳宗元附和引申，这就解决了创作的本事，其价值似不可低估。但问题在于，这则看似有用的材料却因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错误而大打了折扣。下面试稍分疏之：
其一，吕温为柳宗元挚友，生于景云二年（771），长柳二岁;卒于元和六年（811），其时宗元尚在永州，得其死讯曾作《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等诗文痛悼之。而至宗元刺柳（815—819）之时，吕温去世已数年之久，如何能写出“柳州柳刺史”的诗来？
其二，南卓生卒年不详，但与裴度、白居易、元稹、贾岛等人有交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羯鼓录》一卷、《唐朝纲领图》一卷、《南卓文》一卷。其早年羁旅困顿，大和二年（828）始中制科，至大中年间（847—860）方官黔南观察使。而此时吕温去世已三四十年，又如何能预知“黔南南太守”之事？
其三，今存四库本《吕衡州集》未载二诗。而该集先由吕温友人刘禹锡编次，后由明末馮舒重编，集中不收此作，说明编纂者或未之见，或对其取存疑态度。
如此看来，这则材料所记二诗之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可是，范摅这段记载却对后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范为唐人，距柳宗元时代较近，其所记事易于取得后人信任（四库馆臣《云溪友议》提要既谓该书一些纪事“皆委巷流传，失于考证”，又谓：“然六十五条之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也许是后来的著书者多为耳食之徒，只管把前人文章抄录下来便是，而不去做稍加翻检即可明了事实真相的核查工作，因而，在自宋至清的千年时间中，上述记载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各种笔记、诗话之中。如宋人陈应行《吟窗杂录》卷四八、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四、明人郭子章《六语》之《谐语》卷四、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九、清人吴襄《子史精华》卷四二、张玉书等《佩文韵府》卷四四之一，均录范著之语以为谈助，而质疑者罕睹。其间更有附加己意以引申者，如明人魏濬即在《峤南琐记》卷下说了这样两段话：
吕衡州温善谑，子厚在柳州，温谑之曰：“柳州柳太守，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南，温又谑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 柳州有《种柳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盖追忆衡州戏语而作也。（《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较之《云溪友议》之单从吕温一方说起，这两段文字将吕诗与柳诗对照列出，进一步强调了二者间的关联;同时，于前段添加“吕衡州温善谑”一语，于后段补缀“盖追忆衡州戏语而作也”一语，从不同方面坐实了柳诗与吕温的关系。
魏濬之后，大凡涉及其事者，如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卷五、金《（雍正）广西通志》卷一二七、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三等，便不再提及《云溪友议》和范摅之名，而径以《峤南琐记》所载为准的，原样照录其语，遂使得三人成虎，谬误斯甚。
更为严重的是，在曹寅等编《全唐诗》卷八七○《谐谑二》中，竟在吕温名下公然著录上引二诗，并新加二题，一为《嘲柳州柳子厚》，一为《嘲黔南观察南卓》，从而在未交代出处的情况下，将二诗的著作权郑重其事地划归吕温。由于《全唐诗》的官修性质，极易使人误以为吕温便是这两首诗名副其实的作者，而很难从历史的、学理的角度进行质疑，以正视听。此一错误，只有留待今日的专家学者来订正了。[按：查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于吕温名下均未收此二诗。此外，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三、尹占华等《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卷四二亦于《种柳戏题》下辨此二诗作者之误。又，拙稿完成后，始蒙莫道才教授见告，知其有《〈全唐诗〉载吕温二首诗均为伪诗说》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可参看。]
当然，关于这首误植为吕温之诗，文献中也有不同于范摅的记载。如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一《柳子厚补遗》条载：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谪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讼。后又教之植木、种禾、养鸡、育鱼，皆有条法。民益富。民歌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抄本作柳）拂天。”（刘斧撰辑，施林良校点《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刘斧为北宋末人，想必读过《云溪友议》，但他却未从范说，而是将“柳州柳刺史”归诸“民歌”，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范说有怀疑，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所载或当另有来源。
与刘斧大略同时的阮阅在《诗话总龟》卷四一《诙谐门》中也涉及此事，但仅记载了“柳州柳太守”（按：此处易“刺史”为“太守”，与诸本异）和“黔南南太守”二诗，而略去了吕温其人，并在后诗前添加“人嘲之曰”数字（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就将诗作从具指的作者换成了泛指的众人。据此而言，阮阅及其所征引文献之作者也是不信范摅的话的（按：《总龟》此条未交代出处）。
那么，刘斧等人所载事可信吗？回答大致是肯定的。
首先，种柳是惠民之举，自然易于赢得民众的欢欣爱戴。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宗元到柳州后，“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傭，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记载说：“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大修孔子庙，城廓道巷，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这两段话，缕述了柳宗元在柳州的善政及柳民对他的感戴之情，其中“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所指虽非种柳一端——考柳宗元集，即有《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种木槲花》等诗作;但因“柳”之一字与人、地、树、江的多重关合，既自然贴切，又新奇有趣，其时有好事者将之编成歌谣，传唱开来，便是情理中的事了。
其次，细详《种柳戏题》诗意，当与民间歌谣存在一定的對应关系。起首二句之“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开门见山，不加铺垫，似即为对民歌的直接引用;颔联之“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承上推衍，将首联所说以“谈笑”与“故事”总括之，意为今日尔等所唱虽为一时之谈笑，但随着时间推移，也许会成为日后之故事;而在后人看来，眼下的所作所为，自然也就成了可堪追忆的“昔年”。这里有时空的转换，有人事的更迭，两句话十个字，简当之至，余味曲包。到了诗作的后幅，作者掉转笔锋，既设想所种之柳“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的繁盛之状，又借“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二语，通过对召公之典的巧用，将诗思拉回到种柳与理政益民的关联上来，这便大大提升了诗的品位;而由“戏题”所产生的调侃、谐谑意味，也因其所包含的德政主旨而避免了流向浮薄浅露。令人读来，别具一种亲切活泼的情趣。
如此看来，这首《种柳戏题》与民间歌谣便有了较密切的关联。推探其本事原初情形，大抵是柳宗元先有种柳于柳江畔之善举，民间好事者即由此编出“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歌谣以传唱，宗元闻歌后有感于心，遂作《种柳戏题》以申发之。
不过，事情也不是绝对的。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宗元率人种树之际，或有参与者因其姓与地、江、树之关合，而随口说出“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话，以博一粲;宗元即以此为话头，作《种柳戏题》一首;而后人又因宗元此诗，繁衍出“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柳拂天”的歌谣，以追忆、纪念这位曾造福于柳州的父母官。换言之，前两句是原有的，后两句是后人补加的;在后两句中，《云溪友议》记作“柳馆依然在，千秋柳拂天”，《青琐高议》记作“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字词不无小异，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依然在”，一个“柳（绿）拂天”，都说明这是后人的语气，而非宗元当时人所能道。二是《种柳戏题》本无依傍，其首二句乃宗元自作，后世百姓因感其德政，遂取其原句而补缀后二句，传唱开来。比较这两种情形，又当以前者为合乎情理一些。
倘若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认为：围绕《种柳戏题》之本事，始于范摅《云溪友议》的错误记载曾对后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其间虽有刘斧《青琐高议》未循范说，所述亦略得情实，但因其时代靠后，且未突出“柳州柳刺史”与“黔南南太守”的叠字特征，故多为人所忽略，以致范说一枝独秀，后人以讹传讹，终为《全唐诗》编者纳入官修典册，形成更强的固化效应。这种情形，一方面固然造成了诗歌解读的困扰，另一方面也须看到，范著将两首叠字诗的创作权归诸吕温，虽属无稽，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此二诗的真实性。换言之，这两首叠字诗必定出现在柳宗元至范摅的四五十年间，是中晚唐无名诗人极具特点的一种创作，其形成存在一个跨时空的持续过程。而且推寻起来，“黔南南太守，南郡向云南”一诗系受“柳州柳太守，种柳柳江边”之影响而作，也不无可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著，尹占华等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
“柳”是一篇诗眼。诗人姓柳，任官柳州，又种柳树，且在柳江，一个“柳”字，逗引出一篇有趣的文字。所以诗开篇连用四个“柳”字，在反复重叠中传达出一种巧妙的意义关联和特殊的声情效果。
大概正是由于此诗巧用叠字，以姓、地、树、江四者中之“柳”相互关合，开篇即入笔擒题，显得自然而精警，诙谐而多趣，所以受到后代不少诗评家的关注，或谓其“兴致洒落，正以戏佳”（孙鑛《孙月峰评点柳柳州全集》卷四二，民国十四年上海会文堂石印本）;或谓“有两句叠四字者，如柳子厚诗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是也”（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宋长白《柳亭诗话》更列举近体诗一篇之中叠字数见者多首，而在柳诗下特意注明：“自云‘戏题’。”（《柳亭诗话》卷二三，清光绪八年刻本）以突出其创作意图和形式特点。与这些评说相关，还有很多作者借鉴柳诗写法，在涉及“柳”的场合出以类似笔墨，或明言其事，或暗中化用。如北宋那位戏谑大家苏东坡即先在《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中写道：“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在《南乡子·绣鞅玉环游》一词中再次说道：“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须柳柳州。”他如元人徐瑞《送从弟兰玉视牍柳州》：“柳侯种柳柳江边，岁岁春风岁岁妍。”（徐瑞著《松巢漫稿（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人林爱民《送郑万松经柳州府》：“闲追柳侯兴，种柳柳江边。”（舒启修，吴光升撰《乾隆柳州县志》卷十《艺文·诗》，清乾隆二十九年修民国二十一年铅字重印本）陶奭龄《插柳》：“前年插柳一丈高，今年插柳如蓬蒿。柳边不是柳州柳，五柳先生持浊醪。”（陶奭龄著《赐曲园今是堂集》卷六，明崇祯刻本）清人王芑孙《种柳》：“昔人先种花，吾今更栽柳。……未携柳枝伎，聊学柳江守。”（王芑孙著，王义胜整理《渊雅堂全集》卷十七，广陵书社2017年版）梁焕奎《桂蠧》：“他年种柳柳长成，更对浓阴一回首。”（粱焕奎著《青郊诗存》卷四，1917年长沙梁焕均刻本）这样一种或咏其事，或用其意的现象，在柳诗接受史上非常独特，它既展示了后人对这首柳诗的重视，也强化了《种柳戏题》的典型特征。用日人近藤元粹的话说便是：“种柳柳州，柳果为一典故矣。”（近藤元粹评订《柳柳州诗集》卷三，光绪三十一年青木嵩山堂版）
然而，与这种创作中仿效、化用柳诗者相比，历史上还存在大量对《种柳戏题》之本事的误解和误传，严重干扰了对此诗创作动因的理解。其始作佣者，似当首推晚唐范摅。在范著《云溪友议》卷中《南黔南》条，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南中丞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
（范摅著，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卷中，中华书局2017年版）
这里所记二诗，一为“柳州柳刺史”，一为“黔南南太守”，句法相似，均具明显的叠字特点，且作者都定为“吕温”，故范摅将其一并拈出，作为诗坛掌故，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同时，这则记载也间接交代了柳诗创作的起因，亦即先有吕温赠诗在前，后有柳宗元附和引申，这就解决了创作的本事，其价值似不可低估。但问题在于，这则看似有用的材料却因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错误而大打了折扣。下面试稍分疏之：
其一，吕温为柳宗元挚友，生于景云二年（771），长柳二岁;卒于元和六年（811），其时宗元尚在永州，得其死讯曾作《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等诗文痛悼之。而至宗元刺柳（815—819）之时，吕温去世已数年之久，如何能写出“柳州柳刺史”的诗来？
其二，南卓生卒年不详，但与裴度、白居易、元稹、贾岛等人有交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羯鼓录》一卷、《唐朝纲领图》一卷、《南卓文》一卷。其早年羁旅困顿，大和二年（828）始中制科，至大中年间（847—860）方官黔南观察使。而此时吕温去世已三四十年，又如何能预知“黔南南太守”之事？
其三，今存四库本《吕衡州集》未载二诗。而该集先由吕温友人刘禹锡编次，后由明末馮舒重编，集中不收此作，说明编纂者或未之见，或对其取存疑态度。
如此看来，这则材料所记二诗之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可是，范摅这段记载却对后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范为唐人，距柳宗元时代较近，其所记事易于取得后人信任（四库馆臣《云溪友议》提要既谓该书一些纪事“皆委巷流传，失于考证”，又谓：“然六十五条之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也许是后来的著书者多为耳食之徒，只管把前人文章抄录下来便是，而不去做稍加翻检即可明了事实真相的核查工作，因而，在自宋至清的千年时间中，上述记载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各种笔记、诗话之中。如宋人陈应行《吟窗杂录》卷四八、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四、明人郭子章《六语》之《谐语》卷四、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九、清人吴襄《子史精华》卷四二、张玉书等《佩文韵府》卷四四之一，均录范著之语以为谈助，而质疑者罕睹。其间更有附加己意以引申者，如明人魏濬即在《峤南琐记》卷下说了这样两段话：
吕衡州温善谑，子厚在柳州，温谑之曰：“柳州柳太守，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南，温又谑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 柳州有《种柳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盖追忆衡州戏语而作也。（《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较之《云溪友议》之单从吕温一方说起，这两段文字将吕诗与柳诗对照列出，进一步强调了二者间的关联;同时，于前段添加“吕衡州温善谑”一语，于后段补缀“盖追忆衡州戏语而作也”一语，从不同方面坐实了柳诗与吕温的关系。
魏濬之后，大凡涉及其事者，如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卷五、金《（雍正）广西通志》卷一二七、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三等，便不再提及《云溪友议》和范摅之名，而径以《峤南琐记》所载为准的，原样照录其语，遂使得三人成虎，谬误斯甚。
更为严重的是，在曹寅等编《全唐诗》卷八七○《谐谑二》中，竟在吕温名下公然著录上引二诗，并新加二题，一为《嘲柳州柳子厚》，一为《嘲黔南观察南卓》，从而在未交代出处的情况下，将二诗的著作权郑重其事地划归吕温。由于《全唐诗》的官修性质，极易使人误以为吕温便是这两首诗名副其实的作者，而很难从历史的、学理的角度进行质疑，以正视听。此一错误，只有留待今日的专家学者来订正了。[按：查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于吕温名下均未收此二诗。此外，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三、尹占华等《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卷四二亦于《种柳戏题》下辨此二诗作者之误。又，拙稿完成后，始蒙莫道才教授见告，知其有《〈全唐诗〉载吕温二首诗均为伪诗说》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可参看。]
当然，关于这首误植为吕温之诗，文献中也有不同于范摅的记载。如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一《柳子厚补遗》条载：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谪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讼。后又教之植木、种禾、养鸡、育鱼，皆有条法。民益富。民歌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抄本作柳）拂天。”（刘斧撰辑，施林良校点《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刘斧为北宋末人，想必读过《云溪友议》，但他却未从范说，而是将“柳州柳刺史”归诸“民歌”，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范说有怀疑，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所载或当另有来源。
与刘斧大略同时的阮阅在《诗话总龟》卷四一《诙谐门》中也涉及此事，但仅记载了“柳州柳太守”（按：此处易“刺史”为“太守”，与诸本异）和“黔南南太守”二诗，而略去了吕温其人，并在后诗前添加“人嘲之曰”数字（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就将诗作从具指的作者换成了泛指的众人。据此而言，阮阅及其所征引文献之作者也是不信范摅的话的（按：《总龟》此条未交代出处）。
那么，刘斧等人所载事可信吗？回答大致是肯定的。
首先，种柳是惠民之举，自然易于赢得民众的欢欣爱戴。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宗元到柳州后，“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傭，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记载说：“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大修孔子庙，城廓道巷，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这两段话，缕述了柳宗元在柳州的善政及柳民对他的感戴之情，其中“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所指虽非种柳一端——考柳宗元集，即有《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种木槲花》等诗作;但因“柳”之一字与人、地、树、江的多重关合，既自然贴切，又新奇有趣，其时有好事者将之编成歌谣，传唱开来，便是情理中的事了。
其次，细详《种柳戏题》诗意，当与民间歌谣存在一定的對应关系。起首二句之“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开门见山，不加铺垫，似即为对民歌的直接引用;颔联之“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承上推衍，将首联所说以“谈笑”与“故事”总括之，意为今日尔等所唱虽为一时之谈笑，但随着时间推移，也许会成为日后之故事;而在后人看来，眼下的所作所为，自然也就成了可堪追忆的“昔年”。这里有时空的转换，有人事的更迭，两句话十个字，简当之至，余味曲包。到了诗作的后幅，作者掉转笔锋，既设想所种之柳“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的繁盛之状，又借“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二语，通过对召公之典的巧用，将诗思拉回到种柳与理政益民的关联上来，这便大大提升了诗的品位;而由“戏题”所产生的调侃、谐谑意味，也因其所包含的德政主旨而避免了流向浮薄浅露。令人读来，别具一种亲切活泼的情趣。
如此看来，这首《种柳戏题》与民间歌谣便有了较密切的关联。推探其本事原初情形，大抵是柳宗元先有种柳于柳江畔之善举，民间好事者即由此编出“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歌谣以传唱，宗元闻歌后有感于心，遂作《种柳戏题》以申发之。
不过，事情也不是绝对的。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宗元率人种树之际，或有参与者因其姓与地、江、树之关合，而随口说出“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话，以博一粲;宗元即以此为话头，作《种柳戏题》一首;而后人又因宗元此诗，繁衍出“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柳拂天”的歌谣，以追忆、纪念这位曾造福于柳州的父母官。换言之，前两句是原有的，后两句是后人补加的;在后两句中，《云溪友议》记作“柳馆依然在，千秋柳拂天”，《青琐高议》记作“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字词不无小异，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依然在”，一个“柳（绿）拂天”，都说明这是后人的语气，而非宗元当时人所能道。二是《种柳戏题》本无依傍，其首二句乃宗元自作，后世百姓因感其德政，遂取其原句而补缀后二句，传唱开来。比较这两种情形，又当以前者为合乎情理一些。
倘若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认为：围绕《种柳戏题》之本事，始于范摅《云溪友议》的错误记载曾对后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其间虽有刘斧《青琐高议》未循范说，所述亦略得情实，但因其时代靠后，且未突出“柳州柳刺史”与“黔南南太守”的叠字特征，故多为人所忽略，以致范说一枝独秀，后人以讹传讹，终为《全唐诗》编者纳入官修典册，形成更强的固化效应。这种情形，一方面固然造成了诗歌解读的困扰，另一方面也须看到，范著将两首叠字诗的创作权归诸吕温，虽属无稽，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此二诗的真实性。换言之，这两首叠字诗必定出现在柳宗元至范摅的四五十年间，是中晚唐无名诗人极具特点的一种创作，其形成存在一个跨时空的持续过程。而且推寻起来，“黔南南太守，南郡向云南”一诗系受“柳州柳太守，种柳柳江边”之影响而作，也不无可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