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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婢女一直被视为卑屈低贱的角色，故一直没有把其作为一类人物进行描写。自唐传奇始，婢女开始作为小说的人物进入作品，其生活得以较为全面的展示并具有了个人的情感和追求，形象较为生动饱满。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婢女地位的低下和男性的主宰意识的强烈，作品只能以一种赏玩的态度去描写婢女，严重削弱了其形象。
关键词：唐传奇 婢女 形象 命运
出自唐传奇婢女形象或涉及到婢女人、事的作品并不算多。很少有篇幅涉及到了婢女的人和事，而以婢女为题材的就更寥寥无几了。显然，婢女在唐传奇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无怪乎以往论者对她们有所冷落。但仅就这不多的人物形象来看，又足以能同武侠、娼妓等人物一样，构成一个人物形象系列，即婢女人物形象系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物的身份、执掌以及归宿反映了唐代婢女的命运、地位，揭示了唐代婢女制度的实质。
据我个人对《唐宋传奇总集》中唐代婢女形象的分析和总结，可将其中的形象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类：
1、豪侠义士
唐传奇的众多作品中，都出现了“救人于厄，振人不赡”[4]（p1243）豪侠形象。他们大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本领高强，不畏强暴，好成人之美，所作所为是正义的、有益的。但是，对于婢女中的豪侠形象的描写并不是太多，代表作有《红线》《上清传》，《虬髯客传》等，她们凭借自身的高明剑术，使刀兵之灾消于无形，使百姓免受流离之苦，她们不慕荣华，功成之后，飘然隐去；她们有的为了成全有情人终成眷属，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有时侯为了保护朋友，甘受酷刑，重信义重气节……这些豪侠形象体现了人们美好善良的愿望，对后代侠义小说形象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红线》中的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女奴，因博才多艺而得以委托“内记室”[5]（p172）。但两兵交战之际，这“侍内”[5]（p172）的奴婢却能挺身而出，“一更首途，三更复命”[5]（p174），“入危邦”[5]（p174），“盗金盒”[5]（p175），周旋敌我之间，巧施谋略，保得两地城池，成全万人性命，化干戈为玉帛。作者赞扬了其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文中红线对婢女低贱的地位作了一番精彩的表白：“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5]（p175）她会认为“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罸贼星“”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就应该“以示报恩”，可见红线从骨子里都承认自己地位的低贱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的待遇。主人稍微对她们好一点，觉得受宠若惊，应该加倍地偿还。
上清是传奇小说《上清传》中的人物。小说叙写贞元壬申（八年）春三月，因陆贽久欲夺取相国窦参相位，命一刺客夜入窦宅，以“家有大丧”[5]（p119）“不办葬礼”[5]（p119），求窦相助为名，奏皇上陷窦“交通节将，蓄养侠刺”[5]（p119），致窦被贬自尽。因此，窦之婢女上清被籍没入掖庭，后伺机向皇上陈述窦案本末，使之昭雪。小说中的上清是一个灵敏、机智又很忠诚的婢女形象。上清始发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5]（p118），乃从容告知窦公“今欲启事，郎须到堂，方敢言之”[5]（p118）；继之承诺窦公所托“死生以之”[5]（p118），遂即被“隶名掖庭”[5]（p119）；又“以善应付，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5]（p119），并得到皇上夸奖“宫掖间人数不少，汝了事”[5]（p119），与皇上应对得体。一个很有灵气的婢女形象树立在读者面前。显然，作者在上清身上寄寓了对这一婢女形象的赞美。
2、机智反抗者
唐传奇中很多婢女得到了主人的宠幸，这从某方面来说是很幸运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人对于婢女与书生之间的风流持赞赏的态度。事实上婢女得宠偶尔可能成为她们幸运的缘由，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不幸的根苗。有的婢女虽受到男主人的宠幸，却受到别人的妒忌，施以无情的迫害和摧残，如截双指、理发、截耳朵，甚至是杀害。
绿翘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绿翘是传奇小说《绿翘》中的人物，出皇甫枚《三水小牍》。小说写咸通九年，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因怀疑绿翘与其情人有染而打杀绿翘，绿翘奋而反抗的事情。鱼玄机本长安倡家女，“因有国色，士流争相求狎”[5]（p239）。一日玄机被邻人邀去，有与玄机素相昵之客恰前来，知玄机不在，遂离去。玄机回来后，女童绿翘向其禀报，玄机反诬绿翘与之私狎。当绿翘被讯之时，便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5]（p240）在绿翘弥留之际，乃曰：“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记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死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5]（p240）说完，绝命于地。绿翘这番话，不啻是向封建世道发出的“呐喊”。它不仅反映了下层婢女对命运表示的极大的不平，而且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充满了“贱”民阶层对社会人生强烈的又无可奈何的反抗精神，流露了作者对下层小民表示的极大的同情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表现了身处底层的婢女对命运的抗争。
关键词：唐传奇 婢女 形象 命运
出自唐传奇婢女形象或涉及到婢女人、事的作品并不算多。很少有篇幅涉及到了婢女的人和事，而以婢女为题材的就更寥寥无几了。显然，婢女在唐传奇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无怪乎以往论者对她们有所冷落。但仅就这不多的人物形象来看，又足以能同武侠、娼妓等人物一样，构成一个人物形象系列，即婢女人物形象系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物的身份、执掌以及归宿反映了唐代婢女的命运、地位，揭示了唐代婢女制度的实质。
据我个人对《唐宋传奇总集》中唐代婢女形象的分析和总结，可将其中的形象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类：
1、豪侠义士
唐传奇的众多作品中，都出现了“救人于厄，振人不赡”[4]（p1243）豪侠形象。他们大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本领高强，不畏强暴，好成人之美，所作所为是正义的、有益的。但是，对于婢女中的豪侠形象的描写并不是太多，代表作有《红线》《上清传》，《虬髯客传》等，她们凭借自身的高明剑术，使刀兵之灾消于无形，使百姓免受流离之苦，她们不慕荣华，功成之后，飘然隐去；她们有的为了成全有情人终成眷属，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有时侯为了保护朋友，甘受酷刑，重信义重气节……这些豪侠形象体现了人们美好善良的愿望，对后代侠义小说形象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红线》中的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女奴，因博才多艺而得以委托“内记室”[5]（p172）。但两兵交战之际，这“侍内”[5]（p172）的奴婢却能挺身而出，“一更首途，三更复命”[5]（p174），“入危邦”[5]（p174），“盗金盒”[5]（p175），周旋敌我之间，巧施谋略，保得两地城池，成全万人性命，化干戈为玉帛。作者赞扬了其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文中红线对婢女低贱的地位作了一番精彩的表白：“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5]（p175）她会认为“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罸贼星“”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就应该“以示报恩”，可见红线从骨子里都承认自己地位的低贱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的待遇。主人稍微对她们好一点，觉得受宠若惊，应该加倍地偿还。
上清是传奇小说《上清传》中的人物。小说叙写贞元壬申（八年）春三月，因陆贽久欲夺取相国窦参相位，命一刺客夜入窦宅，以“家有大丧”[5]（p119）“不办葬礼”[5]（p119），求窦相助为名，奏皇上陷窦“交通节将，蓄养侠刺”[5]（p119），致窦被贬自尽。因此，窦之婢女上清被籍没入掖庭，后伺机向皇上陈述窦案本末，使之昭雪。小说中的上清是一个灵敏、机智又很忠诚的婢女形象。上清始发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5]（p118），乃从容告知窦公“今欲启事，郎须到堂，方敢言之”[5]（p118）；继之承诺窦公所托“死生以之”[5]（p118），遂即被“隶名掖庭”[5]（p119）；又“以善应付，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5]（p119），并得到皇上夸奖“宫掖间人数不少，汝了事”[5]（p119），与皇上应对得体。一个很有灵气的婢女形象树立在读者面前。显然，作者在上清身上寄寓了对这一婢女形象的赞美。
2、机智反抗者
唐传奇中很多婢女得到了主人的宠幸，这从某方面来说是很幸运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人对于婢女与书生之间的风流持赞赏的态度。事实上婢女得宠偶尔可能成为她们幸运的缘由，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不幸的根苗。有的婢女虽受到男主人的宠幸，却受到别人的妒忌，施以无情的迫害和摧残，如截双指、理发、截耳朵，甚至是杀害。
绿翘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绿翘是传奇小说《绿翘》中的人物，出皇甫枚《三水小牍》。小说写咸通九年，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因怀疑绿翘与其情人有染而打杀绿翘，绿翘奋而反抗的事情。鱼玄机本长安倡家女，“因有国色，士流争相求狎”[5]（p239）。一日玄机被邻人邀去，有与玄机素相昵之客恰前来，知玄机不在，遂离去。玄机回来后，女童绿翘向其禀报，玄机反诬绿翘与之私狎。当绿翘被讯之时，便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5]（p240）在绿翘弥留之际，乃曰：“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记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死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5]（p240）说完，绝命于地。绿翘这番话，不啻是向封建世道发出的“呐喊”。它不仅反映了下层婢女对命运表示的极大的不平，而且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充满了“贱”民阶层对社会人生强烈的又无可奈何的反抗精神，流露了作者对下层小民表示的极大的同情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表现了身处底层的婢女对命运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