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可以用来做什么？

　　5月15-17日，第4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这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会议，今年的主题正是“北斗应用——机遇与挑战”。半年之前，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开始正式为亚太区域提供服务，据说不久有望为个人手机应用。而问题仍然是：“北斗”可以用来做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的回答是，“北斗”和美国的GPS一样，都是要解决一个简单却不容易的问题：什么事件、什么信息，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而且时间和地点可以定得高度精确。这类技术就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简称为GNSS。
　　精确的时空信息对日常生活有多少实际意义？
　　刘经南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某个煤气阀出故障，需要找到并关闭它。过去是让熟悉情况的人去寻找，而信息化时代，导航系统相比一个有经验的向导，其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帮助任何一个不熟悉阀门位置的人以更短时间准确地找到它。
　　现在的汽车完全依靠健全人主动驾驶，将来用厘米级水平定位和确定车速，就可以实现智能辅助驾驶，以帮助老年人、残疾人或突然不适的人准确控制汽车。
　　还有亚毫米级水平应用，比如监测大坝形变。他设计过一个无须值守、自动运行的大坝安全形变GNSS监测系统。大坝蓄水时受到极大压力，就会发生形变。这套系统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时测出湖北清江隔河岩大坝高水位蓄水时移动了16毫米，没有超过26毫米的安全临界点，因而坚持连续高水位蓄水一个星期，确保了大堤汛期的安全和发挥调节洪峰错峰的作用。
　　再以央视新大楼为例。它的有些部位在空间交会而没有支撑物，热胀冷缩时，结合部钢梁会发生形变，继而产生承受力的变化。安装上GPS接收机，可以监测温差变化下会产生多少钢结构位移。这是采用厘米级实时性监测，确保高层异形建筑物的施工和运营的安全。
　　中国在1990年代提出建立卫星导航系统的设想。2003年完成了具有区域导航功能的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之后便开始构建服务于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计划于2020年完成。现在已经发射的可用卫星有14颗，在亚太地区实现标准精度服务，也可用来进行高精度测量。预计到2020年，总共发射35颗卫星，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兼具军事和民用功能。此外，“北斗”系统已经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以及欧盟伽利略定位系统一起，成为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可的四大供应商。
　　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投入了数百亿元，但根据估算，2015年它将形成价值1500-2000亿元的产业，到2020年更有望超过4000亿元。而刘经南，在一段时间内，仿佛担当了“北斗”的推广大使。

“反革命家庭的孩子”

　　1949年，刘经南6岁，父亲的一个选择，影响了他命运的走向。
　　此时国共内战已进入尾声。外祖父被蒋介石派人接走，父亲和祖父却留了下来。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长沙望城人——跟雷锋同一个县。他俩曾在同一所小学教书，都支持孙中山。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他们跑到农民中间去做宣传。运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就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当时程序比较简陋，上个花名册就可以了。
　　后来，“土豪劣绅”回过头来镇压农民运动，他们就跑了出来。外祖父胆子大一点，革命性强一点，直接跑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四期，跟林彪、陈明仁等是同班同学。然后他给躲在长沙的祖父写信，要他去广州。祖父比外祖父晚去了一年，此后官阶就一直没有赶上外祖父，只当到上校，外祖父却是将军。
　　国共内战中，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得知林彪也给外祖父去信邀请他参加起义，就把外祖父的名字也写上了。他当了一周左右共产党任命的长沙市长，但最终还是上了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机已经不能在长沙降落，要先坐车到衡阳的机场去。6岁的刘经南还不怎么懂事，只留下了家里一时间乱糟糟的印象。
　　父亲不主张继续追随国民党。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参加过共產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对共产党颇有好感。毕业时他原想到武大去教书，后来顺从两位老人的意愿参加了文官考试，在汉口法院当了检察官。汉口解放前夕，他参与了对法院档案的保护，迎接解放军接管，后来被安排在长沙当法官。1953年，公检法系统清除旧政府人员，他被安排去中学教授语文。
　　但他仍然想着服务社会。刘经南12岁那年，因为肠胃不好拉肚子，并没有考上理想的中学。他至今记得父亲的怪责：“你太不懂事了！读书不努力，停一年学业，就晚一年进入社会，对社会的贡献就少了一年！”
　　第二年，刘经南如愿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他积极表现，想争取入团。1958年搞大炼钢铁，他才15岁，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争取最艰苦的任务，挑着矿石上坡。他说当时他挑了一生中最重的一担，足足有205斤。结果团还是没入成，组织上的结论是“跟家庭划不清界限”，这个结论一直延续到大学阶段。
　　外祖父离开之后，两家人失去联络。1962年，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造成了第三次台海危机。刘经南正好高中毕业，报上的新闻把他吓了一跳：反攻大陆的总指挥竟然是外祖父。这时终于确定他是去了台湾。
　　刘经南考入了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5年后毕业，最想去的是中国科学院，但进科学院有出身要求；其次是想去地震队，觉得那是有挑战性和探索性的工作。1966年邢台发生大地震，国家急需做地震研究，当时还没有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来武测招了二三十个人，就是不要他。据说，招聘负责人说：“国家测绘局这么保密的单位，怎么能让这样政治上不合格的人进来？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学生要是在北京，他向天安门扔个手榴弹怎么办，谁负责？” 　　最后，他去了对出身不过分要求的煤炭系统，在湖南煤田物测队当了名技术员，一干就是11年。做的是最艰苦的控制测量，要把20公斤重的仪器背上山顶，设置标志点，测标志点间的距离和角度，建立坐标系，再画出供勘探矿藏的地图。
　　人在野外，遇到危险是家常便饭，但刘经南总算幸运，几次遇险都大难不死。发生车祸，车翻倒了，一个轮子飞出去，人连轻伤也没受；在森林里，掉进四五米深的树洞，下面有厚厚一层树叶，问题变成了怎么从树洞里爬出去；跌落悬崖，下面一米多就有一棵往上长的松树，一屁股坐了上去；还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伴在湘西大山里的深沟迷了路，两边的树木把天光完全遮没了，白昼如同黑夜一般，见到的蜻蜓竟然发着紫蓝色的光，就像大萤火虫。虽然“吓得尿裤子”，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走了出来。

　　1978年，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一年后刘经南考回武汉测绘学院。毕业之后，他在湘潭矿业学院教了4年书，又回到母校（此时已改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母校的学术环境让他如鱼得水，如鸟凌空。由于在GPS应用和卫星导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学术上的贡献，1999年他获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武测等3所学校与原武汉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武汉大学。

培育有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

　　“不是有个笑话吗？大学除了火葬场没有，其他什么都有，我们既是教育学术机构，也是社会管理机构，什么都要跟政府对接。”2003-2008年，刘经南出任武大校长5年多，期间曾“对接”到街道办事处开会，讨论计划生育（或清洁卫生）这类问题。“如果哪个（对接）部门沒成立，政府会说，你们学校怎么不重视这个部分的工作呀？”当校长似乎并不是件多么愉快的事。
　　但如果一切顺利，一年之后，他将重新执掌一所大学。某种意义上，昆山杜克大学校长一任，使他内心深处的理想火花又跳动起来。关于怎么办大学，他毕竟有许多心得想要实验和演绎，何况还在武大时他就有过与国外名校合作创办新型大学的策划。
　　当时有人跟他说，你要做有标志性的事，例如盖大楼。他想的却是，要让现在的工作，在他卸任后十年，依然会对武大有影响。他选择了推行一系列改革，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打基础。
　　刘经南曾如此解读《三国演义》：曹操手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有一个很强的人才团队。刘备手下不乏顶尖人才，但没有形成团队。孙权的东吴财政很可观，可惜人才间欠缺凝聚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一流队伍靠整体，二流队伍靠个别人才，三流队伍只能靠钱财。而他想使武大成为拥有完备人才团队的一流大学。
　　他尝试着推动人事制度改革。当时，武大宣称要引进海外一流人才资源，面向全球招聘。“按最初的设计，教师、管理人员、职工全员都要聘用，做好了才可以终身聘用。”可惜，还没将改革进行到底，他就卸任了。在他任内只是完成了教师的聘用，干部的对外招聘刚刚开始，职工的聘用制几乎完全没进行。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教师人才招聘工作慢慢地有些回潮，就算形式上公布了招聘名额、条件，但实际上还是主要照顾本单位的人，不是真正在全球挑选引进人才。人才的招聘制度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深入地去做。”对此，他不无遗憾。
　　他也推动了财务制度的改革，实行校院两级预算制，削弱学校行政部门的财权，把经费按预算直接拨给院系；进行了教授治校的初步尝试，让教授委员会在学校和院系的学术、人才招聘事务中担当首位责任，校长、书记、院长不能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这些都是为了减少他所反感的高校管理行政化倾向。他想把行政部门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
　　看来随和的刘经南本性上毕竟是个湖南人，认为对的事一定会坚持。在某次党委会上，他说，“我善于大踏步地退让。我欢迎反对意见，否则我认为我遇不到挑战，没人能促使我思考。你们反对的时候，我退让的速度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快。但是过一个时期，我又会换一个方式绕回来，坚持原来我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像一颗环绕地球一周又回到原点的卫星。
　　现在他大约有一半时间在昆山。筹备新学校的工作很繁琐，但他乐在其中。美国杜克大学素以“教授治校”著称，继承其基因的昆山杜克大学，一开始就使管理行政化几乎不可能。
　　明年，这所大学将迎来第一届学生。目前学校正式对外公布的专业有3个，除了相对常见的管理学，全球健康和医学物理这两个专业令人耳目一新。“待定”中的第4个专业是视觉艺术，取决于这一年能否准备充分。这所学校的精英属性，从招生人数就可以看出，四个专业总共招收100-150人。与众不同的是，它将先开设研究生课程。等到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再招收本科生。
　　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是讲课的方法，杜克的体系都让他印象深刻。中国学生习惯了问题有一个正确答案，而美国学生从小就有注重发掘其创造性的讨论课，没有所谓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但又希望学生对任何文化都有辨识的能力、批判的眼光，而不是一味“崇洋”。
　　他想培育的，是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性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