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机构游走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身份，让少数经营其间的蝇营狗苟之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一手抓政治资本，一边伸出“看不见的手”自认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市场的腌臜地带抓取金钱利益和物质享受。
　　
　　近日，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受贿被捕。而此前，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湖北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
　　对于这些腐败分子，首先要予以道德的审判，不能以体制为其个人品质卸责，以免减轻这个群体中之个人违背职业伦理时的道德负罪感。但是，道德审判的事后威慑只能削弱部分潜在腐败者寻租的动机，对日益表现为系统性风险的高校腐败，更应慎思明辨、进而弥补其背后或有的制度缺陷，减少潜在的可寻租的数量和机会。由后者观之，高等教育机构“政府市场化”机制可谓高校腐败之源。
　　与教育部门其他覆辙之前车相类似，陈、龙二人落马的重要看点之一是二人高居正厅的行政级别。这一现象反映出我们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特殊的“旋转门”机制。在美国，“旋转门”指个人在官、学、商之间变换身份、次第任职，就其负面而言，是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勾结，但若程序透明监督得法，也能汇集多个层次的智慧谋略，为国家利益服务。
　　大体上，美国的“旋转门”人脉是积累的，权力则不尽然。而我们教育部门表现出来的“旋转门”，不仅积累人脉，而且积累权力---人们预期他不会因为届满而丧权，相反，在其他非要害部门但更高级别位置上周转之后，他被普遍寄予以更高级别重返要害部门从而获得更大权力的希望。甚至，地方上的高校领导人，不待进一步升职，其级别已然跃乎地方教育管理当局之上，二者处于权力高度不对称的状态。加之，教育部管理高校上千，其中“部属高校”达几百所，教育部本部对这些院校处于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状态，即便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之下也难以管理，况且在市场经济大旗高扬的当下。
　　横向的权力不对称和纵向的信息不对称让高等院校一定程度摆脱了有效监控，这种状态甚至因为计划经济合法性的相对衰弱而得到某种肯定。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公共权力的变现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规模。高等教育机构游走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身份，让少数经营其间的蝇营狗苟之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一手抓政治资本，一边伸出“看不见的手”自认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市场的腌臜地带抓取金钱利益和物质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对策立基于“加强高校的领导班子反腐倡廉建设”之上，未中正车。
　　高等教育机构的这种特殊身份与我们对教育的认知和定位有关。中国向来有将“师”与“国”、“亲”并列的传统，为师之道甚至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把教育抓在手里，人民不满意(看看多少人愿意上民办高校)、国家不放心。教育为国之根本和未来，上述考虑并无不妥，但具体执行方式有待考究。美国同样重视教育的控制，它的中小学生至今每天必须向国旗宣誓“这个上帝之下的国家不可分割”。它在技术上的可取之处是主管部门只抓纲常和精神，具体事务由活跃在教育领域的公私大学裁处。它甚至鼓励私立和特许教育机构与公立学校竞争。
　　不要小看私立学校和与社区有合同关系的特许学校的发展，它们向高品质发展不仅能改变公立学校“舍我其谁”的大爷状态，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它们把教育领域包括基础建设在内的真实成本反映出来，以免因为学校建筑结构有特殊要求等借口，把学校成本深埋在少数人构筑的“黑箱”之中。此外，教育的“民间化”定位还可以让政府从教育官员腐败的指责中脱身而出。将教育者从身份上纳入政府的序列，实际上是无端承担了用政府声誉为学校腐败埋单的风险。
　　鉴于教育本身的公共事物的特性，它决然难以承当彻底的市场化的“无耻”。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女士已给出了一种处方---在本地或地区层面完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社群自主治理。能否毕功?不妨试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