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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以下简称梁）：董先生，你之前在电话里说不可能介绍你最喜欢的书，这是为什么？
董桥（以下简称董）：因为老了，
我就觉得没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在我们老人家心里面看，好书无非就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书好的都是某一个段落好，某一个章节好，或者是某一个结论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现在所有的经典，英国的、美国的，当你全部再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瑕疵。我发现，每一本书跟漂亮的女人一样，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会心动，我会想抱抱她，可是我不会想到要跟她结婚，当你靠近她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缺点，你距离远一点看的话，很漂亮，很迷人。书也一样。
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奖励”。悲哀是因为你看到的人生，不那么容易就有“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你的“奖励”，是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比如一本书，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完美的。所以你现在要我推荐好书，像给学生写书单，我就会叫你自己去摸索。
梁：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的。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书在我的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哪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像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的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地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太行了。
董：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去他人的世界。但进去真的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30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地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但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是死命去“啃”的。
梁：回想起来，那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四岁时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我是个讲故事的人）”，他的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讲故事的人）”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Story teller”的话，你就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也不会好。毛姆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英文化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的枷锁》吗？讲到菲利普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欺凌，我就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欺凌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得一模一样。为什么他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貴了。我就记着这点，它对我写文章会很有用。一千七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享受的一种经历。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享受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跟我读书一样，这是一件很私人的事。
梁：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写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包袱。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很神圣的东西，这个观点一定要改。
梁：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它底子好，有充分的条件，但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而且文字也被污染了。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
梁：什么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计算之内，如果做人做得那么“精确化”，人会有价值吗？
梁：但是你说的“居心”跟文章的“经营”不一样吧？
董：完全不一样。做人，就是希望还没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溥心畲教张大千画画教了半天，教了什么呢？他会问张大千：“你写了诗没有？”“有呀……你教我画画为什么问我写诗了没有呢？”“写吧写吧，写得多自然会画。”为什么？这是要他培养诗里面的画意，先打底，至于技术、技巧，那太容易了，练练就行了，但是胸怀难。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一样？心里面要有正气。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董：我一点儿也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个夜读时间里面，这个夜读时间包括我玩儿的东西，古董、书法，在那个夜读时间里是一体的。如果真有点儿寂寞，是因为这个时代快没有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了，但这种感觉是好的。对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好过没有。写作的人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可能你会找到一些好东西；另一条是你完全抗拒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从而退回到一个你觉得舒适的过去的岁月里。
（选摘自“凤凰网·读书”2014年4月29日，有删减）
董桥（以下简称董）：因为老了，
我就觉得没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在我们老人家心里面看，好书无非就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书好的都是某一个段落好，某一个章节好，或者是某一个结论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现在所有的经典，英国的、美国的，当你全部再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瑕疵。我发现，每一本书跟漂亮的女人一样，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会心动，我会想抱抱她，可是我不会想到要跟她结婚，当你靠近她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缺点，你距离远一点看的话，很漂亮，很迷人。书也一样。
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奖励”。悲哀是因为你看到的人生，不那么容易就有“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你的“奖励”，是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比如一本书，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完美的。所以你现在要我推荐好书，像给学生写书单，我就会叫你自己去摸索。
梁：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的。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书在我的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哪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像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的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地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太行了。
董：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去他人的世界。但进去真的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30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地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但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是死命去“啃”的。
梁：回想起来，那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四岁时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我是个讲故事的人）”，他的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讲故事的人）”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Story teller”的话，你就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也不会好。毛姆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英文化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的枷锁》吗？讲到菲利普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欺凌，我就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欺凌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得一模一样。为什么他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貴了。我就记着这点，它对我写文章会很有用。一千七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享受的一种经历。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享受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跟我读书一样，这是一件很私人的事。
梁：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写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包袱。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很神圣的东西，这个观点一定要改。
梁：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它底子好，有充分的条件，但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而且文字也被污染了。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
梁：什么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计算之内，如果做人做得那么“精确化”，人会有价值吗？
梁：但是你说的“居心”跟文章的“经营”不一样吧？
董：完全不一样。做人，就是希望还没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溥心畲教张大千画画教了半天，教了什么呢？他会问张大千：“你写了诗没有？”“有呀……你教我画画为什么问我写诗了没有呢？”“写吧写吧，写得多自然会画。”为什么？这是要他培养诗里面的画意，先打底，至于技术、技巧，那太容易了，练练就行了，但是胸怀难。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一样？心里面要有正气。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董：我一点儿也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个夜读时间里面，这个夜读时间包括我玩儿的东西，古董、书法，在那个夜读时间里是一体的。如果真有点儿寂寞，是因为这个时代快没有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了，但这种感觉是好的。对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好过没有。写作的人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可能你会找到一些好东西；另一条是你完全抗拒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从而退回到一个你觉得舒适的过去的岁月里。
（选摘自“凤凰网·读书”2014年4月29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