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必须考虑其可操作性及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唯有如此，石城警方这种“欲擒故纵”的高成本执法才不至于被一再复制
　　
　　《今日说法》曾播出过一期节目，大意是在石城某中心商业区，长期盘桓着一伙扒窃分子，虽然警方明知其多次作案，但是因为盗窃案立案标准所限，警方需要现场查获赃物800元以上，或者在一年之内确证至少三次的扒窃，否则只能将嫌疑人行政拘留，顶多二十天就得放人。
　　为了避免这种“屡抓屡放”的尴尬，石城警方痛下决心，调集专案组进行大规模拍摄取证：在各购物区埋伏警员，利用DV相机拍摄扒窃犯罪，固定证据。
　　在长达四个月的期间内，专案组共拍摄到8个嫌疑犯的扒窃行为20多个小时，次数500多起。毫无疑问，为将这8人绳之以法，石城警方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很珍贵。尤其是在各地争相追逐“大案要案”的背景下，石城警方如此呕心沥血关注扒窃这类没有新闻价值但却干系民生的“小案”，无疑更值得赞扬。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懂法的公民，对于专案组的一些做法，我却感到一些不安。
　　根据石城警方的说法，从拍到第一起扒窃到最终收网抓人，前后历时4个多月。在这120多天里，警方几乎天天看着嫌疑人在眼皮底下活动，把罪恶之手伸向一个又一个无辜市民，一次又一次窃得钱包、手机乃至电脑，让无数被害人伤心、愤怒乃至痛哭；可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定罪证据，为了最终将嫌疑人绳之以法，警方不得不一再放纵嫌疑人的扒窃行为。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正是因为石城警方的放纵，才使得此后的数百起扒窃得以发生。如果警方提前抓人，尽管可能难以将嫌疑人定罪，但是十数天的行政拘留，至少也可以避免数十起扒窃，保护数十个市民的财产安全。
　　有理由相信，警方心里也极度纠结：一方面，为了社会整体这一“长远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搜集足够的证据，所以不得不暂时让嫌疑人逍遥法外；另一方面，看到一个个受害者的泪光，警方又必然恨不得提前行动。然而最终，也许是基于“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传统，警方选择了“放长线钓大鱼”。作为旁观者，嫌疑人的最终服法固然值得欣慰。但是与此同时，对于那数百起扒窃案的被害人，对于这些被作为“证据”的“鱼饵”，如何能够弥补他们？
　　实际上，如果给予扒窃犯四个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赃物都已经被转手，被害人找回失窃财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同时，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当扒窃犯在警察眼皮底下公然行窃，警察也心知肚明的时候，“放长线钓大鱼”的行为是否涉嫌警察渎职？
　　当然，如果反过来假设，警察一开始就动手抓人，然后几天后又不得不依法放人，那么此后被窃的被害人是否也成为警察办案“不懂策略”的牺牲品？
　　对于这些追问，显然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那么究竟是谁造就这种多数人与少数人利益的紧张？究竟是谁让警察纠结于抓人的良心与放纵的策略之中？
　　其实是立法者的制度设计有问题。坚持刑事政策的“宽严相济”立场，对于数额较小或偶犯的扒窃行为不予认定为犯罪，只有达到一定数额或次数，才予以刑事处罚。这本身是善意的立法，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被称为“数额犯”的立法，在现实中根本不太具备操作性。
　　幸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对此作出回应。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只要是扒窃，不管次数多少，不管金额几何，都可以直接抓人定罪。石城警方从此可以不再纠结，只要发现扒窃，立马就可以动手抓人，而不必担心十来天后还必须得放人的无奈。
　　立法绝不是书斋里面拍脑袋的工作。立法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这个规定是否具有操作性；二、这个规定会给执法者以及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行为引导？唯有如此，石城警方这种“欲擒故纵”的高成本执法才不至于被一再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