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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岁时的照片在他贴身衣袋里装了14年
1930年9月，母亲生下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愧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儿俩不是挺好吗？” 不久，父亲去苏区，考虑到我还小，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1岁时，母亲领我去公园，遇到照相的，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员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收到照片的父亲自是惊喜不已，他把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14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做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翌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母亲和我被带到西摩路英巡捕房。那些日子，母亲格外小心，和我寸步不离。有时晚上提审，她一定带上我。母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父亲临去世前，有一天突然动情地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親啊！”我眼含热泪，记下了父亲的话。
妈妈成了我和父亲间的翻译
被巡捕房释放后，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1935年春，机关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告之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为安全计，孩子留给毛齐华在乡下的母亲、妻子照顾。
骨肉分离，母亲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周恩来伯伯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叔叔亲自到家乡接我。那天，我穿了件土布缝制的棉袍，提个小包袱，忐忑不安地跟毛叔叔到了上海。毛叔叔告诉我，这回一定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身边。 几经辗转，到达北平。党的地下交通员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叶伯伯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看看，这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1946年4月16日，到北平开会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带着我一块儿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飞临张家口。飞机落地了，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前来接我。到了军区首长们的驻地东山坡，范叔叔指着一排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我有些慌乱地走过去，推开一间平房的门。阳光照进屋里，我见到一个看上去身体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大概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后来我得知，母亲是不久前步行一个多月，才从延安赶到张家口的。
在我发愣的当儿，她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丽丽！是丽丽！”她一把把我拉到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起来。不多时，外面响起脚步声，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到了屋门口，停住脚步，定定地打量我。母亲百感交集地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伯伯送给我的照片，左对右看。那人明白了什么，哈哈笑着，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
没错，是我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泪水不可遏制地再度奔涌。爸爸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他走上来，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安慰我，劝我不要哭。他感慨地说：“14年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小时候的那张照片了。”
是的，我终于回家了。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把1946年4月16日当成我的再生之日。
刚到家的那两天，我们倾诉着离别之苦，我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也听不懂我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做我们两人的翻译。谈起我所受的苦，父母亲一次次掉下眼泪。有一次，我带着怨气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正色道：“孩子，你不要怨恨爸爸和你的妈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的。要恨，你就恨旧社会，恨国民党反动派。”
父亲限我十天学会说普通话。我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父亲说，他的四川话好听，别人也能听懂，不像我的上海土话，谁也听不懂。
不久，父亲安排我到张家口第一完小上课，还把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送给我，说这是我的书包。我都16岁了，还要上小学，有些难为情。父亲说：“只要是学习，哪怕年龄再大，也不丢人。学到了本领，才能为劳动人民做事情。”
我背起书包到张家口第一完小四年级上课。父亲送给我的这个书包我保留了一辈子。
忠厚传家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艱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忠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1930年9月，母亲生下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愧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儿俩不是挺好吗？” 不久，父亲去苏区，考虑到我还小，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1岁时，母亲领我去公园，遇到照相的，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员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收到照片的父亲自是惊喜不已，他把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14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做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翌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母亲和我被带到西摩路英巡捕房。那些日子，母亲格外小心，和我寸步不离。有时晚上提审，她一定带上我。母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父亲临去世前，有一天突然动情地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親啊！”我眼含热泪，记下了父亲的话。
妈妈成了我和父亲间的翻译
被巡捕房释放后，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1935年春，机关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告之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为安全计，孩子留给毛齐华在乡下的母亲、妻子照顾。
骨肉分离，母亲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周恩来伯伯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叔叔亲自到家乡接我。那天，我穿了件土布缝制的棉袍，提个小包袱，忐忑不安地跟毛叔叔到了上海。毛叔叔告诉我，这回一定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身边。 几经辗转，到达北平。党的地下交通员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叶伯伯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看看，这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1946年4月16日，到北平开会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带着我一块儿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飞临张家口。飞机落地了，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前来接我。到了军区首长们的驻地东山坡，范叔叔指着一排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我有些慌乱地走过去，推开一间平房的门。阳光照进屋里，我见到一个看上去身体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大概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后来我得知，母亲是不久前步行一个多月，才从延安赶到张家口的。
在我发愣的当儿，她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丽丽！是丽丽！”她一把把我拉到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起来。不多时，外面响起脚步声，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到了屋门口，停住脚步，定定地打量我。母亲百感交集地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伯伯送给我的照片，左对右看。那人明白了什么，哈哈笑着，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
没错，是我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泪水不可遏制地再度奔涌。爸爸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他走上来，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安慰我，劝我不要哭。他感慨地说：“14年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小时候的那张照片了。”
是的，我终于回家了。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把1946年4月16日当成我的再生之日。
刚到家的那两天，我们倾诉着离别之苦，我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也听不懂我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做我们两人的翻译。谈起我所受的苦，父母亲一次次掉下眼泪。有一次，我带着怨气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正色道：“孩子，你不要怨恨爸爸和你的妈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的。要恨，你就恨旧社会，恨国民党反动派。”
父亲限我十天学会说普通话。我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父亲说，他的四川话好听，别人也能听懂，不像我的上海土话，谁也听不懂。
不久，父亲安排我到张家口第一完小上课，还把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送给我，说这是我的书包。我都16岁了，还要上小学，有些难为情。父亲说：“只要是学习，哪怕年龄再大，也不丢人。学到了本领，才能为劳动人民做事情。”
我背起书包到张家口第一完小四年级上课。父亲送给我的这个书包我保留了一辈子。
忠厚传家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艱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忠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