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因斯真是个神奇的人物。
　　20多年前，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自从西方经济出现滞涨以后，凯因斯的理论就破产了。没想到，课堂上是这样，课堂外却是另外一回事。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开始正面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东西，所以，尽管凯因斯在西方是“破产”了，但是在国内凯因斯的理论绝对是炙手可热。
　　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我们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多，凯因斯的影响开始相对减弱。但是，就在人们认为可以忘掉凯因斯的时候，凯因斯又回来了。这一回，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是这样。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各国政府为了挽救危机中的经济，纷纷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这一回，凯因斯不是回到课堂上，而是回到了实践中来。尽管不断有学者反对实行凯因斯主义政策，但是，在各国政府眼里，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对策前，干预是政府最容易马上想到的办法。
　　现在，西方那些反对实行凯因斯主义政策的人可能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因为西方经济似乎已经在二次探底。这些人可能会说，我们早就说过了，甚至早在2008年就说过了，奥巴马的政策是危险的，很可能会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现在，事实也似乎证明了这些警告。
　　但是，对西方政府而言，那些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人可能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凯因斯主义的政策有多少缺点，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能不能找到比凯因斯主义的政策更好的办法。
　　在国内，凯因斯也依然不能逃离人们的视线。就在前不久，还有学者为了强化自己观点，提出了一句要谁不要谁的“口号”，这个不要谁就是不要凯因斯。但是对国内那些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实干家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国外同行是一样的，即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能否找到让他们可以接受的经济学理论。
　　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就出现了。一方面，某个理论已经在学术上被抛弃了，另一方面，这个理论还是实践中被人们广泛使用。
　　这种困境实际上给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应该得到实干家的认可，应该能够让实干家去乐意遵循，并再次让经济有一个长期的繁荣稳定的发展。
　　同时，这种困境也给实干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能不能找到新的办法，让经济运行平稳持续繁荣地发展。
　　无论是对学者而言，还是对实干家们而言，这项任务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学者全球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要远远大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任务的完成，需要学者和实干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够实现。实际上，凯因斯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合作的典型例子。人们知道，当年罗斯福政府实行凯因斯主义的新政的时候是在1932年，但是实际上，凯因斯的《通论》是在1936年出版的。这就是说，在那场西方的经济危机中，实干家和学者在经济政策的取向上是一致的。
　　历史仿佛经历了一次轮回，我们又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实干家能不能找到比较好的经济政策解决当前的危机，对理论家而言，则是能不能提出新的理论，让今后的实干家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可以遵循。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许就可以真的忘记凯因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