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打韦小宝，本是一出闹剧，但两人却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便成了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整部《人间》，弥漫着无以名状的悲剧色彩，其美学逻辑便是：将国家民族的悲剧，具象成了家庭内部的悲剧，而家庭的悲剧，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悲剧（不过剧中隐藏着一个有趣的事实：胜利者香火延续，失败者无后而终）。
　　
　　张黎，这位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出身的电视剧导演算是根正苗红的“第五代”，他的《中国往事》、《大明王朝1566》等剧集都以精致和大气蜚声荧屏，特别是一部《走向共和》，我个人认为堪称新中国电视剧史上的最高峰。而今这部《人间正道是沧桑》（下文简称《人间》），在时序上基本承接了《走向共和》的剧情，同样掀起了收视狂潮，而且从庙堂学府到贩夫走卒，对此片都赞誉有加，看来张黎（当然还有刘淼淼）导演一手打造的中国近代史画卷已然初现端倪。
　　历史早已化作如烟往事，能在后奥运时代的收视环境里，把1925-1949年这段充满苦痛、屈辱、信仰与欺瞒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历史描摹得脍炙人口，在我看来，《人间》剧的成功正在于它对观众脉搏的巧妙应合——不在于剧集中有什么，而在于观众看出了什么。
　　革命浪漫主义是个什么主义？恐怕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盛行的今天，“革命浪漫主义”已经被彻底物化了，其代表人物就属格瓦拉。在当今的大众文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里，格瓦拉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再是）那位丛林游击战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搭档，而是好莱坞电影里的摩托骑士，张广天话剧里的愤青偶像，以及印在T恤衫、可乐瓶甚至国际米兰球迷协会旗帜上的商业Logo。格瓦拉当然革命，但是这里的“革命”显然更多地褪去了暴力、阶级和政治的含义，而是某种性感、危险、忧郁、叛逆的欲望对象——当然，他还得充满传奇性。
　　按照这个标准，《人间》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幅格瓦拉的群像，内里的人物基本都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身体力行者。
　　
　　杨立仁之于格瓦拉
　　
　　剧中最格瓦拉的是谁？当然是杨立仁。从青年时刺杀巡阅使开始，杨立仁就是位为信仰矢志不渝奋斗终身的浪漫
　　革命者——可惜他的信仰被历史证明是个笑话，这也是杨立仁个人悲剧命运的根源之所在。
　　杨立仁廉洁奉公、疾恶如仇、有情有义，抛却政治立场不谈，他简直没有缺点。当然，杨立仁在对付共产党时也无所不用其极，杀瞿恩、囚瞿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杨立仁不是为杀人而杀人，在他看来，这是为了崇高的“三民主义理想”所付出的努力。为了理想，他甚至要把爱情压抑在心底——瞿霞和林娥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起码政治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才拒绝了杨立仁的爱。但是杨立仁对爱人，特别是对林娥的关照是无微不至的，当他看到怀孕的林娥被安排值夜班时对下属大为光火，想必在那一刻，是人都看得出杨立仁的汩汩爱心。然而杨立仁却被无情的爱人欺骗，他一直竭力呵护的，正是给他最大打击的人（流行歌曲有云：我爱的人伤我最深）——有谁能体味这种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呢？在得知林娥的真实身份后，杨立仁的心已经死了。然而杨立仁还是替林娥和瞿恩养大了他们的费明（尽管杨立华是养母，但没有杨立仁的支持，想必费明在杨家也呆不下去）。
　　事实上，《人间》热播，最红的还是杨立仁，特别对女性观众来说，杨立仁才是理想老公的形象，他的衣冠楚楚、他的激情澎湃、他的舍生取义（不要忘记在抗日战争期间杨立仁所表现出的民族大义）、他的柔情似水，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国格瓦拉的精神内涵。格瓦拉隐匿山林，杨立仁身居闹市，所谓大隐隐于市，格瓦拉把身体和精神一起放逐，杨立仁却不得不忍受身体和精神的背离之苦——这位总在上海和南京的上流场所进进出出的失意革命家，早已把灵魂放逐到无限远处的民族苦难荒野之中了！
　　杨立仁成了新中国荧屏上最让人扼腕叹息和同情的中统特务形象，往昔总被妖魔化的国民党特务，现在也有了人性化的一面，而一旦他们的魅力被激发出来，观众们会赫然发现——他们也是激情四溢的“革命者”，而结合当下的大众文化，有格瓦拉式的集体无意识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孙红雷当初看剧本时就想演杨立仁，可张黎没给他机会，现在看来孙的眼光不错，黄志忠借杨立仁一角果然迅速上位。
　　
　　杨立青之于韦小宝
　　
　　至于杨立青，这位在1927年的危机关头火线入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却是以某种顽童的形象出现在剧集中（这几乎是革命史诗题材文艺作品的必备模式，即描述某个懵懂无知但良心未泯的主人公通过革命熔炉的锻造后最后淬炼成钢的过程），一开始就拿枪打伤了邻家女孩——日后成为他师母、然后又成为他妻子的林娥，后来还穿着上司董建昌的军服去宴会上骗吃骗喝，在黄埔的考场外面也不放过机会戏弄一帮同学。直到投身共产党，杨立青干的也是啸聚山林的活儿，一个人做了一群土匪的“党代表”，搞的女王样十足的女匪首白凤兰五迷三道（不过白凤兰死前的告白有点走样，我认为这是全剧中最雷的一场戏）；而那场“绑架”范希亮勒索赎金的戏，更是充分显示了杨立青的狡黠与机敏；到了后来在红大（抗大）教书，这位赶鸭子上架的教员又略施小计把一帮干部学员训得服服帖帖；最后到了东北战场上，杨立青更是施展了跨国的智慧，让一帮日本战俘死心塌地地跟着解放军卖命。
　　所谓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这正是杨立青身上的突出特点，所以一旦教条主义者当权，杨立青就会怒不可遏——这正是他最为痛恨、也是与他自身性格决不相容的——当听闻瞿恩在大部队撤离后继续留守苏区，杨立青手扬马鞭几乎要打将进去，得亏林娥阻拦及时，才未酿成大祸。
　　杨立青的特点正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共产党人的特点，本来就是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来，无权无枪无钱，最终能打下江山，靠的就是替劳苦大众办事以及不拘一格的工作风格。在底层人群和诸种利益关系中折冲捭阖，最终杀出一条血路，这其实很有点韦小宝的意思。虽然一开始并不强大，但总能因时、因地制宜，而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方向，成功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运气也不能少，历史大趋势是必然的，但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那就充满了偶然性。譬如杨立青，就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甚至福佑他人。用杨父杨廷鹤的话说：“是立青这浑小子保全了这个家，否则咱杨家就是灭顶之灾”——这也是韦小宝的显著特点。
　　总之，这位大户人家出身的杨立青，与哥哥姐姐的书卷气总有些格格不入，浑身散发着一股子实用主义的顽劣作风，虽然有时让你哭笑不得，但他总能把事给办成。所以不管怎么看，杨立青身上都有着浓厚的韦小宝影子——用范德彪（电视连续剧《马大帅》中范伟饰演的角色）的话来说，他总是“不按套路打”；当然，他也总是能打赢。
　　
　　家国同构
　　
　　儒家文化历来讲究家国同构，这一点在《人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四分之一世纪的风云变幻，通过湖南杨家人的命运起伏被展示出来。家即是国。杨家第二代两男一女，一国、一共、一个第三条道路，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整个时局（杨立秋暂且不提）；当然，国亦是家。我们可以对此剧做修辞学上的联想：内战的双方本来就是一家人，而且有着同样的国富民强梦想，但是有人走错了路，虽然辈分上是老大，却背叛了小弟，于是小弟愤而还击，最终打下了无限江山。此间的恩怨纠葛，本就是血浓于水，哪里摘得清楚？
　　杨立仁孤身赴台，偌大的军舰甲板上只留下他一个孤单的背影，若有朝一日杨立仁能重返父亲坟茔之畔，不知会做何感想？
　　天若有情天亦老，不敢想，一想就酸。
　　从另一方面，《人间》也用了同窗情谊来化解一个世纪的恩怨。黄埔的三期六班，英杰辈出，你死我活的国共双方，成了三期六班的同学内斗。这就是历史，虽然令人扼腕，却无法回避。学生杀老师，范希亮罪不容赦；但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血染疆场，又让观众们对范希亮肃然起敬——“职业军人”四个字，放在驳运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竟是如此的吊诡！
　　好人打坏人，那是天经地义；好人打好人，就成了不忍卒睹。《人间》里的出场人物，除了那几个杨立仁手下的小特务，没有绝对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亲兄弟之所以兵戎相见，按照剧中的逻辑，乃是被命运裹胁，被无良的独裁领袖无耻地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