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三十六个字，是颜氏三代的“官箴名言”， 近来在许多文章中被频加引用，至誉为“官箴名言”的“公廉说”。在数百年前的官场上，能有此明确的语言用以勉励官员，应当是不错的，这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比起朱元璋剥贪官之皮塞以稻草置于公堂之上警示官员自律之举，在觀瞻上要好看得多。
　　广东连平人颜希深，官至巡抚；其子颜检，曾任直隶总督；其孙颜伯焘，1840年任闽浙总督。有清一代，祖孙三代官居督抚者，广东通省仅此一家。据载，颜希深父子官声甚好。颜伯焘以贵公子年方22岁即点翰林，志存高远，加上获祖、父的庇荫，相信早有守土封疆之思，欲大有作为，故在“箴言”跋中表示居官“不敢不以公廉自励”。他48岁被授为闽浙总督，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甫上任即积极备战，也曾在厦门奋勇抗敌，但抵御不住，便逃到同安，又谎报军情，最后被道光皇帝革职，返乡闲居。
　　宦海浮沉，在封建时代原是极正常的事。这里要谈的，不是因战事遭罢斥，而是有关颜伯焘罢官回乡过程中的一则故事。颜伯焘的同时人张集馨，刚好在颜氏罢官时就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张氏生前留下一部日记，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时取名《道咸宦海见闻录》。据该书记述，张氏经过福州时，曾去拜会已罢官即将返乡的颜伯焘，彼此有过一番叙谈。在张氏上任后，颜伯焘取道张氏任所漳州返粤。下面引录《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一段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颜伯焘返乡的壮观场面。
　　前帅（按指颜伯焘。清代总督带兵部尚书衔，故下属称之为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梢（按1942年4月末），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余至书院谒见，则称夫人乳患，断不能行……蒋令（按即道府治所在地龙溪县知县蒋某）密求余曰：“帅无走意，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方使县中息肩。”……
　　余问蒋令曰：“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安得许多辎重？”蒋令曰：“帅仆及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马夫，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如此滋扰，帅并不知。”……
　　奉文裁汰乡勇。龙溪有勇千二百名，其实并无其事。余即饬府裁撤，府中接文，即率县诣署面恳稍缓数日，余曰：“何谓耶？”赵守曰：“前帅过境，蒋令实用去一万余金，非藉此勇粮不能弥补。”余闻而心窃叹之！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后余去官，不知裁撤与否？
　　根据上述记载，人们尚无法判定这运输行李、货物过了十日的队伍有多少是直接为颜伯焘一家服务的，但有位知名学者问道：“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耶？”（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在漳州如此，在所经其他州县又如何呢？以一名被朝廷革职的官员，居然浩浩荡荡，带着数以千计的随从，藉口夫人乳患、天雨难行，滋扰地方，一住就是五六日，一切费用，全由该县负担，动用公帑，总计有一万多两银子。即使动用“勇饷”去填补这个缺口，也是挪用防夷的海防经费，罪在不赦。即此一端足以说明颜伯焘之所为，实无一“廉”字之可言，遑论其他。
　　颜伯焘如何以“公廉说”去挑战“黑厚学”？这实在是一个难题。但欲研究“公廉定律”，此公的行为又确实是一个典型案例：刻石明志是一回事，行非所誓又是一回事。观其言不能不察其行，当世君子其慎之。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