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生前，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致使重镇荆州丢失，吴蜀联盟损伤，进尔直接导致了刘备彝陵之败，白帝托孤遗恨，蜀汉国势从此急转直下，自己也落了个身首两端的下场。关羽死时未赐谥，大哥刘备不忍予二弟以贬损，只好揣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三缄其口。后主时方追谥关羽为壮缪侯，这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均有记载。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这样的评价是实事求是、难能可贵的。历史上得恶谥者并不多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且要顾及脸面，最后多数人获得的都是程度不一的颂谀。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向死者后人送个顺水人情，体现浩荡皇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关羽的责任实在太大，关乎国祚，关乎大局，惟有恶谥才能警告后生，杜绝效尤。但自宋以后，随着礼教思想的广布，以及旌表宣传的需要，关羽渐被树为“忠义”的典范，并神化成了“武圣”、“关帝”，壮缪之恶谥也就不合时宜了，于是由乾隆爷拍板，改谥为“忠义”，还搪塞“壮缪”乃陈寿乱写上去的。明人郎瑛《七修续稿》辩解道：“缪字有四音：穆音则为谥，妙音则为姓，绸缪则为事情也，纰缪则为背戾。绸缪、比缪、姓，人知而用之；穆音为谥，汉以上人识之，故关公谥缪。今人只知为背戾之义，以谥之不当也，殊不思秦缪、鲁缪，《礼记大传》序以昭缪皆是也。宋以缪丑谥秦桧，故晋欲谥何曾，武帝不从，肯以缪谥关乎？”
　　为此，不断有人对关羽的地位提出异议，欲还原陈寿的原评。清人君木《夫须阁随笔》云：“人鬼之雄受人崇敬者，莫如关壮缪。壮缪生平，陈寿所谓刚愎自矜，以短取败，理之常也，自《三国演义》盛行，壮缪之灵赫然照人心目，至本朝而崇奉之者益盛，实则古今名将，如壮缪者非一人。不学之人误于演义，撰为碑记联语，多可笑者，故非大雅所乐道也。奉化孙玉仙锵，以进士宰蜀中某邑，曾上書大府，请奏停壮缪祀，大府斥其谬妄，竟褫其职，此所谓狂者以不狂者为狂也。”
　　历史上还有一位著名的得“缪”者，即臭名远播的秦桧。与关羽不同的是，在其死时篡取的是“忠献”的美谥。直至五十一年后，其卖国真相败露后，方改谥“缪丑”。“缪”已恶矣，再加之“怙威肆行”的“丑”，可谓恶之极矣。慈禧太后死后，尊号、庙号、谥号加起来有二十三字之多，其显赫程度为历代后妃不及。然则不出三年，帝制废，民国立，其腐化专断劣行昭示天下后，即刻为国人所不齿，只是民国已废除谥制，否则她定是又一“缪”人。
　　这让人不由想到了对康生、谢富治等人的评价。尤其是康生，其追悼会庄严肃穆，其悼辞溢美溢誉，但不出两年，他已成了反革命集团的罪魁之一。明代名将于谦是被害而毙命的，殂时无谥，十年后方追谥“肃愍”，八十年后再谥“忠肃”，这又让人想到了当代的刘少奇等一批丧于非命者。古往今来，由美而恶，又由恶而美的例子可谓多矣！
　　这种现象看似反常，实则正常。关键是从怎样的视角怎样的高度去藏否，去月旦。秦桧死时，门生故吏满朝野，权势正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可能得恶谥。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殒时，得到了一个最高的美谥“文忠”，但仅仅九个月后，万历帝便下诏夺谥，且“诏尽削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示天下”。《古诗源》的编者沈德潜深得乾隆赏识，命其和《消夏十咏》及《落叶》诸诗，俱称旨。后赐诗云：“我爱德潜德，醇风抱古初。”又云：“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殁后，被谥“文悫”，九年后，乾隆忽又下诏夺谥。这种评价上的云壤冰炭，源于帝王对一个人看法实质性的改变。但今天人们对张居正、沈德潜等人的看法也并未因夺谥而定论，就是被恶为“逆天虐民曰炀，远礼远正曰炀，好内怠政曰炀”的隋炀帝杨广也还有开挖运河的功劳。这就是历史，历史地看待一个人应该是较为公允的，这倒不是因为身处当代就缺乏客观。盖棺未必论定，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其评价李鸿章曰：“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选自《编辑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