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在“热钱”流入的压力下，存款利率不要着急动。
　　言下之意，真正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短期无望，存贷息差和金融垄断格局仍将持续，未来用低利率、“负利率”迫使储户进行替代性选择还将继续。储户要么继续忍受，要么去投资，或者去买理财产品，或者金融脱媒去冒险，而这种逼迫储户进行替代性选择无异于逼良为娼。在金融市场中，风险偏好往往不具备替代性，就像吃猪肉与吃鱼肉一样不具替代性（有人说“嫌猪肉贵你可以吃鱼肉”），况且在中国很多人不具备投资投机的能力，也不具备风险防范的能力，而且很多人是将存款作为对冲未来风险和应对生老病死的保障，除非我们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不需要大家用储蓄来自行对冲风险。因此，要考虑大家投资经验不足等实际情况和尊重大家储蓄型偏好的选择。在成熟市场人家都在按照风险偏好搞分级制度，而我们还在用低利率来胁迫储户去冒险，显然不合时宜，也不道德。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仅剩下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其实关键是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这是决定和保护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贷款利率的上限早已经放开了，在金融垄断、金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贷款利率普遍都在上浮，下限管制已无关紧要，应早日放开，但这改变不了“高息差”的根本。为了推动中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存款利率管制这一道防线必须要打开，否则商业银行永远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另外，利率市场化导致存贷利差缩小之后，肯定会对目前这种依靠存贷利差过活的商业银行造成影响，但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目前国内的各大主要商业银行都基本已经实现了上市融资，已经摆脱了早前盈利不善、坏账过多的局面，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具备了尝试的条件。
　　遗憾的是，周小川说存款利率不着急动，他分析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热钱”的压力下，境内外利差会引起“热钱”的逐利动机，因此存款利率不着急动；二是股改后的银行基本实现了硬约束，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银行还没有进行股改，缺乏财务硬约束，即竞争起来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往往是质量越差的银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在全面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之前存款利率不着急动。
　　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时，我们确实有些担心使用价格型工具之后会导致热钱涌入套利，频繁使用数量型工具搞一刀切紧缩，结果中国的利率出现了畸形的“双轨制”，高利贷乱象差点给中国带来一场债务危机，显然防“热钱”是外汇管理部门要下工夫的事情，不能转嫁在货币政策上让老百姓来承担，以防“热钱”套利为由来搞存款利率管制，其实是在变相地掏取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如果商业银行的息差缩小两个点，则老百姓的利息收入或者实体领域的企业收入将增加一万多亿元，而这些钱进了银行的腰包，目前实体经济步步维艰，中国的银行反而成为最赚钱的企业，这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显然打破存贷息差和打破金融垄断迫在眉睫。
　　而对于银行股改后有了财务硬约束，放开存款利率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银行不愿意自主定价，也不愿意抬高存款利率。实在是强词夺理和荒唐可笑，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自然不愿意打破垄断的格局，他们不愿意竞争就不允许竞争了？中国金融改革不能被这些利益既得集团所左右，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放开金融牌照和打破金融垄断，如果怕这怕那只会裹足不前。
　　在目前实体经济平均收益率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资金成本和贷款利率高高在上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且过高的资金使用成本反而会加大实体经济的困难。金融改革必须要兼顾实体经济的现实状况，应该让金融有效的支持实体经济，而不是让其吹大实体经济的泡沫和加速实体经济的衰退。
　　温总理已经明确指出要打破金融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如果央行继续维持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各种畸形的金融乱象还会再次发生。
　　金融垄断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可以导致金融资源稀缺、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融资成本过高、金融效率过低，那么改革的对策自然是要打破金融垄断、放开金融牌照，放弃特许经营，放弃息差保护，放弃对金融机构的“圈养”，鼓励多元化的竞争局面，以弥补金融服务的不足。只有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实体经济才会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老百姓才会获得与付费支出相对应的高质量金融服务。
　　因此，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都应该放开，不能再借防“热钱”套利之名来掏老百姓的口袋，也不应该再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来继续压抑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