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中国散文诗选》，要我写几句话。我知道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诗选集。为它写几句话，我自然非常高兴。近几年来，我国文艺百花园中，散文诗这朵小花得到了春风雨露，比之过去，有了蓬勃的发展。不只是各报刊都不断发表散文诗作，而且还将出版单行本散文诗集，更有《黎明散文诗丛书》第一辑、二辑的陆续出版。这不只是说明散文诗拥有了广大读者，也说明散文诗作者队伍的逐渐形成和不断扩大。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要求了解和研究散文诗的人也不断增加。《中国散文诗选》的出版，我想无疑会在这方面给读者很大的帮助。
　　这本《中国散文诗选》编选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我国散文诗各时期的代表作。从最早写散文诗的刘半农、焦菊隐，早期写散文诗最有成就的鲁迅、郭沫若，到后来各时期，直至当前的散文诗作品，都基本上选入了。从这些散文诗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散文诗的发展道路，历史的继承，以便于我们从这些各时期的散文诗作中吸取营养。
　　什么是散文诗？我们要向前辈散文诗作者学习什么？我想随便说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我长期以来认为，散文诗首先是诗，要有诗的意境。我们的先辈如鲁迅、郭沫若、刘半农等，都是在各自的作品中体现了这一特点的。他们将情景与寓意融汇于一炉，很值得我们学习。此外，前辈散文诗作者，早在五四时期，他们的作品就带着浓厚的中国民族的特色。我们看到发展最早的刘半农的散文诗《老牛》(一九一九年)，它的内容是写农村的老牛车水。全文三百来字，是采用狗和老牛的对话来写的。作者巧妙地把狗和老牛人格化了，写得非常朴实。全文用的口语，可以琅琅上口，对于老牛一味埋头苦干的精神作了哲理性的赞扬。虽然比较袒露，但整个手法是中国气派的，带有中国民间形式的许多特点。在当时五四不少人热衷于接受西洋影响的情况下，刘半农能坚持采用民间口语，不走全盘洋化的道路(他还收集了不少江阴民歌，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研究)，这一点应该特别提出来，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青年同志学习的。至于稍后一点鲁迅先生写的散文诗，无论在艺术性、思想性各方面，都较之他同时代的人更成熟，更深刻，即使拿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他的散文诗都光彩夺目，还没有人可以超过。我特别喜欢去年才发现的他的七篇散文诗佚文。其中如《古城》、《火的冰》、《螃蟹》等，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我觉得为我们中国民族的散文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却又是通过一定的情景，诗的意境来表达的。他的诗情特别深沉、凝聚，他通过诗情所表达的哲理，凝聚到只好用寓言的形式来表达，如《古城》就是寓言形式的散文诗。此外，鲁迅先生的散文诗，在形式上也和散文是有明显区别的。从字数上说散文诗由于接近诗，就必然要短小。鲁迅先生这七篇佚诗，全部都是三、五百字的短文。这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区别和限制，就会进一步增加散文与散文诗界限的混乱。有一位青年作者给我来信说，你不是认为散文诗突破了诗的约束，可以无韵、无长短排列句的约束吗？怎么，你又主张把散文诗约束在三、五百字之内呢？他提出这个问题，大概是看到了我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散文诗杂谈》一文。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这个意见。首先，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本身一定的规律就是它自身的约束。这是指正常的应有的规律、规格、约束，散文诗自然不能例外。散文诗从诗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了，就和诗有了区别。但它如果要和散文区别开来，也应该从散文的规律(约束)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散文诗要比散文短，字数在三、五百字之内的道理。有这么一个规定，或者叫约束，散文诗就会产生它自身的结构、形式、用词方面的特征和规格。譬如散文诗要求比散文带有跳跃性，等等。鲁迅先生早期的散文诗，就具备了短小的特点，至于后来他的散文诗写长了，如有名的《野草》。我想，这是散文诗朝抒情散文的发展。因此，我们研究我国早期的散文诗的形式和发展，要看到这个变化。此外鲁迅先生在散文诗的取材和形式上，更多的采用了寓言式和其他各种体裁，为散文诗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迪示了更深的哲理。这一点我们要更好的学习、继承。
　　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运用口语、对话的特点。例如《古城》这篇寓言，采取了三个人的对话，连全文的叙述也是第一人称的。文学本来就是语言艺术，口语化更是我们民族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让散文诗朝口语化方向发展，恐怕是我们今天散文诗作者要坚持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个人在这方面曾经作过一些尝试，都失败了。那是由于我感到运用口语写作，有明快的一面，但描绘感情不容易细致，也不复杂、曲折。这次又重读了鲁迅先生的散文诗，才有了新的体会。我想口语化和寓言式要结合起来。那么，散文诗在内容和艺术上将更有深度。我过去之所以失败，不是在文中运用了口语，而是通篇的结构、寓意不深所造成的。因此，散文诗用寓言的方式来表达，是可以倡导的一种形式。象瞿秋白同志的《那个城》，也是用寓言式写的一篇值得反复深读的、很受启发的散文诗篇。
　　散文诗发展到郭沫若同志，很明显的特点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更浓了、更直接了。鲁迅先生早期作品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这一点本来早有定论。但在散文诗作上，郭沫若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诗人，就显得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更为赤裸、大胆，并且是更直接的表达了作者的感情。他的散文诗《路畔的蔷薇》、《山茶花》，把花人格化之后，接着抒发了作者强烈的感情。此外如《白发》、《夕》，风格也十分明快。在这些前辈创作的影响下，散文诗发展到三十年代，陆蠡和丽尼是颇有代表性并有较大影响的两位。如陆蠡的《桥》、《黑夜》，丽尼的《黄昏之献》等篇，抒发的诗人的感情，深深带着时代和社会的烙印，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痛苦、徨和苦闷。他们的这些情调如果追溯到二十年代，我想，他们一定是受了朱自清著名的散文诗《匆匆》的影响。朱文《匆匆》中所表达的一个知识分子，对时间的流逝、心灵的空虚和无可奈何的淡淡的哀愁，反映得异常深刻，并具有典型性。从朱自清、陆蠡、戴望舒、丽尼，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当然，有哀愁的一面，并不是说就没有愤懑的一面。象丽尼这样的作者，不是也写了《鹰之歌》这样怀念被枪杀的革命者的散文诗么？
　　上面简述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早期的散文诗概况。但从三十年代后期，即从抗日战争爆发起，经过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十多年的时间中，可不可以说，中国散文诗处于一种低潮时期。除了在国统区如郭风等坚持写了一定数量的散文诗之外，由于民族危亡，时代的强烈动荡，散文诗这种抒情性较强的文学样式不能引人注目是不足为奇的。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到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新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时期。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理想和获得解放后新生的感情的奔放，除了使整个文艺蓬勃发展之外，还使散文诗这一文学样式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一九五○年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尝试写的，到一九五六年、五七年才先后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一九五九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集印成《早霞短笛》出版，全书共收散文诗二百七十多首。之后，郭风的散文诗《叶笛集》、《鲜花的早晨》问世。似乎散文诗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不少青年同志学习着写这个文学样式，报刊上也陆续有所发表。但这一不被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却遭到了引人注目的不幸。在“左”的错误思潮冲击下，有的人为了几首散文诗被打成了右派。就连我写的《早霞短笛》散文诗集，也被“四人帮”文痞姚文元亲自出马写文章，列为批判对象。随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散文诗自然更灭迹了。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散文诗这朵残败凋零的小花，在经过寒冬之后，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创作散文诗的作者队伍中，涌现出了许多有才华的中、青年作者，如：刘湛秋(《写在早春的信笺上》、《温暖的情思》)，王中才(《晓星集》)，刘再复(《雨丝集》、《深海的追寻》)，秋原(《春潮集》)，那永伦(《红叶集》)，张岐(《留在大海的脚印》)，耿林莽、徐成淼、刘再光(三人集《星星河》)等，如果再加上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诗的其他新秀，数量是相当大的。从整个散文诗的发展来看什么叫散文诗，散文诗的特点规律是什么，通过这几年的创作实践大致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今后散文诗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其次，散文诗必须来自生活，只有从当前人民群众的现实斗争生活中吸取养料，散文诗才能从个人狭小的圈子中，从空虚的惨白无力的自我表现中摆脱出来。这一点，也是这几年散文诗的总倾向所证实了的。大凡受群众欢迎的好的或较好的散文诗，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对生活理想、光明的追求、向往，也总是鼓舞人向上、前进的。当然，也应该指出近年有不少散文诗，出于对“四人帮”的文化禁锢政策的惩罚，和对极左错误思想的突破，也过多的、或是不恰当的表达了一些个人狭小的、朦胧的、低沉的感情。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听任这种倾向的发展，中国当代散文诗会走上死胡同，而脱离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大家都不允许的。
　　散文诗的形式和分类还在摸索之中，但是有一点，我想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散文诗一定要与抒情散文区别开来。目前这本《中国散文诗选》中，有不少篇章严格说应该是属于抒情散文的。依我个人的看法，不宜收进这个集子。但为什么我又同意出版社把这些收选到这本书中来了呢？我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抒情散文，是散文过渡到散文诗的媒介。我认为抒情散文再凝聚一些，浓缩一些，就是散文诗了。二、抒情散文充满了诗的情趣，这种诗的情趣是散文诗的灵魂。我们常说散文诗首先是诗，取抒情散文中的诗意，对散文诗有启发。三、从散文诗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五四时期的散文诗有一个时候是发展成抒情散文了，收选进来可以借鉴。基于以上三个理由，我同意把这一部分为数不少的抒情散文也选入这个集子，作为我们学习、研究、发展散文诗的资料，是会有好处的。
　　此外，本书选集的后面还附有散文诗六人谈(发表在去年的《诗刊》)，以及郭风同志的《我和散文诗》一文(发表在去年《人民文学》)，这些都是探索散文诗的可以讨论的意见。在六人笔谈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散文诗创作上的问题，为了让散文诗与时代、生活结合得更紧，我想加强散文诗的情节性(即事件)，也许可以避免散文诗题材的空泛和只是局限在一些对大自然的欣赏寓意上，创造出从抒情散文诗到寓言散文诗、从个人走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的条件。这恐怕是可行的。当然，所谓加强情节、事件，并不是叫大家去写故事，去堆聚事件和矛盾，更不是脱离作者个人的情绪感受，去作空洞的描绘和说教。因为当时我只说了几句话，现在借此机会补充上面的一点意见。
　　至于郭风同志的长文《我和散文诗》，我早拜读了，我感谢他探索了中国现代散文诗与中国古文学(散文)的渊源，为我们继承民族优秀文化打下了基础。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郭风同志是我们较老的、有成就的散文和散文诗作家。他把散文和散文诗朝儿童文学靠拢，更增加了散文诗的色彩。
　　散文诗在时代的号角声中前进了，随着祖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步伐前进了。散文诗要完成它本身的战斗任务，无论从创作实践到理论的著述，都需要做一些属于基本建设的工作。广西人民出版社编选的这本《中国散文诗选》，无疑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的条件。我愿意把它推荐给热情的读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九日于北京
　　
　　(《中国散文诗选》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