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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国有股均分会造成少数人暴富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坚决反对把国有股分给全体居民，原因是这种做法可行性很低，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暴富。厉以宁解释说，国有股是全民的资产，但全民资产究竟怎么用，应该要考虑到可行性问题和它的后果问题。如果把国有股分给居民，由于信息不对称，结果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暴富。另外，这种“均贫富”的方法其实并不公平。他主张把国有股的一部分化作社保基金。国有股既然是全民所创造的，而社保基金又是用之全民的。社保基金的特点就是给最需要的人，穷人各种福利的享受就多一点。所以，这可能是更有利的一种方式。
点评：近来，似乎不少专家学者都对“发放消费券”、“均分外储”之类的“均贫富”建议意兴盎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美好愿景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厉以宁教授也再次提醒我们：均分并不代表公平，除了均分，也许我们需要探索其他更好的方式——此如，他提出的用部分国有股化作社保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王雨本：兴办国企拉动内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雨本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完全可以主动地、理直气壮地通过兴办国有企业来拉动内需。兴办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力量，而且可以增加社会产品，扩大就业，进而拉动内需，抵御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国有企业实现政府用其他间接手段难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例如，为了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行，国有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私人企业无力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早已今非昔比，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练，我国为拉动内需而需要兴办的国有企业，是按照市场主体要求构造的国有企业，是能够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国有企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如果今天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应当不会重蹈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的覆辙。兴办国有企业绝不是历史的倒退。今天的国有企业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可以也应当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点评：毋庸置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国有企业得以不断成长壮大，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要拉动消费，国有企业也许能够增加社会产品，扩大内需，但却可能调整不了经济结构——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茅于轼：房地产业要做战略调整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房地产业应该在战略上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否则将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他提出了对未来房地产业战略调整的初步设想。第一，将房地产业纳入社会福利保障网络体系，国家规定对每一个公民享有购买最低平均住房面积的福利价住房。这一平均住房面积，可以低于成本价，但不宜超过成本价。购房者购买超出最低平均福利住房面积部分，按照市场价付款。第二，建立政府垄断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机制，一是政府在现有基础上，更加严格地垄断“地根”；二是政府从土地规划、购买、销售、使用上制定严格的规范，防止土地低价、无序流入少数群体手中。第三，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抑制投资购房。这一做法主要是政府对购房者二次出售房屋加征税收，从而降低投资购房利润空间。第四，推行多套住房地租制。在国家保障公民有一套住房的基本社会福利政策外，对于购买两套以上多套住房的，每年征收一定的土地资源占用费，即征收地租。
董文标：应盘活农村现有存量资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资金从农村抽到城市这种“资金农转非”的状况必须改变。建议从产权政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上加大力度进行改革，鼓励资金留在农村，甚至从城市流向农村。在产权政策上，盘活农村现有存量资产，是彻底解决农村资金短缺、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环节，建议选择若干地区进行试点。据初步统计：目前农村居民7.3亿人，人均住宅面积约30平方米，价格大约在每平方米600元至800元，这块存量资产大约在13万亿元至18万亿元；农村耕地18亿亩，若按目前每亩6000元至16000元征地补偿中间价计算，这块存量资产大约在20万亿元。由于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近40万亿元存量资产没有进入流通和周转过程，这可能是农村资金短缺最根本的原因。董文标建议，对农村农民住宅资产加速产权明晰工作，尽快为农民颁发产权证以盘活这块存量资产，对耕地经营权也应向农民颁发经营权证书，允许农民以经营权证进行投资入股，成为农业化公司或合作机构的股东。
张贵峰：看病难报销与医保基金睡大觉
媒体评论员张贵峰近日撰文指出，一边是长期困扰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一边却是专门用于医疗保障的医保基金被大量结余、闲置——“花不出去”。地方政府正是包括医保基金在内的主要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者和责任人，如果医保基金不能充分足额地花在参保者的医疗卫生需求上，地方政府显然难辞其咎。若更深一层剖析，“医保基金大量结余”所能证明的其实不只是“地方政府失职”，同时也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因为，从世界其他许多社保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直接参与、置身于医保基金的具体管理经营，原本就不该是现代政府应有的职能。目前在中国，充分尊重民众和社会“中介机构”本身自治能力、确保政府职能不错位和越位的社会公共治理生态，还远未真正建立起来。如在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上，当前地方政府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错乱不清，往往既是基金监管者，又是它的委托人，既是基金的投资人，又是直接的资产管理者。在这种职能职责的错位混乱之下，社保基金的合理高效利用几乎成为不可能，频繁出现诸如“大量结余”、“挪用”、“管理成本高昂”、“收益率低下”等不正常的社保基金管理怪相、乱象，当然不足为怪，也不可避免。
陆新之：拯救企业家的三个层面
商业观察家陆新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一家企业的盛衰，往往与其中的企业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一个能干的企业家，能够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能够创造数以亿计的利税，可以说是社会之福。而一说到拯救企业家，往往立足于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优惠，包括贷款和政策，这对于稳定企业的正常经营很重要。其二是舆论上的适当平衡。现在媒体上经常充斥着以审判嫌疑人的态度对待企业家的文章，这种视角有时候失诸严酷。诚然，很多企业家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明星效应，有很多不合适的言行。但是，过分的棒杀如同过分的捧杀一样，都不利于企业家的生态环境发展。陆新之表示，需要强调的是第三个层面，即除了金钱和道德话题之外，由法理上制度上拯救企业家的这个范畴。
点评：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中国企业家形象的集体陷落让人扼腕叹息。这显然折射出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过，诚如陆先生所言，能干的企业家是社会之福，拯救企业家，尤其在企业家精神尚未成熟的时日里，从法理上制度上拯救企业家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周飙：财产申报是低成本的廉政制度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周飙日前发表文章指出，财产申报制度之所以能在各国无异议地成为通行制度，除了因为反对者提不出体面的反对理由，更因为它的确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机制；与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它有效地借助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知情者与公众的舆论监督，可以大大节省政府为廉政而建立庞大的监督、调查和执行机构所带来的高额行政费用。财产申报制所带来的透明度，一方面把腐败行为赶入黑暗而高成本的地下状态，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纪检机关打击腐败。这一制度，虽然不会消除腐败存在的基础，但因为提高了寻租的成本，从而减少腐败行为。无疑，这是值得期待的好制度。
编辑：张小玲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坚决反对把国有股分给全体居民，原因是这种做法可行性很低，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暴富。厉以宁解释说，国有股是全民的资产，但全民资产究竟怎么用，应该要考虑到可行性问题和它的后果问题。如果把国有股分给居民，由于信息不对称，结果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暴富。另外，这种“均贫富”的方法其实并不公平。他主张把国有股的一部分化作社保基金。国有股既然是全民所创造的，而社保基金又是用之全民的。社保基金的特点就是给最需要的人，穷人各种福利的享受就多一点。所以，这可能是更有利的一种方式。
点评：近来，似乎不少专家学者都对“发放消费券”、“均分外储”之类的“均贫富”建议意兴盎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美好愿景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厉以宁教授也再次提醒我们：均分并不代表公平，除了均分，也许我们需要探索其他更好的方式——此如，他提出的用部分国有股化作社保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王雨本：兴办国企拉动内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雨本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完全可以主动地、理直气壮地通过兴办国有企业来拉动内需。兴办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力量，而且可以增加社会产品，扩大就业，进而拉动内需，抵御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国有企业实现政府用其他间接手段难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例如，为了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行，国有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私人企业无力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早已今非昔比，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练，我国为拉动内需而需要兴办的国有企业，是按照市场主体要求构造的国有企业，是能够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国有企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如果今天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应当不会重蹈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的覆辙。兴办国有企业绝不是历史的倒退。今天的国有企业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可以也应当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点评：毋庸置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国有企业得以不断成长壮大，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要拉动消费，国有企业也许能够增加社会产品，扩大内需，但却可能调整不了经济结构——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茅于轼：房地产业要做战略调整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房地产业应该在战略上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否则将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他提出了对未来房地产业战略调整的初步设想。第一，将房地产业纳入社会福利保障网络体系，国家规定对每一个公民享有购买最低平均住房面积的福利价住房。这一平均住房面积，可以低于成本价，但不宜超过成本价。购房者购买超出最低平均福利住房面积部分，按照市场价付款。第二，建立政府垄断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机制，一是政府在现有基础上，更加严格地垄断“地根”；二是政府从土地规划、购买、销售、使用上制定严格的规范，防止土地低价、无序流入少数群体手中。第三，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抑制投资购房。这一做法主要是政府对购房者二次出售房屋加征税收，从而降低投资购房利润空间。第四，推行多套住房地租制。在国家保障公民有一套住房的基本社会福利政策外，对于购买两套以上多套住房的，每年征收一定的土地资源占用费，即征收地租。
董文标：应盘活农村现有存量资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资金从农村抽到城市这种“资金农转非”的状况必须改变。建议从产权政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上加大力度进行改革，鼓励资金留在农村，甚至从城市流向农村。在产权政策上，盘活农村现有存量资产，是彻底解决农村资金短缺、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环节，建议选择若干地区进行试点。据初步统计：目前农村居民7.3亿人，人均住宅面积约30平方米，价格大约在每平方米600元至800元，这块存量资产大约在13万亿元至18万亿元；农村耕地18亿亩，若按目前每亩6000元至16000元征地补偿中间价计算，这块存量资产大约在20万亿元。由于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近40万亿元存量资产没有进入流通和周转过程，这可能是农村资金短缺最根本的原因。董文标建议，对农村农民住宅资产加速产权明晰工作，尽快为农民颁发产权证以盘活这块存量资产，对耕地经营权也应向农民颁发经营权证书，允许农民以经营权证进行投资入股，成为农业化公司或合作机构的股东。
张贵峰：看病难报销与医保基金睡大觉
媒体评论员张贵峰近日撰文指出，一边是长期困扰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一边却是专门用于医疗保障的医保基金被大量结余、闲置——“花不出去”。地方政府正是包括医保基金在内的主要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者和责任人，如果医保基金不能充分足额地花在参保者的医疗卫生需求上，地方政府显然难辞其咎。若更深一层剖析，“医保基金大量结余”所能证明的其实不只是“地方政府失职”，同时也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因为，从世界其他许多社保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直接参与、置身于医保基金的具体管理经营，原本就不该是现代政府应有的职能。目前在中国，充分尊重民众和社会“中介机构”本身自治能力、确保政府职能不错位和越位的社会公共治理生态，还远未真正建立起来。如在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上，当前地方政府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错乱不清，往往既是基金监管者，又是它的委托人，既是基金的投资人，又是直接的资产管理者。在这种职能职责的错位混乱之下，社保基金的合理高效利用几乎成为不可能，频繁出现诸如“大量结余”、“挪用”、“管理成本高昂”、“收益率低下”等不正常的社保基金管理怪相、乱象，当然不足为怪，也不可避免。
陆新之：拯救企业家的三个层面
商业观察家陆新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一家企业的盛衰，往往与其中的企业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一个能干的企业家，能够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能够创造数以亿计的利税，可以说是社会之福。而一说到拯救企业家，往往立足于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优惠，包括贷款和政策，这对于稳定企业的正常经营很重要。其二是舆论上的适当平衡。现在媒体上经常充斥着以审判嫌疑人的态度对待企业家的文章，这种视角有时候失诸严酷。诚然，很多企业家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明星效应，有很多不合适的言行。但是，过分的棒杀如同过分的捧杀一样，都不利于企业家的生态环境发展。陆新之表示，需要强调的是第三个层面，即除了金钱和道德话题之外，由法理上制度上拯救企业家的这个范畴。
点评：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中国企业家形象的集体陷落让人扼腕叹息。这显然折射出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过，诚如陆先生所言，能干的企业家是社会之福，拯救企业家，尤其在企业家精神尚未成熟的时日里，从法理上制度上拯救企业家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周飙：财产申报是低成本的廉政制度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周飙日前发表文章指出，财产申报制度之所以能在各国无异议地成为通行制度，除了因为反对者提不出体面的反对理由，更因为它的确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机制；与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它有效地借助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知情者与公众的舆论监督，可以大大节省政府为廉政而建立庞大的监督、调查和执行机构所带来的高额行政费用。财产申报制所带来的透明度，一方面把腐败行为赶入黑暗而高成本的地下状态，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纪检机关打击腐败。这一制度，虽然不会消除腐败存在的基础，但因为提高了寻租的成本，从而减少腐败行为。无疑，这是值得期待的好制度。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