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股民认为，股市转变的最大缘由是政府以“先辟谣后出台”的方式，把证券交易的印花税从0.1％调整到0.3％，为此颇有怨言。而政府则认为之所以采取这一工具，关键还在于疯狂的投资信心造成中国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出其不意的目的，恰恰是为了防止市场对政策作用的非正常消耗。如果不采用相应的政策调节工具，市场的上涨可能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但问题是这一偌大的泡沫迟早都是要破灭的，而破灭之后再要重建投资者的信心又谈何容易?一个股民失去的可能是回到起点的财富水平，但政府面对的却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的崩溃。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国的崛起都是要经历股市泡沫的崩盘之后才能形成，比如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正是经历了18世纪的“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才成就世界大国的地位；美国也恰恰是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才崛起的，而上个世纪90年代NASDAQ的网络和信息技术股的泡沫，不但没有削弱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而且更加稳固了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霸主地位。更有甚者还暗示，这次政府对中国牛市的人为打压，可能会使得中国再次从供给面上错失资本金融市场发展的良机。
　　从纯粹的市场意义上来看，股市的繁荣确实也能带动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但股票的价值本身也必须依赖于产品市场。离开了产品市场的同步跟进，那么很容易产生虚假的股市繁荣。突破4000点的股市尽管从供给面具备了解决长期以来中国资本金融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未必就是充分条件。
　　在我看来，股市的繁荣更加需要的是投资者成熟投资理念的微观基础。脱离了这些微观基础，突破4000点的股指很可能是个伪命题，是一个疯狂投资者所造成的非理性股市繁荣。而且，英国、美国当初股市崩溃之后反而能引导整个国家走向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大繁荣，深层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股市泡沫本身，而在于经过崩盘洗礼之后的民众，开始懂得理性稳健投资对于整个国家股市繁荣的重要性。中国的股市依然还是那个股市，而投资者的微妙心理变化会对中国的整体股市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真实的与虚假的股市繁荣，其实也只在毫厘之间而已。如此一来，我们应该能明白股市的繁荣需要的是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但更加需要的是这些投资者成熟的投资心理。
　　
　　(摘自《证券市场红周刊》2007.6.9)